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榨乾蔣介石：中國如何變成蘇聯的盾牌？

1929年7月，國民政府東北當局試圖強行收回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引發中蘇之間的"中東鐵路戰爭"，至此，中蘇之間進入斷交狀態。

在這個過程中，遠東的形勢和蘇聯內部局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出於對國民黨"赤化"印象和"革命外交"的恐懼，日本軍方對華干涉呼聲不斷抬頭，北洋時期堪稱良好的中日邦交急劇惡化，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矛盾已然不可調和；另外，在1927年12月召開的蘇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徹底擊敗黨內對手托洛茨基等人，鞏固了自身的領袖地位。

隨著局勢的轉變，斯大林吸取了此前的教訓，並開始採取更加可靠的措施來推進對華政策，這個轉變主要體現在兩個地方。一方面，蘇聯改變了從前依靠軍閥或者民族主義力量在中國輸出革命的策略，開始扶持中國gcd這個他認為更加可靠且可控的政治力量推動中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另一方面，蘇聯公開背棄了此前革命外交原則，仿照沙俄式的帝國外交，在中國北部邊疆地區建立勢力範圍並與其它列強做利益交換。

1928年，蘇聯公開違背1924年中蘇建交時所簽協定《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五條中"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和"逐步撤軍"的承諾，增兵外蒙，並以蘇聯經濟模式、語言文化和意識形態改造外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當蘇聯得到日本政府尊重自身在北滿和中東鐵路利益的承諾之後，蘇聯政府於10月29日突然宣布對日本在東北的行動採取"不干涉政策"，此後，蘇聯不但拒絕譴責日本的侵略，還在中東鐵路以半價運費運輸北進的日軍。

1934年初，斯大林應新疆軍閥盛世才所請，趁亂出兵新疆，幫助盛世才消滅了國民政府將領張培元的軍隊和回部冒險家馬仲英的軍隊，控制了新疆，形成了類似於在外蒙的實質佔領局面。

盛世才是一個毫無節操的地方軍閥

儘管蘇聯對中國的態度談不上友好，但是由於"九一八事變"之後西方列強作壁上觀，在中日矛盾日趨激烈和圍繞著"滿洲國問題"爭奪話語權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與蘇聯實現和解。

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290次會議速記錄》，九一八事變之後僅僅五天的1931年9月23日，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上，即有人提出聯俄建議："我們（國民黨政府）現在對俄國還是可以復交的。除俄國之外，沒有人會來幫助我們的。這也不是說俄國獨厚於中國，因為日本是中俄兩國共同的敵人。蘇俄遠東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衝突的"；1932年2月，日本又發動了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變，1933年2月日本入侵熱河，該年3月日軍入侵長城關隘，1935年12月日本策動華北自治，1936年11月日軍入侵綏遠，而面對日本的入侵，西方大國僅做口頭同情而無實質行動。面對日本的重重壓迫，"和蘇拒日"逐漸成為中國各界迫不得已的選擇。這種心態，就像日本外交文書《村井致芳澤電》中所言，"在一般中國人中間，日益流行著這樣一種論調：既然全世界面臨日本的武力侵略卻對中國毫無作為，中國除和蘇之外別無出路；中國與其屈服於日本的武力，不如同共產主義合作。"

更重要的是，1932年3月日本扶植下滿洲國在被日軍佔領的東北成立，該年9月日本承認滿洲國獨立，不僅摧毀了國民政府內部聯日拒蘇的念想，更迫使國民政府陷入了外交承認爭奪戰的漩渦之中，而在東北影響力舉足輕重的蘇聯也成為國民政府亟需爭取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面對蘇聯外長李維諾夫"蘇聯雖無即時承認滿洲國之意，但亦不敢為長時間之保證"的威脅（註：1932年9月《中俄復交問題》），國民政府被迫放棄1924年《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的原則，默認了蘇聯對外蒙和新疆控制的既成事實，並在1932年12月12日，與蘇聯無條件復交。

對於如此苦澀的現實，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倭患急而俄患緩，但俄患大而倭患小。"一句話，道出了俄日交侵下中國弱國外交的苦澀。

斯大林對國民黨的外交利誘

儘管中蘇之間在1932年實現復交，但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斯大林，都對"中蘇聯合抗日"不報熱情。

實際上，對於與蘇聯的聯合，國民政府可謂疑慮重重。由於熱衷於輸出革命的蘇聯在國際社會中備受敵視，國民黨與蘇聯的接近不能不考慮其他列強的感受：國民黨大佬吳稚暉曾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對俄太接近是否失英美之同情亦要考慮。"蔣介石則在致何應欽等人的電文中亦有同樣看法，"（聯蘇）則列強對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另外，蔣介石始終憂慮與蘇共的聯合，將為蘇聯壯大中共提供契機，據陳公博《苦笑錄》記載，蔣介石認為只有在打敗中共之後方能考慮與蘇聯在抗日問題上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從1931年到1934年初，國民黨對"聯蘇抗日"實際上並不感冒。

同樣，斯大林對"聯華抗日"，剛開始也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據日本外務省《日蘇交涉史》記載，「滿洲事變當初，蘇聯政府雖標榜中立與不干涉方針，卻同意由中東路運輸日本軍隊，在呼倫貝爾事件時，對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蘇聯政府鑒於事變之進展，於昭和六年（1931年）末向我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自此以來，彼一有機會即反覆重申此議。」「蘇聯政府自滿洲事變爆發當初即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至今與我帝國之間未發生任何不愉快之事。就日滿蘇三國關係而言，實在是可慶可賀。」從斯大林對日本佔領滿洲之後的最初態度來看，他並不願與日本陷入對立狀態。

但是，局勢的不斷演變，使得蔣介石與斯大林的接近成為可能。

1933年11月，美蘇正式建交，國民政府不再擔心與蘇聯的接近，可能對中美關係造成的破壞；1934年10月，蔣介石對中共蘇區的進攻取得重大突破，中gong對蔣介石政權的威脅急劇削弱；更重要的是，日本不斷加劇的侵略，也讓蘇聯對中國的支持變得日趨急迫。

而斯大林面臨著的局面也同樣日益複雜。1933年1月30日，極端敵視蘇聯的德國納粹黨黨魁希特勒取得了國家政權，並很快消滅了歐洲除蘇聯以外的最大反對黨——德國gc黨。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德國國力急速攀升，對蘇聯構成了嚴重的外部威脅。同樣，隨著日本國內「以下克上」的外交行動日趨激進，在相互敵視的意識形態和難以調和的國家利益推動下，日本對蘇聯的敵意也急劇攀升：從1933年4月起，日本圍繞著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不斷挑釁，並在北滿多次集結軍隊，威脅蘇聯，最終迫使蘇聯在1935年3月將中東鐵路賤賣給日方，此舉嚴重損害了蘇聯在遠東的利益；與此同時，圍繞著滿蒙邊境問題，蘇日之間邊境武裝衝突不斷，從從1935年1月起，蘇日之間共發生多次軍事衝突，且規模逐步升級；1936年11月，日本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以蘇聯為假想敵的《反共產國際協定》，日蘇關係急劇惡化。

1934年夏天，國民黨剿共戰爭接近成功之時，蔣介石即派主張聯俄的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以私人名義，試探蘇聯方面的合作意向；根據莫斯科外交檔案記載，1935年7月4日，《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簽訂後不久，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受蔣之託，拜會蘇聯駐華大使，並明確提出："蘇聯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國簽訂互助條約？"

對於斯大林來說，為了避免在德日兩強的包圍下陷入孤立無援、兩線作戰的境地，他必須嘗試從過去的對手中尋找盟友或者盾牌。1935年5月，斯大林與他宿敵之一的法國，簽訂了防範德國的《蘇法互助條約》，標誌著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轉向；1935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一改過去對西方大國和國民政府的敵視，號召各國gcd建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8月7日，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會議精神下做了報告，稱："中國gcd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應……準備參加進去組成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願與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撇開在其他重要問題上的分歧"，此次會議，被蔣介石政府視為斯大林對華政策的轉變信號；到了1936年12月16日，面對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被擒、中共意圖殺蔣的複雜局面，斯大林親自給中共發電，命令中共保全蔣介石的性命，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國共抗日戰線的形成製造基礎。斯大林的這些舉措形成了中蘇關係迅速走近的基礎，使得中方對中蘇結盟抗日抱有幻想。

不過，斯大林的對華政策，並非如國民黨所期望的"中蘇合作抗日"，而是想方設法使日本陷入對華戰爭的泥潭，解除蘇聯東西兩線作戰的威脅。關於這一政策的目標，斯大林在1940年底對派華蘇聯軍事代表團團長崔可夫將軍（VasilyChuikov）的談話中，說得非常明白："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時避免兩線作戰。"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在華北和上海地區同時發生大規模戰事，為了防止蔣介石政府因作戰不利與日本妥協，出現類似於先前一二八抗戰和長城抗戰中短暫衝突的局面，並將中日戰爭擴大化、長期化，斯大林可謂煞費苦心。

8月21日，淞滬會戰爆發一周後，斯大林與國民政府簽訂了中方長期渴望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此舉不但增強了中國的抗戰信心，且防止了國民政府與日妥協之後聯日攻蘇的可能；據中華民國史料初編中關於抗戰史的記載，1937年11月11日，日軍進逼南京，斯大林和蘇軍元帥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親自會見中國訪蘇代表團團長楊傑，以"蘇聯即將參戰"為餌鼓勵中國繼續對日作戰：伏羅希洛夫稱："蘇聯參戰，目前積極準備，其時期故難定，但可以告訴君者，準備已快了。"當晚，楊傑又與斯大林長談達四個小時，斯大林告訴他："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良好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與日開戰。"

斯大林的保證，讓淞滬戰役失敗後陷入絕望的蔣介石將「蘇聯的出兵」視為救命稻草。1937年11月30日,日軍乘勝進軍南京，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中國……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在蔣介石給南京戰役中方指揮官唐生智的電文中，亦有："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蔣期盼的"內外形勢必一大變"的"外"，即是斯大林的保證。

不過，1937年底，蔣介石對"友邦蘇俄"的期盼與1896年李鴻章對沙俄許諾的期盼一樣，斯大林的"仗義興師"的宣戰終究沒有到來。蔣介石向斯大林求援之後的十三天，日軍攻入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日之間的局部衝突開始迅速擴大化，隨後，日軍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更使得這場戰爭變成了不死不休的血仇戰爭，再無轉圜餘地。

蘇聯援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崔可夫，指揮斯大林格勒會戰，著有《在華使命》

自此，日本龐大的陸軍部隊被牢牢地拴在了中國的戰場上，再無北向進攻蘇聯的實力。斯大林成功地用他的外交手段捆住了日本人的雙手，其最終效果就像蘇聯駐華最高軍事顧問崔可夫將軍在《在華使命》一書中所感嘆的那樣："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蘇德戰爭），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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