CEPA十三年：由「正面清單」到服務貿易自由化 內地累計受惠進口貨物750.4億元，198家香港廠商享受零關稅優惠

截至2017年5月31日，CEPA協議實施的十三年間，內地累計受惠進口貨物750.4億元，港方共計簽發15萬份香港CEPA優惠原產地證書，前後共有198家香港廠商享受了零關稅優惠。

6月28日，內地與香港「CEPA協議家族」又新添兩名成員――《CEPA 投資協議》和《CEPA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2003年，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CEPA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與內地進入「後CEPA時代」。此後的十餘年，內地與香港陸續簽署 CEPA 協議的多項補充協議，CEPA 協議家族成員擴至10多名。在香港回歸20年的歷史上，CEPA 有著重要地位。兩地簽署CEPA協議以來，實施貨物貿易零關稅，擴大服務貿易市場准入，實行貿易投資的便利化，經貿合作得到了更快、更好的發展。

據深圳海關發布的一組數據，截至2017年5月31日，CEPA協議實施的十三年間，內地累計受惠進口貨物750.4億元，港方共計簽發15萬份香港CEPA優惠原產地證書，前後共有198家香港廠商享受了零關稅優惠。

當然，針對香港廠商貨物出口的零關稅優惠只是CEPA協議的一個方面，CEPA時代值得關注和思考的還有更多。

曾經參與編撰CEPA協議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左連村表示，CEPA過去十幾年毋庸置疑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還是面臨一定局限性，因此國家提出搞自貿區、大灣區建設等作為促進內地與港澳交流的補充，這些政策和規劃都是不斷發展、不斷補充的，是一個系統工程。

由「正面清單」到「負面清單」

2001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類自由貿易區」構想，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後，經過有關部門一系列的磋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正式簽署。根據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的說法，「CEPA明確在內地全境給予香港最惠待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指出，CEPA協議實行對香港經濟幫助很大，比如其直接結果之一「自由行」政策的落地，促進內地遊客赴港旅遊休閑，極大地推動了香港的服務業發展。

有數據顯示，在2003年「自由行」政策開始落地後的十年里，通過個人游來香港的內地遊客接近八千萬人次，這為香港帶來相當於其2012年地區生產總值1.3%的增加值，創造就業崗位超過11萬個，並直接使旅遊業成為香港的十大支柱產業之一。

但CEPA早期並非是全境落地，廣東成為中央政府批准的先行先試地區，在2003年初始協議修訂之後的每年裡都有補充協議出台，在這些協議中一個醒目的備註是，廣東成為內地放寬准入行業的先行先試區。

有研究者在綜合多項指標分析後指出，語言、經濟實力、距離對CEPA協議發揮效果有著重要影響，與香港同屬粵語方言區，經濟實力居全國前列，且距離港島最為接近，這一系列因素給了珠三角地區探索CEPA協議先行先試的便利條件。

據廣西自治區商務廳港澳台處處長張思奇的《廣東推進CEPA 先行先試經驗的調研報告》，到2014年，中央政府累計批准廣東CEPA先行先試147條政策，涉及金融、教育、醫療等26個領域，其中對香港79條。

但另一方面，從補充協議中可以看出，CEPA這一階段仍然採用的是「正面清單」模式，內地對港企具體投資領域做了限制性規定。2003年之後出台的十條補充協議，就是在初始協議的基礎之上，對開放投資領域的連續補充。例如，2004年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將開放領域擴大到內地的專利和商標代理、文化娛樂、信息技術等多個領域，2006年的補充協議三則擴大到建築、運輸、會展等領域。

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14年底，中央政府與香港政府簽訂《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下稱「CEPA廣東協議」），引進「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

而6月28日簽署的 《CEPA投資協議》，則將「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引入內地與香港經濟交往的投資領域。該協議是一個內容全新的子協議，全面涵蓋投資准入、投資保護和投資促進等內容，對接國際規則，兼具兩地特色，開放程度高，將為兩地經貿交流與合作提供更加系統性的制度化保障。

左連村指出，「負面清單」的實行是在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實驗之後，也是對前面「正面清單」的補充。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光南，曾是主持內地在廣東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負面清單」編寫的專家。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正面清單」准入的階段，CEPA存在優惠待遇面窄的問題，比如在其覆蓋的服務行業中，近半數行業簽發證明書的數量為零。

也是在此種准入模式之下，CEPA的實際開放度要小於文本開放度，港企在進入前，不僅審批手續繁瑣，還由於相關條文不明確的緣故，企業進入風險較大。這些問題一直為人所詬病。

左連村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是兩種不同的管理手段，並無優劣之分，WTO規則也是採用的「正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在發現「正面清單」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後，新版CEPA協議拿出「負面清單」的手段作為補充。

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

2015年3月，新版協議正式實施，廣東出台多項配套文件，計劃通過商事制度改革、企業投資管理制度改革和外商投資管理制度改革，重構與「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相一致的制度體系。

更重要的是，此次協議的「升級」更加偏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政策顯示，除了少數領域之外，香港的服務提供者在「CEPA廣東協議」內投資領域設立公司將不再受審批。這也就是說，香港企業的服務業貿易准入將由此前的事前審批，變為事實上的事後監管。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撰文稱，服務業是香港經濟的基石，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九成，而內地對香港服務業的進一步開放，除了有利香港業界開拓內地龐大的市場外，還為香港經濟注入了持續發展的動力。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崔衛傑指出，中國內地新一輪的對外開放，勢必是以服務業為主的對外開放。現有的對外資限定的負面清單，多數都涉及服務業，因而未來負面清單縮減、限制放開的重點也將是服務貿易。

新簽署的CEPA投資協議也印證了這一判斷。CEPA投資協議的負面清單，在非服務業投資領域僅保留了26項不符措施，而剩餘開放空間大部分在服務業領域。而《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既包括對CEPA的補充，也包括了根據兩地經貿實際需要提出的新的合作內容。《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涉及深化兩地在金融、文化、中小企業合作、知識產權合作等重點領域的合作，同時新增了「法律及爭議解決合作」和「會計合作」條款，也屬於服務業領域。

事實上，此前的粵港合作中，香港就主要承擔著提供優勢服務的角色，CEPA協議之後，內地就計劃向香港開放服務業，只不過一直是局限在物流、諮詢等少數領域。

作為規劃香港與內地合作的基礎性文件，2010年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在經濟、社會、文化、民生方面對廣東省和香港兩地的角色分工進行了定位，明確提出要發揮香港服務業和廣東製造業優勢，形成國際一流的現代產業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

這背後的邏輯是，對處於製造業轉型關鍵期的內地，香港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的進入顯得尤為重要--香港在物流、金融方面以供應鏈管理和現金流管理等方面的先進業態示範，毫無疑問將大大促進內地製造業的標準化。

張光南認為，香港強於金融、物流等專業服務，而這恰好是內地尤其是珠三角製造業所需要的。未來，可探索香港服務+珠三角製造的模式走向全國市場。

就目前廣東的探索經驗來看，2015年底已有13個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示範基地獲批。例如《廣州市南沙新區條例》就顯示，南沙新區在金融、投資、醫療、法律等多個領域被允許與香港合作開展先行先試，深圳前海獲批的《支持前海開發開放政策》、珠海橫琴的《橫琴新區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等都為香港服務業在本地的發展大開方便之門，地方紛紛出台扶持政策「慷慨解囊」。

市場期待的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逐漸豐滿，粵港兩地的經濟合作將更加清晰和深入，粵地製造業轉型升級迫切需要的現代服務業，如金融、物流、資訊和專業服務，將隨著香港優勢服務業在現有開放框架下的不斷進入得到填補。

不只是廣東，2016年6月1日《內地與香港CEPA服務貿易協議》正式執行，這意味著CEPA協議由此前廣東局部地區的探索試行，開始擴展至內地全境實行。張光南此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從已有的實踐來看，廣東與香港的合作主要在金融服務、專業服務、醫療健康等方面，內地其他省份可參照自身的比較優勢，與香港展開深度合作。

張玉閣認為，想要CEPA協議發揮更好的效果，下一步是內地做好自己的供給側改革，在商事登記、公司成立以及行業市場准入限制等方面優化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促使內地與香港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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