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繭自縛」的困惑——當前行草書創作的問題

最新 06-05

張冰，1983年生於山東臨清。書法博士，師從歐陽中石先生、葉培貴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書法學專業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當代書法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出版《王獻之歷史影響之流變研究》、《中國書法名家識別圖鑑》、《楷書張猛龍碑解析》、《中國現代書法大家沈尹默卷》等多部著作，並有多篇論文散見於《中國書法》、《書法》、《中國藝術報》、《書法導報》等專業報刊。論文《從對二王的闡釋方式看清代碑學理論之構建》獲得全國第九屆書學討論會三等獎。新聞出版總署重大科技工程項目《中華字型檔》工程骨幹成員，該項目被列入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參與中央電視台地理節目部特別節目《襄陽米顛》、《瘞鶴銘》等專題片的錄製，作為採訪嘉賓解讀米芾書法。

入展第四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佳作獎」，第二屆翁同龢書法獎，首屆「書寫時代」全國名家書法展等。作品被中國文字博物館、蘭亭博物館、北京師範大學等權威機構收藏。

【張冰】宋代之後，行草書[1]幾乎成為了歷代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課。不管從審美，還是日常書寫的實用角度看，行草書都是最具感染力，影響最大的書體。以當前之書界看，行草書的創作群體依然是比重最大的。當代書法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在行草書創作中折射出來。

啟功先生在其《論書札記》中說：「風氣囿人，不易轉也。一鄉一地一時一代，其書格必有其同處。故古人筆跡，為唐為宋為明為清，入目可辨。」[2]從歷史上看，時代性確是書法發展的規律之一，每個時代都能形成一種特有的書寫的思路或風格趣尚，即時的特色。尤其是魏晉之後，當書法的發展進入逐漸擺脫文字演變的影響，主要呈現為風格延展和變化的時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區別於其他的特點。當然，我們這個時代也不會例外。正因為有這一層意義，書法表現出時代性也是當前很多書法家，書法評論家所力倡的。這似乎也成為了我們要解決的時代論題。

「時代性」看似是一個褒義詞，我們也確實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諸如形式設計、裝裱效果、筆墨表現力、紙張的效果、取法的偏和怪等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比如，在眾多的展事中出現了很多有特點的形式設計，各種顏色紙張的拼貼搭配，還包括其中作為點綴出現的小字題跋和印章，無處不體現著一種設計感；再配合獨特的裝裱形式，整體效果非常具有現代性。整個作品幾乎把能夠利用的古代書法元素全部調動起來，以求得一個視覺層次豐富、高雅脫俗的藝術效果。以致於參賽作品的競爭絕不限於純粹書寫能力一方面，而是包括形式設計等諸多因素在內的綜合能力的較量。又，歷史上每個時代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都在某一點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客觀說，時代的文化土壤決定了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能超越的！帶著對歷史的反思，我們不得不尋找這個時代的種種可能性。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書法資源要比古人豐富很多，這些資源為我們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加之又受到了「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文化取向表現出的是一種「無中主」的狀態，在這種想法的促動下，很多書法家開始尋找古代較為怪癖和非主流的書跡，避開傳統經典譜系一路，試圖以劍走偏鋒來贏得一種另類的美感，進而嘗試建立一套屬於當代語境下的書風導向。在若干種嘗試思路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更多的則是失敗的教訓。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時代賦予我們的視覺財富為我們所追求的「時代性」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而如何利用則是一個大課題了。

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當「時代性」成為一種風向標，指引甚至於左右我們的書寫思路時，我們便陷入了一個漩渦，若不及時辨清方向，我們會成為「時代性」的犧牲品。至少從當前的行草書創作來看，已經從若干方面暴露出一些問題。

當下參加書法展覽作者都在絞盡腦汁的出新出奇，以贏得視覺上的新鮮刺激，進而得到評委的認可。從近些年的展覽看，目前對作品形式的設計大概有這麼幾種套路。從組合的層面看，有不同顏色紙張的大塊拼貼組合和同一色調的小塊組合。寫在白色宣紙上的中規中矩的作品反倒顯得有些另類，淪為了「應酬作品」的式樣，也不可能出現在展覽之中。具體到細節的安排設計，會有各種書體的配合，以不同塊面形狀的小楷和印章作為調節章法的點睛之處，尤其是印章的使用頗為講究，一幅作品除了字之外，印章儼然成為了重要的裝飾手段，影響著整體的成敗。注重作品的展示效果似乎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之一，也應該引起重視。但是，現在的問題在於有些本末倒置了，過多的注重形式，甚至忽略了對文字和書寫的考究。而且，從作品布置思路來看，很多作者的審美似乎存在不小的偏向，缺乏對基本形式美感的判斷，對印章的使用也缺乏相應的修養，反倒從視覺上擾亂了作品的層次，有種瑣碎的炫目感。還有的作者大量使用小楷題跋，與正文相間，以形成鮮明的層次，但過多的加入這種元素會讓人一時分不清正文和題跋的主次，適得其反。作品的形式設計與書寫表現力應該是相得益彰的，絕不能顧此失彼，更不可本末倒置，形式設計絕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天馬行空，求新求異就能成功的，這是需要相當的色彩和平面修養為支撐的。我們既然要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索性就研究的更加深入，更加專業，不然會落得不倫不類，北轍南轅。

近幾年的展覽看下來，總覺得作者不斷的湧現，整體水平卻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自毛筆退出實用舞台之後，展覽成為了展示書法的重要平台，隨著社會對展覽的愈加重視，書法展覽的競技色彩也越來越濃。如此，作者的目的便不再集中於表現筆墨的感染力，而是如何能夠得到評委認可，入展、獲獎。於是，便有了所謂「展覽體」現象。近一段時期，大字行草的風格一直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出現過「王鐸、傅山熱」、「董其昌熱」，最近又開始出現「趙之謙、何紹基熱」。大字行草書需要相當的筆墨表現力和整體的布局把握能力，很難以花哨的形式設計掩蓋技巧的缺陷，還要照顧到評委審美疲勞因素等等。所以，總體數量相比於小字在不斷減少，總有些費力不討好。

以入展為目的，越來越多的作者發現，小字行草書加以華麗的形式設計往往成功率較高。首先，華麗的形式比較容易贏得第一印象的認可，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書寫能力的不足；其次，字數多，字形小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蓋書寫能力上的不足。再加上之前充分的準備，找一個模子直接套用，成功率自然不低。這樣的例子多了，也就形成了「跟風」現象。近一段時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二王」一路小字行草的盛行。這一類作品看上去往往給人一種精緻、傳統功夫紮實的感覺，其根源主要是以《書譜》的筆法為面，閣帖的結字為底。但是，當一批人都按照這個套路去寫的時候，很多作者就跳過了對法帖的探索階段，直接以「成功」的作品為模仿對象。

解決這種問題不可能全靠評審，因為在評審過程中，每一位評委不可能認真地看完所有作品，更不可能對所有作品都類比考察。這種現象還將長期持續，這也是追求「時代性」必然帶來的效應。

從近十年左右的展覽看，作者在書寫內容的選擇越來越講究，一般的唐詩宋詞已經不能適應要求，同樣為了出新，很多作者找到一些生僻的散文、筆記，甚至中醫藥方等等，可謂五花八門。這種心理的目的旨在顯示出獨特的匠心，為作品加分。一再鼓勵作者自作詩詞、文章，但是客觀地說，就目前社會上參加展覽的主要創作人群的素養來看，差距還很遙遠。更刻薄一些說，不抄錯便是合格了。在古代，書法更多的是社會精英階層的雅玩，並不是一個普及於社會各階層的藝術形式，這種狀況和現在是有根本區別的。當前主要創作群體的身份構成很複雜：學生、公務員、商人、官員、無業者還有專職藝術家等等。雖說現代的文明社會中文化普及面已然很高，其中有些作者還受過專業的文史訓練，但這與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那種層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那一份閑適、從容是從內心長出來的，那一種對文字駕馭的能力是我們現在望塵莫及的。

實際上，從這些頗具摩登意味的現象中也可以感受到屬於我們的「時代性」，我們目前始終無法做到對某一個或一系列問題的深入和完整的研究，很多東西都只停留在表面化的程度；或者可以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潦草的時代」。真正的「時代性」應該是有中主的，有向心力的，表現為面目不同而精神一致，北宋書法即為典型。而現在則更多的是面目相差無幾而精神空洞，沒有一個中主的向心性。嚴格意義上說，這更像浮於一時的「時尚」。又，歷史上每個階段書法的所謂「時代性」都是後人總結的，並不是時人在確定方向的情況下努力形成的，當然這其中有每個時代機緣巧合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們完全沒必要去想出一個屬於我們的「時代性」的輪廓來作為目標，能夠踏踏實實在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上做好就足已。有了歷史上那麼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完全有可能在各種「時代性」的基礎上創造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正視「時代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以免被它限制住視野而失去了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1）嚴格意義上講，行草書是一種行書和草書混合的書寫形式，同時包含行書和草書兩種書體的特點。由於這兩種書體具有天然的融通性，故書家往往混而用之，以達到理想的審美效果。本文不再對此概念做詳細區分，姑且以「行草書」指代一種書寫形式。

（2）啟功：《論書絕句》，三聯書店，1999年6月，第263頁。

張冰作品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