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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西:從此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回憶1977年我的高考

這是2000年7月7-9日高考期間,我根據下鄉當知青時的日記寫的一篇回憶文章。曾收入2001年出版的拙著《風中蘆葦在思索》。17年來本文多次在網上發表。今天再次推出,我只是將文中的時間改動了一下,比如將「二十多年前」改成「四十年前」,其餘的文字都沒動。

我是恢復高考的受益者,無論現在我們對高考有多大的意見,或者說,無論現行高考制度有多少弊端,高考本身是不能否定的,畢竟它相對公平。我認為,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高考制度不能取消,只能改進或改革。有年輕人天真地認為「文革」期間取消了高考甚至沒有考試的教育多麼多麼好,我以過來人的資格寬容地說,這至少是一種無知。

有高考必然有應試(「應對考試」),這無可厚非。我多次說過,今天再次重申——應試成績是素質教育成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高質量的高考(中考)成績,所謂「素質教育」就是一句空話;但「應試」不等於「應試教育」——至今還有人將二者混為一談。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重要甚至唯一的區別在於,前者的成果必然包含但遠不僅僅是應試成績,而後者的成果則只有也僅僅是應試成績。弄清楚了二者的本質內涵,便自然明白:肯定「應試」不等於讚美「應試教育」,抨擊「應試教育」不等於否定「應試」。

我想我已經把「應試」「應試教育」「素質教育」等概念的內涵說得很清楚且很通俗了。

好,請聽我講我當年的高考故事。

1977年10月21日那個秋天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樣久久地躺在床上不願起來,因為我的耳邊放著一個收音機,我正在收聽中央台的新聞。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那天早晨我聽到的一個消息,改變了我後來的命運——

教育部決定恢復高考招生制度!

但是,說實話,那天早晨的這條新聞並未讓我激動。因為在我看來,考大學離我實在太遙遠了——非但遙遠,甚至還使我很反感。記得高中畢業前,班上我的一位好朋友李幼和對我說:「李鎮西,如果在『文革』前,像你這樣的成績,考大學肯定沒問題!」當時,我很嚴肅地對他說:「你怎麼這樣說呢?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我們剛剛批判了17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啊!你怎麼竟然還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不否認他的善意,但我感到他至少是無意中侮辱了我。當時,我就是那麼單純,一門心思想著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到廣闊天地里去戰天鬥地。考大學在我當時的心目中,不但是件遙遠的事,而且是一件可恥的事。

可是,正在聽新聞的時候,一牆之隔的女知青卻把薄薄的牆壁捶得砰砰響:「李鎮西!快起來,快起來,考大學了!考大學了!」她們當然是在開玩笑,嘻嘻哈哈,誰也沒有把這真當成一回事。起床以後,知青們碰見我,也開玩笑道:「李鎮西,考大學啊!」我也回敬道:「你才考大學呢!」

之所以他們都把這條新聞和我聯繫在一起,是因為當時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農場惟一一個不但愛讀書而且又會寫點大批判文章的人。

從那天起,幾乎每天我都會聽到我所在的公社誰誰回家複習去了的消息。但我所在的農場卻沒有人動作,只是從農場領導到一般知青朋友都一致認為我應該去考,他們都紛紛勸我「試試」。農場書記對我說:「如果你都不去考,那農場就沒有人可以去考!」我的朋友程義超也說:「如果我有你的條件,我肯定毫不猶豫就去考了。」

但我仍很猶豫。一來我對自己缺乏信心,不知道考大學的深淺,擔心自己如果考不上會被別人笑話;二來我不相信這次高考改革真的會杜絕「走後門」之類的事,我初中畢業升高中時,就是因為工宣隊走後門硬把我擠下來了。不過,這時,我已經不反感考大學了,只是在心裡猶豫著,拿不定主意。

漸漸地農場也有人回去複習了。每走一個,都增加我一份壓力同時也增加一份誘惑力。特別是看著那些實力明顯不如我的知青居然也有考大學的勇氣,我的自信心似乎也增添了一些。管他的,還是去試試吧!我這樣告誡自己。

離高考日期——12月9日還有一個月的樣子,我終於決定還是回家與母親商量一下。

記得我是11月7日那天回到家裡的。我對母親說起考大學的事,母親說:「你還是去試試吧!我已經給你抄了一些複習題,你看看吧!」說著她拿出幾張紙來,上面寫滿了許多代數題。我仔細看了看,這些題其實對高考並沒有多大作用,但我還是很認真地把這幾張紙放進了我的書包里,因為我明白,上面寫滿的是母親的一個夢想。她當時還對我說了這樣幾句話:「盡量考吧,考不起也不要緊。試一試嘛!不過,如果你真能考上大學,我睡著了都要笑醒!」

我開始籌劃複習。首先我要確定自己是考文科還是理科,幾乎在提出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就不假思索地決定報考文科,而且一定要考文學專業。當年的文科考試科目是語文、數學、歷史、地理、政治。那時不像現在,各種《高考指南》《高考模擬題》之類的複習資料令人目不暇接。那時對我們來說,除了僅存的課本,再沒有其他任何複習資料。報考文科,語文當然是重點,但我實在沒法複習,語文內容浩如煙海,從哪兒下手我都不知道,只好不複習。政治也是這樣,沒法複習,乾脆就不複習。剩下的便只有數學、歷史和地理三科了。我自己這樣安排時間:每天早晨起來背歷史、地理;白天複習數學。

冬天的早晨十分寒冷,可無論多冷,我都準時在6點起床,然後將吃飯用的小木桌支好,將歷史書或地理書翻開,開始背!屋子外面是一片漆黑,夾雜著濃霧的寒氣從窗戶的縫隙中襲進來。稍微坐一會兒就會感到兩腳僵冷,翻書的手也是麻木的。於是,我不得不站起來,一邊捧著書念念有詞地讀著、背著,一邊在屋子裡來回踱著……我讀中學時所學的歷史和地理內容都不算多,教材也是薄薄的。我先將書通讀一遍,然後,將我認為需要背的內容用筆勾畫出來。這樣,每天天亮的時候,我都能背一些東西。很有成就感。

數學要複習的內容可就太多了。整個中學五年所學的數學要想在這一個月內複習完是不可能的。我採取的戰術是:還是先通讀一遍教材,將基本的概念、定理、公式記一記,然後,從初中第一冊開始做教材上的練習題。我知道我不可能將題做完,但我想做多少算多少,做一道題就有一道題的收穫。總比不做好。

現在想起來,那時我真如同一隻無頭蒼蠅,只知道亂撞,沒有人指點,沒有人答疑,也沒有任何複習資料,完全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索。當然我偶爾也與同在複習的朋友交流交流,比如,遇到難題,我就去找我的好朋友姚思俊一起探討。有一次,我還跟他一起到三中去請教過段華文老師呢。正是在那次請教中,我了解到縣革委、軍分區的一些領導幹部常常派小車來接段老師去為他們的孩子輔導功課。當時,我在羨慕那些幹部子女的同時也更加自卑了。

在複習期間我因填報志願回過一次公社。現在想起來,我惟一的一次填報高考志願真是草率得可以。在公社的大門的土牆上,貼了好幾張廢報紙,上面用歪歪斜斜的毛筆字寫了省內一些大專院校的名字;好像是公社一位專門管知青的同志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張表,叫我們填志願。他特別囑咐我們:「要慎重啊,這是關係到你們一輩子的事!」但面對牆上不多的幾所大學,我們再怎麼「慎重」都是有限的。按規定可以填三個志願,我的第一志願填的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第二志願是「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第三志願是「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在當時列出來的學校中,四川大學是最好的,我當然將其列在第一志願,雖然當時我就感到沒有把握考上。其餘兩個之所以我全填師範學院,是因為當時我天真地認為,我父母都曾經是教師,那麼在錄取時我可能會因此而得到一些照顧——後來才知道,其實根本沒有任何「照顧」。就這樣,我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把現在看來也算是人生一件「終身大事」的事兒給決定了。然後,我又回去繼續複習了。

一個月的複習很快就過去了。在這一個月時間裡,我好像複習了很多很多,又好像什麼都沒有來得及複習。心裡空蕩蕩的,沒底。不過,說實話,我當時並不緊張,因為我基本上沒有什麼思想包袱,更沒有什麼壓力。考得上是意外之喜,考不上是意料之中。反正去試一試吧!我之所以沒有壓力,是因為當時已經傳聞上面有頂替政策了,即教師可以提前退休,讓其子女頂替自己的工作。我想,如果沒考上,我就頂替我母親當小學老師吧!這樣一想,心裡當然就不緊張了。

離家赴考的前一天,我很輕鬆地在樂山城逛了逛。路過郵電局門口,我照例看了看當天的報紙——多年來我已養成讀報的習慣,即使在複習期間,也堅持每天到這裡來讀十來分鐘報,權當休息。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四川日報》上有一篇長篇通訊《一個礦工的變化——記青年工人吳秋生》,內容是說某煤礦一個叫吳秋生的青年工人,在「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如何如何深受毒害,不思進取,幾乎墮落;粉碎「四人幫」後,在黨的教育下,又如何如何「煥發了革命青春」,「揚起了理想的風帆」,進而為四化忘我工作,立志「把被『四人幫』耽誤的青春奪回來」,等等。當時,我真的很感動,我想我也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青春奪回來。

考試地點在我們公社所在區的西壩區西壩中學,離我們公社有三十多里路。記得出發的頭天夜裡,我寢室的黃俊強(他也要去參加考試)告訴我,他的一個親戚給我們找了一輛車送我們去西壩,明天早晨在公社門口上車。我非常興奮,因為這樣便可免除我徒步趕考的疲勞了。第二天我們很早就起來了,趕到公社門口一看,原來是一輛手扶式拖拉機!我疑心這不是我們的「專車」,可黃俊強的親戚一見我們就非常著急地說:「哎呀,怎麼才來?快,上車,上車!」可這「車」怎麼上啊?因為這手扶式拖拉機後面的拖斗里,已經擠滿了人!經過一番掙扎,我和黃俊強總算也擠了上去。坐是不可能的,能站就不錯了。總比步行好吧!我這樣一想,就覺得自己還是佔了便宜。

上了「車」我們才知道,滿「車」人全是去參加考試的。這樣一來,大家相互都有了一種「自己人」的感覺。誰擠著誰不但不算什麼,反而還覺得親熱。拖拉機載著一群做著大學夢的知青在破破爛爛的機耕道上「突、突、突、突」地行駛著。每遇坑窪,拖拉機就蹦一下,我們呢也就跟著跳一下,大家覺得很有趣,嘻嘻哈哈的;如果遇到轉彎,由於慣性的作用,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向一邊傾斜,於是,大家互相擁抱著以免被甩下去,同時歡快地而又異口同聲地叫著:「喔——喔——」好像我們不是去趕考,而是坐在賽車上兜風。就這樣,經過小半天的顛簸,我們到達了西壩。

考試的第一科是語文。說不緊張,其實真到了臨近考試的時候,我的心還是比平時跳得要快一些。畢竟這是從未有過的考試啊!記得那天上午,我早早趕到西壩中學,先到考室里找到我的座位坐了坐,找了找感覺,然後又走出教室,走出校園,來到河邊隨意散步,想放鬆放鬆。但實際上,心裡還是惦記著考試。語文我基本上是沒複習的,真不知道考些什麼。我忍不住還是翻開了手裡拿著的一本借來的新語文教材,無意中翻到《勸學》一課,這是我讀中學時沒有的課文。課文第一句是:「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想:「學,不可以已。」啥意思?忍不住一看注釋,我驚訝極了:這個「已」字,原來是「停止」的意思的呀!我還想接著往下看,可考試的預備鈴已經響起來了,只好收起書匆匆向考室跑去……

拿到語文試卷,我迅速掃描了一遍題,頓時心中大喜,我幾乎忍不住想高呼:「天助我也!」因為僅有的文言文考題正是解釋「學不可以已」的「已」字,並翻譯這句話——世界上竟有這麼巧合的事嗎?再看後面的作文題,是寫一篇讀後感,所提供的材料正是我不久前看過的那篇通訊《一個礦工的變化》!心情好了,信心自然大增。本來其餘的題也相當簡單,什麼判定「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所使用的修辭方法呀,什麼默寫《蝶戀花·答李淑一》呀,等等。這些題對我來說,簡直不費吹灰之力!於是,不多一會兒,前面30分的基礎知識題便被我風捲殘雲一般解決了。而且當時我就判定,這30分我絕對能得滿分!

70分的作文我也寫得相當順手,因為我用不著再仔細研讀材料,而只須考慮怎麼把我的已有的感想表達出來。我越寫越興奮,作文的結尾,我這樣「抒情」地寫道:「此刻,我抬頭看黑板上方,敬愛的華主席正用期待的目光看著我,彷彿在問我:年輕人,你用什麼來接受黨的挑選呢?頓時,我心潮起伏,熱血沸騰,豪情萬丈!我迎著他的目光在心裡說道:感謝您粉碎了』四人幫』,給了我考大學的機會。您放心吧,我一定向吳秋生同志學習,把自己火熱的青春乃至整個生命,獻給我們的四化事業,讓社會主義祖國早日富強;獻給人類解放事業,讓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這些在今天看來十分空洞、十分「社論」的語言,當時的確發自我的肺腑,以至四十年過去了,我居然還能八九不離十地背誦出來。

接下來的政治、數學、歷史、地理幾科的考試,卻沒有語文那麼順利了。政治還好一些,畢竟我一直比較關心時事,關心國家大事,所以對「先驗論」一類的名詞解釋,對「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一類的問答題,多半還有點兒譜。歷史和地理是合卷考試,考的時候,好多題我都沒答上,但考試結束後,監考老師卻對我說:「不錯,你是我們這個考室答得最好的!」最糟糕的是考數學,這本來是我花費複習時間最多的一科,可能由於緊張,第一道一元一次方程的題我解了很久,結果還是錯了。惟一比較欣慰的,是後來大家都反映最難的一道幾何題,我卻做對了。

總之,除了語文,其他科我感覺都考得不好。但是,我並沒有怎麼難過,因為畢竟我沒有對這次高考抱什麼希望。考試結束後,沒有拖拉機送我們了,我和同寢室的黃俊強一起步行30里返回楊家公社。一路上,我和他談起了我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的曲折的求學經歷,他當時笑著對我說:「但願這次你能考上!」我說:「這次恐怕不行,我把希望寄託於明年的高考。這次太倉促,不過經過這次參加高考,我總算知道了高考是怎麼回事。我回去就開始複習,明年一定要爭取考上!」

回到農場後,又恢復了一個月以前的生活規律:出工、收工。只是我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項內容,擠出時間複習功課。我聽說第二年高考將增加外語,於是,每天早晨我開始讀外語了。緊張的勞動和複習,使我漸漸忘記了剛剛過去不久的高考經歷。至於高考結果,我根本就沒有去想了。我確實把目光對準了第二年的高考。

誰知1978年元旦過後沒幾天——準確地說,是1978年1月5日,我突然接到公社的通知,叫我馬上回城參加體檢。開始我還以為凡是參加了高考的人都得體檢,後來才知道,這次參加體檢的人只是參加高考的人中很少的一部分。我不禁有些高興了:這說明我考試的成績算是比較好的,甚至是有希望考上大學的!

我興緻勃勃地趕回樂山城,母親聽說我被通知參加體檢,也十分高興,好像我真的考上了大學一樣。但到了體檢的地方——樂山人民公園,我剛剛樹立起來的自信心便被自卑所取代,因為我看見參加體檢的人大多是比我大十來歲的「文革」前的「老三屆」學生,我知道他們的文化素質和能力素質都遠在我之上,如果要說高考競爭,我無論如何也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體檢完後,我的確不敢有考上大學的憧憬。但這次體檢卻為我參加第二年的高考注入了自信:我能夠參加體檢,至少說明我還是有一定實力的,只要再經過半年的紮實複習,我一定會在第二次高考中獲勝!

又過了半個多月便是春節,節日期間,我不時聽到有人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消息。剛開始,我還能心如止水;但不斷聽到這樣的消息,我潛意識裡沉睡的慾望之火又死灰復燃了,我開始這樣幻想:萬一我也會收到通知書呢?這種想法一旦產生,便越來越強烈,到後來,每當聽到誰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消息,我都忍不住會由羨慕而產生揮之不去的自卑感,甚至煩躁不安。

記得有一天,我去新華書店看書,櫃檯上,一位剛剛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青年正把通知書拿出來給書店的營業員看。本來,我離那青年的距離還比較遠,但聽說他們在談論大學錄取的事,便忍不住慢慢向他們移動,到了那位青年的旁邊,我眼睛盯著玻璃櫃里的書,裝作在看書的樣子,但耳朵卻在聽他們談話:「祝賀你呀!真不容易!」「謝謝!我都沒想到能考上!」「什麼時候報到?」「還有一個星期。」……我實在不能控制我的眼睛,忍不住抬起頭斜視他手中的那張通知書,「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幾個鮮紅的大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離開書店很久,我心裡都還充滿酸溜溜的醋意。

當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到我也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是長春電影學院的,而且是導演專業!我覺得很奇怪:我沒有填電影學院的志願呀!仔細一想:我不是填了「服從分配」嗎?於是,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結果,腿一蹬,我醒了。在無邊的夜色中,我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春節結束後,我又回鄉下。我已經打定主意:卧薪嘗膽,拚命也要在半年後考上大學!所以,在那些日子裡,我明顯增加了每天複習的時間。

3月3日早晨,我和程義超一起回農場,先坐渡船過江,下了船便開始30分鐘的沿岸步行。一路上,我和程義超又談到了考大學。我天真地對他說:「也可能我本來是處於可錄取可不錄取的臨界線上,但主管錄取的人也許把我的名字勾了,說還是讓這個李鎮西明年再來吧!」這時,同在我們公社的另外一名女知青從後面跟了上來,參與了我們的談話。她屬於「老三屆」,下鄉已經八年。說起高考,她激憤而又滔滔不絕,她說她不相信有什麼公正錄取,她說:「一切都是假的」。她又說到她下鄉八年的艱辛,並大肆發泄對上山下鄉運動的不滿。她的「反動言論」,使我和程義超目瞪口呆。我覺得她說得好像有點兒道理,但不敢附和半句。

說著話,就來到了楊家場街上。楊家場只有一條一百米左右長的街,我和程義超路過茶館時,突然聽到裡面有人叫我的名字:「李鎮西!」我仔細一看,是同生產隊的一個知青,他接著說:「李鎮西,你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我覺得他是在耍弄我,便沒有答理他。但這時,我身後的郵電所里傳出了女營業員的聲音:「李鎮西,你的挂號信!是大學通知書!」當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程義超拉著我的手,進了郵電所。當拿著那封挂號信並看到信封上的「四川師範學院」一行字時,我知道這的確是真的:我考上大學了!

但我十分克制自己的激動。從場上到農場有一段河灘路,程義超陪著我向農場走去,他不停地祝賀我。我抑制住自己,久久沒有開啟那將改變我命運的信封。快到農場時,我才小心翼翼地慢慢啟開信封——注意是「啟開」而不是「撕開」,我確實是把信封的封口一點一點啟開的,這樣,信封打開後,封口處仍是完好如初。原來我收到信,都是迫不及待地撕開的,而對這封裝有大學錄取通知書的信,雖然我比任何時候都急於打開它,但我實在不忍心把這封珍貴的信撕壞了。所以,我抑制住內心的激動表現出了罕見的耐心。從開啟這封信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保持了「啟開」而不是「撕開」信封的習慣。

一到農場,我考上大學的事便引起了轟動。黃俊強向我祝賀,王玉彬向我祝賀,農場的其他知青和領導都向我表示祝賀。記得農場書記十分得意地向大家說:「我早就說過,李鎮西肯定能考上大學。你們看,怎麼樣?」

雖然我剛剛才從家裡返回農場,但在大家的祝賀聲中我只呆了很短的一點時間,便又往樂山趕了。在回家的路上,走在長長的岸邊,我感慨萬千:一個多小時以前,我還和程義超在這條路上一起談論高考錄取,聽那位女知青「大放厥詞」;而現在,同樣在這條路上,我已經懷揣大學錄取通知書朝著和剛才相反的方向,回家了!

當我出現在母親面前時,她很驚訝:「你咋又回來了!」「媽媽,我考上大學了!」我把通知書在她眼前一亮,母親的眼睛裡立即湧出了淚花。(母親去世已經八年,今天重新校對時讀到這裡,鼻子發酸。)

在當天的日記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誡自己:一定要好好學習,刻苦學習,把自己的一切才能獻給祖國。這樣才無愧於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這一光榮稱號!

那天晚上,我徹夜未眠……

幾天後,我回公社辦有關手續。我才得知,這次全公社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參加高考,只有兩個人考上大學——還有一個叫馬維馳,我初中的同學,他考上的是成都農機學院——後來的四川工業學院,現在的西華大學。(後來我回高中去見我的張老師,得知我畢業那一屆高中,全年級也只有兩個人考上大學,除了我,另一位是張一成,我的朋友,他考上的是重慶建工學院——後來的重慶建工大學,現在已併入重慶大學。)

懷著喜悅的心情,我回生產隊結算工分,結果,我共做了1099個工分,折算成人民幣僅41.32元,最後東扣西扣,只領到十幾元錢。然後,是遷戶口和轉糧食關係等事情。辦這一切手續,需要到生產隊、到大隊、到公社、到區里,所到之處,人們聽說我考上了大學,都非常熱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幫我開證明、蓋章。終於將所有手續辦完了,我又回農場,將事先買好的兩斤水果糖散發給各位知青朋友,在朋友們的祝福聲中,我背上裝有我行李的背兜離開了農場。

(離開知青農場前,和知青朋友們的合影。大家能找出當年19歲的我嗎?)

到了杜家場,我錯過了最後一班輪船。這意味著我今天將不能回家,又得折回農場等明天再來。但我的一顆心早已飛回城裡,怎麼也不想再回農場了。於是,我朝汽車渡船走去。按規定,汽車渡船不能載客,只運載汽車。但只要我上了某一輛汽車,還是能矇混過關的。

正巧,有兩輛貨車正在等船。我便走了過去,仰頭對最前面那輛車上的師傅說道:「師傅,搭個車好嗎?」那師傅看了我一眼,愛理不理的樣子。見他這樣傲慢,我不想對他低三下四,於是向第二輛車走去。

第二輛車的師傅見我正要開口,便說:「想搭車嗎?行!」

「謝謝!」我高興地攀上了車廂。

「下來!」還未站穩,我突然聽師傅大聲地對我說。

我心裡一驚,不由得問:「怎麼了?」

「下來坐駕駛室,上面太冷!」師傅熱情地對我說。

我非常感激他,很快下到了駕駛室,坐在了舒適的沙發上。師傅一定看到了我剛才在前面那輛車那兒遭到的拒絕,罵道:「當了個司機有啥子了不起?不管做啥子都是為人民服務嘛!」

我剛坐穩,汽車便緩緩啟動,朝渡船上開去。

我真是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了。我從背兜里抓了一把糖塞給他:「一點小意思!真的很感謝你啊!」

他看出我是回家的知青,又看了我的裝有行李的背兜,便問:「看樣子你是回城的知青?當上工人了?」

「不,我考上大學了!」我非常自豪地對他說。

「喲!不簡單,不簡單!哪個大學?」

「四川師範學院。」

「哦,在成都嘛。」隨即他又有些惆悵地說,「我的家也在成都,但這輩子我可能調不回去了!」

我聽出了他話中可能埋藏著一段曲折的人生故事,但不好細問,只是默默地聽著他嘆息……

下車時,我向他揮手告別:「你以後回成都探望父母時,歡迎你到我們學校來玩!」

回到城裡,已是滿天星斗。滿城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原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剛剛播出了五屆人大閉幕的喜訊,人們正在慶賀呢!而在我聽來,這聲聲爆竹,全是為我放的!

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已經明確意識到,從此我的人生將翻開新的一頁;但當時我卻沒有想到,我的人生之所以能翻開新的一頁,是因為在那一年,我們國家的歷史正在翻開嶄新的一頁。無論對我,還是對整個國家來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剛進大學時辦的學生證,我保存至今。學生證上記載著我的籍貫「仁壽」,年齡「19」,系別「中文」,年級「77」,班次「3」。學生證已經散架,但那雙青春的眼睛,依然在歷史深處注視著今天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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