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改革派闖將慎思錄

哲理 06-05

20世紀80年代，中國不僅有小平、耀邦以及趙這樣具有改革思維的領導人，還有眾多官員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突破禁忌，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阻礙改革的堡壘，在與保守力量的交鋒中，有人平安著陸，有人黯然離開，也有的人沒有經受住權利與金錢的考驗。

習仲勛：帶領廣東先走一步

1979年4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3個多月，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了一次沒有名字的工作會議。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會議上向中南海「要權」，他認為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3個月後，這一要求得到批准，廣東先於所有地方政府，率先改革開放，以至於直到今天廣東省仍然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和排頭兵。這位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就是習仲勛。

當時廣東的突出問題是偷渡外逃嚴重。對此習仲勛曾在省委常委會上說，「我們不能把偷渡外逃當做敵我矛盾。香港、澳門也是我們的領土。群眾日子過不下去往那邊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

習仲勛還說，偷渡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發展生產，「不然他們今天不跑，明天還會跑」。習仲勛在廣東的講話在那個年代顯得「如此大膽」，連參會的新華社記者都不敢記錄。

廣東率先改革開放，當時非議不少。有人指責，廣東清遠國營企業實行承包制，給職工發放獎金，搞物質刺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習仲勛到清遠實地考察後，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在全省推廣清遠經驗。

1980年11月，習仲勛被調回北京，廣東省由另一位改革者任仲夷接棒。習仲勛在廣東執政總過不過兩年零八個月，但是他「殺開一條血路」，為廣東打開了改革開放的良好局面。

習仲勛和萬里、谷牧、任仲夷、項南一起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樹立了典範，被稱之為「改革五元勛」。

梁湘：充滿爭議的改革闖將

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建立深圳經濟特區。1981年3月，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被派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

但是當時的中央對特區「只給政策不給錢」。梁湘大膽地在計劃經濟時代開創了「透支」發展模式————向銀行貸款來發展基礎建設，又推出「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政策，吸引港商投資的竹園賓館、翠竹苑住宅樓宇在香港銷售一空。開發羅湖小區、八卦嶺工業區等，引進外資八十億港元。

當時深圳改革的每一步都伴隨著批判聲。「梁湘搞赤字丟了國格」，「把國土主權賣給外國的李鴻章」，外省一高官考察深圳後痛哭流涕：「深圳已變為香港，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在這些非議聲中，梁湘終於「中箭落馬」。1985年被免去深圳市市長職務，1986年被免去深圳市市委書記職務。

1988年，海南建省。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許士傑出任海南省委書記，梁湘任省長。梁湘又一次闖入一片是非之地。

海南開發最缺的是資金，引進外資成片開發洋浦引發爭議。來海南考察的部分政協委員認為，洋浦開發是喪權賣國。

次年，許士傑和梁湘去北京彙報洋浦開發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離審查，後來才在報紙上公布：梁湘「以權謀私」，省長職務被撤，跟他一起下馬的還有洋浦開發規劃。

梁湘是深圳特區第一任市長，改革開放的試水者，帶領深圳創造過奇蹟。他也是被免職的深圳市長，被撤職的海南省長，他的一生充滿爭議。他的結局悲慘，至今未能正名。

改革從來就不是一件易事。任何人都是在不斷探索中，嘗試前進。在這些早期的改革派官員之後，政壇勇於改革的官員們不斷湧出。比如曾是內蒙古卓資縣縣長張楚，河北無極縣縣委書記劉日，山西原平縣委書記、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雲南省教育廳廳長羅崇敏，乃至官至雲南省省委副書記仇和……

仇和：「回不去」改革者

作為崛起於1990年代的官員，仇和相比上述眾多改革派官員也許算是晚生後輩，但是他作為十八大前改革派官員，無疑是另一個時代官員的典型。

仇和獨當一面，是從他開始擔任江蘇的沭陽縣縣委書記開始。1996年，江蘇組建地級宿遷市，作為江蘇最窮縣之一的沭陽縣被劃歸其中。1996年9月，剛擔任宿遷市委副書記3個月的仇和，主動請纓擔任沭陽縣委書記。

他兼任沭陽縣委書記4年後，那個當年被很多人認為「就是神仙來了也搞不好」的沭陽縣發生了巨大變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網從無到有，破敗凋敝的縣城、集鎮建設一新，上千家加工企業「冒」了出來，還有240多名問題官員被抓或被處分。仇和對沭陽的改變，成為了江蘇政壇上縣域經濟發展的一個奇蹟，也造就了欠發達地區實現經濟快速崛起的「沭陽模式」。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網路作家馬伯庸就對「仇和現象」進行評論。這篇題為《假如仇和是個貪官……》的帖子指出，「仇和現象」顯示中國仍舊沒能走出「人治」的傳統陰影。「仇和並不是神，他也能犯錯，也能腐敗；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監督與群議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會因為缺乏足夠理性的決策導致災難。」最終，馬一語成讖。

2015兩會閉幕當天，已將官至雲南省委副書記、曾經被《人物》雜誌描述為「可以用半年的時間把原來民居密集的地方變成八橫八縱的步行街區」的能吏仇和，被中紀委宣布「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仇和不僅再也沒能回到雲南官場，也終於在官場仕途的快車道中令人意外地跑偏，再也回不到曾經一腔熱血的改革生涯。

改革「綠林年代」終結

對於仇和的落馬，微信公號「俠客島」評論稱，這意味著中國改革「綠林時代」的終結。什麼是「綠林」？就是無視法律，不要規矩，殺人放火受招安。這種改革初期粗放的治理思路，在某個階段為衝破固有體制的束縛起到了不小作用。但這個破壞舊體制的過程，伴隨的是日漸龐大的任性權力。

或許是已經認識到了改革到了一定的階段，終歸要走向法制化和現代化。十八大之後，新一代領導層提出「依法治國」和「國家管理體制和管理能力現代化」，並大力提拔由專業背景的學者型官員和敢承擔責任的實幹派官員。

站在今天的時間軸上，回望中國改革初期，雖然30年的時間跨越讓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與當年的改革開放背景已經截然不同，但是前輩們敢字當頭、勇於擔當的精神和品格，依然是今天的官員群體——無論高層到地方——不可忽略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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