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響應全球化的變化

【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2016年可能是向嶄新的、更加多元的、更加協作的全球化模式轉型的一年】

凱瑞·布朗（KerryBrown）

全球化進程是可逆的

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在其1996年出版的《網路社會的興起》一書中預測，中國加入WTO後會迅速融入全球經濟，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和企業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填補了全球化缺失的最後一角。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都在遠離全球供應鏈、資金流動和思想交流。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個狀況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改變。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終於加入了大家爭相恐後湧入的全球化浪潮。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那時，很少有人不相信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但是現在回頭看，2007-2008年發生的一些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可以看作是向我們發出的第一次警告：我們所處的境況並不樂觀。開放的貿易和金融帶來了很多好處，但這也意味著，一個經濟體出現的問題可能非常容易蔓延到其他經濟體。從2007年底開始，美國次貸危機突然間威脅到整個國際金融秩序，並把全球金融秩序推向懸崖邊緣，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複雜的金融產品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一樣。我們採取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和嚴厲的財政緊縮措施才使得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率沒有跌落至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危險谷底。看似我們已經學到了歷史的教訓。

現在看來，當時應對金融危機蔓延的措施，雖然遏制住了金融危機擴散的速度，但是卻留下了仇恨和憤怒的後遺症。其中很多後果都逐漸演變成兩大矛盾：一是人們對於銀行、公司等全球化受益者的負面態度；二是不平等問題日趨嚴重，儘管政府企圖通過稅收、財政或者社會福利系統來解決這個問題，卻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一系列後果，大家可能正在慢慢達成共識。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個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強有力地表明英國和美國人民對於全球化關鍵特徵的反對和憤怒。這兩個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沒有熟練技能、被邊緣化的、保護主義思想嚴重的藍領工人造成的，他們反對失業、不斷降低的工資和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

大多數分析人士都很清楚是什麼導致了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普通階層對於精英階層的憤怒，先前的領導人沒有重振經濟、在貿易中沒有給自己的國家撈到實惠，以及對於來自更有競爭力的市場或其他外來優秀勞動力的恐懼，這種恐懼難以量化但是無處不在。這些都意味著保護主義的支持者將會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歸因方式，這意味著反對者很容易把自己看作是犧牲品，有一種受害者的心態，要為自己的憤怒找到一個明顯的發泄目標。

英國脫歐的結果表明，目前對於全球化的態度是多麼複雜，把全球化和負面的國際現象聯繫到一起又是多麼危險。脫歐公投之前，英國作為歐盟的一部分，可以免稅進入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這對於英國來說好處多多。公投過後，英國主動放棄了其他國家夢寐以求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就是當時為什麼脫歐的這一結果會讓很多人感到困惑的原因。英國脫歐似乎是整個國家在做一件傷害自己的事情，似乎是一種民族自衛行為。在英國脫歐一年以後的今天，英國究竟如何才能實現與歐盟的分離，目前看來還是一團迷霧。

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的確引發了一種疑慮：雖然憤怒和挫敗感通過一些簡單的「箭靶子」已經釋放了，但是人們最大的擔心是，真正的問題並不會只憑几個出人意料的選舉結果就能自動解決。顯然，歐盟和美國都需要深入和廣泛的改革。但政客們都傾向於避免做出重大決策，擔心可能要面對的負面後果和高風險。因此，他們採取和稀泥的態度，繼續忍受目前極度不完美的體系，而不會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人們已經厭煩了政治家的借口。

雪上加霜的是，群眾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沒有人確切知道該怎麼辦。法國和荷蘭2017年的大選至少避免了像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那樣的戲劇化結果。即便如此，在法國大選中，像瑪麗娜·勒龐這樣的極右翼代表依然獲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而且兩個候選人都不是來自主流黨派，這兩點本身就非常有革命性了。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當選以後，法國就由一個在國家議會中沒有黨派支持的人領導。這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沒有人知道這將怎麼進行下去。

問題癥結

要尋找目前困擾西方政府的問題癥結所在，就需要分析它們的政治體系。很多人都覺得（不管這樣的感覺是否正確），政客們心安理得地跟富有的精英人士勾結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利益來規劃世界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只對一部分人有利，而政客們似乎也願意容忍這種趨勢。

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政治制度並不像經濟這樣奄奄一息。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從2008年開始，推動經濟增長變得越來越困難，經濟沒有明顯的起色，高速增長的時代似乎已經終結。政客們試圖對選民說出嚴峻的事實：經濟正處於停滯，而且將繼續停滯下去；20世紀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經濟停滯意味著退休年齡增加（因為沒有足夠的稅收來支付低退休年齡人群的養老金）、社會福利減少、政策長期緊縮等。因此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知道，如果他們誠實地告訴人民最可能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離下台就不遠了。選民說他們需要誠實的領導人，但是他們一旦選了誠實的領導人，又會忙不迭地把他們拉下馬。更讓人頭疼的是，那些極少數因為特別有拼搏精神而變得富有的人，他們的勤奮只會激起那些覺得自己被落在後面的人的憤恨（這些人的數量在不斷增長）。那些沒有在全球化過程中獲益的人，覺得是全球化導致了他們的問題，但實際上，他們本來可以從中發現減輕和解決自己問題的希望。就算是今天，在非洲、亞洲等地，每天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脫離極端貧困，大多都得益於他們從國際貿易獲得的好處和更加平等的經濟機會。

事實上，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在成熟經濟體之外，世界正在變得更好。中國、印度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依然保持強勁。基礎設施建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開展——中國修建的高鐵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多，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更高效。而且，中國還要把這個成果分享給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於印度尼西亞、中國和非洲的普通人來說，世界正在變得更好。那麼，為什麼在最富有的國家反而有這麼多的憤怒情緒呢？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貝爾認為，資本主義雖然受到很多批評，但激發了其他任何一種體制都無法做到的創造力和增長效果。特別是二戰後歐美國家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物質生活的富有，似乎對於快樂和精神健康沒有什麼更好的影響。自殺、疾病和其他非物理性疾病的痛苦在急劇增長。資本主義當然有辦法解決社會中的物質需求，但是在滿足了這些東西以後，它無法回答人們接下來應該做什麼。

全球化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展現了這種發達國家中更深層的、愈發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對於未來的迷茫和不自信。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喜歡回憶過去、喜歡懷舊，就像現在特朗普領導的美國一樣，美國人懷念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他們說，那時候沒有今天這樣猖獗的犯罪和社會錯位問題，社會治安良好、生活完美幸福、人們總是保持樂觀。但與他們的描述相反，很多證據表明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並不完美。在很多社會中，黃金年代的神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事情，但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都不得而知。英國也是如此，大家都覺得半個世紀以前的農村生活非常美好，秩序井然、民風淳樸。重申一下：這樣的社會似乎只在黑白電影里出現過。但是，英國人夢想著英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在全球擁有一席之地的帝國，而不是今天大家口中描述的一個多元化的、更加混亂的社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支持英國脫歐的人都是上了年紀的、沒有上過大學的老人，他們認為全球化破壞了一切，而且他們都支持英國回到被全球化毀掉之前的那個時代。

這些宣揚懷舊情緒的人們不願意承認的是，英國作為接受全球化比較早的國家，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後，從全球化中受益匪淺。從某些方面來說，英國發明了現代全球化。它通過自己巨大的帝國體系推動並支持了全球化進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英國卻要退回去，就像是一個出色的足球隊，因為不再稱霸於自己原本擅長的遊戲而土崩瓦解。

如何應對

當英國和美國忙著對全球化的各種力量和進程關上大門，把全球化當作是它們自身更加複雜、更難解決的問題的替罪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卻開始在全球化2.0中發揮著領導性作用——這個新版本的全球化，將由嶄新的「玩家」來領導，而不是成熟的發達國家。這個時代，看起來像是那些原來的領頭羊，比如美國和英國，能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優雅地、持合作態度地給一個更加開放和協作的全球化讓出空間，而不是依賴原有的只跨大西洋兩岸而不涉及其他地方的合作模式。

悲觀地預測不可避免的災難，這太過戲劇化了。但是在我們對發達國家的未來特別不抱希望的時候，不要忘記它們的韌性。而且過去幾年發生的所有令人疑惑的事件，可能在幾年之後回頭來看，其實是在糾錯，是在事態發展到不可控之前的預警。從長遠來看，特朗普這個從來沒有從政和公共事務管理經驗的人可以當選，這是一種公眾不滿情緒的表達。在事態失控之前，人們給了政治體系自我調試的機會，讓人們的恐懼和怨氣都有一個出口。

這樣看來，2016年可能是邁向嶄新的、更加多元的、更加協作的全球化模式的一年。這個模式會更加看重之前的那個老舊模式中的不平等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加努力變得可持續。如果是這樣，過去幾年的傷痛都將會證明，新模式是有用的，並且是由某種良性發展邏輯所主導的。目前可以做的唯一恰當結論是，現在就說全球化要完蛋還言之過早。但是，沒有人可以高傲地無視全球化的威脅，領導人必須展現出熟練的駕馭能力，度過目前這段動蕩時期，創造一個更好、更持續、更融合的未來。

（作者為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王藝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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