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與捲入恐慌事件的人們——對發生在一個北方小城的三個事件的人類學分析

摘要：本文通過對發生在一個北方小城的三次恐慌事件的人類學分析，從謠言和捲入事件的人們兩個方面解答了謠言何以一次次的在人們中間傳播，並使人們一次次地捲入恐慌事件的問題。

關鍵詞：謠言；恐慌事件；人們

引言

我們的生活中總是不乏謠言，小至只對某些個人產生影響，如針對某些個人的不實說法；大至波及整個社會，將大部分人捲入其中，造成社會性的恐慌，如2003年「非典」流行期間社會上各種無中生有的傳聞。本文鎖定的就是後一種謠言，研究對象是2002年春節期間發生在中國北方一個小城的一次因謠言傳播而產生的社會恐慌事件，以及上個世紀90年代發生在同一地區的另外兩件因謠言而起的社會性事件。時隔多年，這三次事件已經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人們日復一日從容地過著生活。這與事件發生之時謠言在社會上造成的恐慌和震蕩，以及人們當時的盲從與慌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事後提及此事，人們普遍感覺受到了愚弄，認為自己當時的反應荒唐可笑，承認是社會上「瞎鬧鬧」（音瞎naonao，當地土話，即謠言之意）的結果。既然如此，為什麼在每次事件發生之時，人們又樂此不疲地跟風，一次次捲入謠言製造的恐慌事件？作者本人曾親歷這三個事件，本文就以這三個事件為例，在作者對這三個事件的參與觀察和個案訪談的基礎上，試從謠言本身和捲入事件的人們兩個方面作出人類學的解答。

一、事件經過

事件發生在2002年農曆正月初九中國北方某縣的早晨，本文將以縣城的一戶普通人家為背景展開對事件經過的敘述。當天早晨，一家人都還在睡夢中。突然間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好像約好了似的，狠狠地敲擊著耳膜，將一家人從酣睡中驚醒。那陣勢絕不亞於臘月三十晚上的接神。窗外漆黑一片，偶爾有亮光炮的光亮劃破長空；牆上的掛鐘顯示時間連五點鐘都還不到。丈夫雖然清楚地記得當天是正月初九，但還是有些懷疑自己的記憶力，問身邊的妻子道：「今天初幾？」，得到的也是對方不肯定的回答「初九吧」？轉念一想，兩天前給孩子的姥爺過生日不是正月初七嗎，今天是初九肯定沒錯的。那就怪了，初三送神都過去了，十五又還沒到，那些人放哪門子的鞭炮？再說就算是那兩個日子，也沒有這麼早就開始放鞭炮，而且一放就這麼多，持續這麼長時間的。

正在納悶間，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外面那些「來歷不明」的鞭炮聲，加上這早上五點鐘就打來的電話，讓人有種不祥的預感。妻子和丈夫遲疑地對望一眼，最後還是妻子催促丈夫去接，大概是怕自己脆弱的神經無法承受直接的打擊。丈夫拿起聽筒，短促地說了一聲：「喂」，便靜等著對方說話，聽到對方的聲音後，應了一聲「他舅媽呀」，似乎在不經意之間告訴妻子對方是誰。妻子一聽是娘家人打來的更是屏息靜聽，也奇怪，外面的鞭炮聲依舊震天響，但電話那邊弟媳的話還是讓她聽清楚了一些，大概弟媳要排除外面鞭炮聲的干擾，所以不得不大聲說話，加上這邊丈夫的對話，妻子已經知道了大概。丈夫掛了電話，剛巧住在隔壁的兒子也過來了，一進門就問：「外面這是怎麼回事？」丈夫正好可以將弟媳在電話里說的話一塊兒轉達給妻子和兒子，「說是大孤山的廟門倒了，那廟已經鎮不住妖魔鬼怪了，那些妖魔鬼怪都要下山作惡了。要想躲避災難，就要在天亮之前放一炷鞭炮，在大門兩側各點上一支蠟燭，在大門口再點上一柱香，再在大門的門楣上掛上一塊紅布。」丈夫話音剛落，妻子和兒子那邊已經議論上了，什麼「氣候反常」、「人心不古」、「治安不好」……全都與這件事聯繫上了。雖然他們對這件事的真實性和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半信半疑，但還是相信照著去做總歸不會有什麼壞處。

妻子這時拿出了平時安排家務的幹練勁兒，一面安排兒子去放鞭炮，一面催促丈夫去打電話通知可能還不知道這件事的親戚和已出嫁的女兒，自己則馬上起身去找蠟燭、香和紅布，並慶幸著自家這些平時不大用得上的東西還都有，不必臨時抓瞎。娘倆兒麻利地將該放的放了，該點的點上，該掛的掛好，才如釋重負地回到屋裡，此時丈夫正給親家打電話呢，全不顧這麼早打電話會不會不禮貌。接通後也免去了往日的客套和寒暄，直奔主題問道：「知道外面怎麼回事嗎？」大概親家那邊並不知道這件事，丈夫於是急急地將弟媳告訴自己的話一字不漏地告訴了親家。掛了電話，丈夫滿意地說道：「看來咱們還算知道得早的，他們都還不知道。」通知完大女兒的婆家，丈夫又想到二女兒的婆家，雖然二女兒沒有像大女兒那樣與婆家住在一起，但遇到這種事，對待兩個女兒的婆家總要一碗水端平，如果真有什麼不測，也好都有個準備，於是丈夫就以詢問的口氣問和二女兒一起回娘家過年的二女婿，要不要把這事也告訴一下自己家裡，最後又補上一句』「不知道你們家那邊情況怎樣，但是這種事情不管它真假，做了總比不做好，反正也沒什麼損失。」丈人雖是徵詢意見的口氣，但意思其實十分明白，二女婿想想覺得也是，反正也沒什麼壞處，也就順從地給遠在千里之外的家裡打了電話，顯然這大早晨的電話也嚇著了他的家人，電話那端在聽到兒子的聲音後很小心的問：「有什麼事嗎？」二女婿趕忙打消家人的擔心說道：「我們都很好。」然後又把丈人家這邊的情況對家人說了，囑咐家人也照做，最後也強調了一句：「反正這種事做了有好處沒壞處。」二女婿的家人當然對兒子這個時間打來電話作的這些囑咐不敢怠慢，答應一定照做。

一切安排停當，全家人坐在一起，長舒了一口氣。外面的鞭炮聲還在一陣陣地響著，大概都是那些剛被通知到的人家放的。反正已經全無睡意，兒子便說他要出去看看，夫妻倆拗不過他，只好隨他去。天亮時，兒子回來了，他興緻勃勃地告訴父母一路上的見聞：街面上幾乎每家店鋪都點了蠟燭和香，掛了紅布，門前的地面上都鋪滿了鞭炮的紙屑，那些蠟燭到現在還燃著呢。胡同里也是，××家還用石棉瓦把蠟燭遮起來，以免被風吹滅，××家沒點蠟燭，但掛了一塊特大號的紅布，××家連窗戶都掛了紅布；離家不遠的一個本縣較大的超市那麼早也開張了，裡面有不少採購的人，不用猜也知道他們是為消當前的這場「災難」而買一些應急的東西；街上還有推著板兒車賣鞭炮、蠟燭和香的。

隨著天色逐漸亮起來，鞭炮聲也漸漸停息下來，人們也從剛才的緊張忙亂中平復過來，開始靜下心來思考他們從這一事件開始就困惑但一直未來得及思考的問題：這件事是確有其事，還是純屬謠言？如果是謠言，那麼始作俑者是誰？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人們在自己困惑之餘，也將這種困惑帶到親友之間、鄰里之間、同事之間，一時間街頭巷尾都散布著關於早晨這一事件的議論。在交流中，人們對整個事件的過程逐漸明晰起來。人們大多是從親戚的電話里獲悉這一消息的，並且又大都將這一消息告知了可能還不知情的親戚。大多數家庭早上都是電話鈴聲不斷或是不停地撥電話。因為在這個北方的小城，尤其是縣城的範圍內，電話已經基本普及，因此在有緊急事件的情況下，電話無疑是最方便快捷的通訊工具，雖然大清早給別人家打電話有些不禮貌，但彼此都是親戚，都能理解這種危急時刻彼此之間那份焦急的牽掛。因此這一事件波及的範圍不僅局限於縣城，縣內的24個鄉鎮甚至縣外一些地方可能都受到了這一事件的影響。人們獲悉的應對這一「災難」的辦法也大同小異，不外乎紅布、蠟燭、香、鞭炮這些傳統的辟邪求吉的物品，只不過具體的做法可能在消息傳播的過程中稍有變異。

人們對傳言中所謂的「災難之兆」——大孤山的廟門已倒的事實將信將疑，反正大白天也不怕真有什麼鬼怪作祟，於是有好事者專門驅車前往查看，也有的通過電話從住在大孤山附近的親友那裡了解情況。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人們之間傳播的就是關於「災難之兆」是否屬實的信息。有人說：「去過大孤山的人說了，廟門根本就完好無損，看來純屬謠傳。」也有人傳說：「去過大孤山的人說了，大孤山的廟門沒倒，但確實裂了一道縫，是災難之兆，看來傳言還不是憑空捏造的。」聽到這兩種不同版本的傳說，人們的反應也截然不同：前者是滿臉忿懣，覺得受到了某些不懷好意別有用心的人的愚弄；後者則暗自慶幸，覺得事情雖沒有最初傳說的那樣嚴重，但畢竟無風不起浪，不祥的兆頭已經出現了，採取一些措施總歸會有些好處，即使沒有好處，也不至於有壞處。

一整天，人們都帶著對這一事件的困惑度過，雖然這一天內也陸續聽到不少傳言，但那畢竟是傳言，而且傳言之間又存在那麼大的出入，不但對於解決這些困惑無補，反而加重了人們的困惑。因此，人們特別希望這些困惑能夠儘早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對於這樣一件波及全縣和幾個鄰縣並對百姓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敏感事件，當地的新聞單位快速反應，對此事進行了全面採訪，並於當天晚上的當地新聞中播放了對這一事件的採訪報道。

在新聞中，對大孤山廟門的拍攝既有遠景，又有近景，人們可以從電視畫面上看到廟門完好無損，采編人員此舉的目的意在用事實說話，駁倒各種謠言，首先消除人們的恐慌。之後，記者採訪了大孤山廟裡的住持。住持講述了當天早晨的情形，當時他在廟裡也是聽到震天的鞭炮聲，也正納悶是怎麼回事，之後便有各方人士的電話打來，詢問廟門是否倒了，傳言是否屬實等。這時他才知道原來外面莫名其妙的鞭炮聲與本寺的廟門有關，雖然他在電話中也作了解釋，告訴對方不要盲目聽信謠言，但他的解釋畢竟範圍有限，這一事件還是以不可遏制的速度不斷擴大波及的範圍，直至附近幾個縣的百姓大部分都被卷了進來。初九那天白天也有不少單位和個人驅車前來，查看廟門是否已倒等等。

電視報道澄清了事實真相，否定了謠言，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但是，謠言出自何處、是何目的，這些百姓們很想知道的事情，仍舊沒有答案。大概只有那些別有用心的謠言製造者們才能對此做出解答吧。

二、三個相關事件

事件過後，也有人猜測甚至斷言，這一事件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當地曾經盛行的桃罐頭事件和紅背心事件一樣，不過是別有用心的商家為了推銷滯銷商品而製造出來的。桃罐頭事件和紅背心事件在上個世紀90年代先後出現，最初的謠傳內容大概是說當年的年頭不好，要出現大範圍的災禍。前一次是只有姑姑給侄子買桃罐頭，才能保佑侄子逃（桃的諧音）過此劫；後一次是只有姐姐給弟弟買紅背心，借紅背心的紅色來辟邪，才能幫助弟弟避過此難。在這兩次事件中，只有分別由姑姑和姐姐親自買給侄子和弟弟的才具有效力，自己去買來或其他人買來給他們吃和穿的都無效。因為在這三次事件中，用來消災解難的主要物品無一不是商品，並且是銷路不太好的商品。尤其是正月初九事件中的蠟燭、香和鞭炮，雖是重要的年貨，但是由於一方面當地經濟蕭條，下崗失業人數眾多，人們的購買力有限；另一方面，很多無業或失業的人又指望通過倒騰點兒年貨來賺一筆，因此造成市場上年貨供大於求、買的不如賣的多的局面。而且在當地，過了臘月三十，除非極特別的情況，一般人家是不會再買這些東西的。謠言的傳出在客觀上促使這些年貨的買賣在新年後又掀起一個小高潮。所不同的是，正月初九事件因為有明確的謠言產生「依據」——大孤山廟門倒塌，因而比另兩次事件更容易證偽。

姑且不論這三個事件是否真的都是商人們製造出來的，它們在發生機理和傳播途徑上倒是有著許多共同之處。首先，它們的發生機理都是起因於謠言，其起因的謠言都具備G．奧爾波特和L．波特斯曼所指出的形成謠言的兩個條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在這三次謠言中，都是風傳要出現大範圍的災禍，不按照謠言所說的方法去破解就會使自己、家庭或最直近的親屬招致災禍。雖然災禍在謠言中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但是無論有沒有嚴重到事關生死，它對於渴望平安幸福的老百姓來說都是不可等閑視之的重要事件，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是要極力避免的。在謠言的信息方面，三次謠言都因為在民間的口口相傳而具有極大的模糊性。例如在正月初九事件中，有的人聽說大孤山的廟門已經倒了，而有人則聽說大孤山的廟門就要倒了，更有人聽說的版本是大孤山以外的另一座山的廟門倒了。在前文中筆者曾提到那個家庭的兒子走出家門後的見聞，他所發現的別的家庭與自家做法的不一致，其實就足以說明謠言信息的模糊性。

其次，在傳播途徑上，三次事件都是在謠言出現後以親屬為傳播網路不斷擴大事態。在當地這樣一個同質化水平極高、親屬關係盤根錯節的小城，謠言的傳播速度和廣度都是相當巨大的，從而使大部分家庭和個人都捲入其中，並在社會上形成極具影響力的風潮。事件發生之時，整個社區猶如遭受暴雨襲擊的平靜水面，而每個參與其中的人們則好比打落到水面的雨滴，雨滴落到水面激起的層層波浪則恰似個人介入事件時所影響到的親屬群體（即費孝通先生所謂的差序格局的親屬關係）。這樣的雨滴同時在短時間內滴落到水面，水面所受到的衝擊和震蕩是可想而知的。

三、謠言與捲入恐慌事件的人們

時至今日，這三個事件已過去多年，人們偶爾談起它們時，都認為它們是滑稽的鬧劇，並對自己當時的緊張反應和盲從的行為付之一笑。既然人們事後的反應如此，為什麼還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盲目聽從謠言，一次又一次地捲入恐慌事件呢？其原因可以從事件起因的謠言和捲入事件的人們兩個方面分析。

第一，是因為人們普遍具有求吉避害的本能反應和渴望生活幸福的美好願望；而謠言所設計的內容恰是對人們所渴望的幸福生活構成威脅的災難和不幸。生活幸福平安歷來是中國民間百姓樸素而美好的願望。儘管任何人的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些災難和不幸，但是人們對吉祥美好的生活依然孜孜以求，對於一些無法預知的災難和不幸總是儘可能地規避。於是，便有了年節時祈福迎祥，驅禍納吉的各種民俗，人們在這些民俗中寄予了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希望通過一絲不苟地對待這些民俗來遠離災難，迎接幸福；有了卜卦和算命的行當，人們希望通過占卜和算命預知未來，對於生命中可能出現的不幸，可以在先生的指點下，通過各種手段及時化解它們；也有了人們對宗教的信仰，希望通過訴諸於宗教，憑藉個人日常的修為消除這些不幸。在這三種求吉避害的方式中，傳統的吉祥民俗的力量最為根深蒂固，人們幾乎是在一種強大的慣性下保持著對它的信仰和實踐。而第二種預知未來化解災禍的方式，因為有著明確的指向，人們在實踐它們的時候更為一絲不苟。本文所論及的三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類似這種方式，只不過人們對災禍和化解手段的預知來源於謠言，而非占卜和算命的先生。對於第三種方式——宗教，大多數人都是一種若即若離的態度，平日里不見得多麼虔誠，只是臨陣才抱佛腳，病急才燒香。不過由此也看出佛祖和各種神明在人們心目中至高的地位。無怪乎在正月初九事件中，當大孤山廟門倒了的謠言傳來時，會在人們心中造成那樣大的恐慌。除此而外，民間對於鬼怪神靈之類的事情，大都報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和趨利避害的心理，對於避災躲難這類事情向來不含糊，尤其是當這種事情作為一種風潮出現時更是如此。因為姑且不論這種事情做了有用沒用，至少在大家都如此做時，隨波逐流可以求個心理安慰。尤其在正月初九的這一事件上，外面震天的鞭炮聲不免會給不想或未及採取措施的人們造成心理壓力，無形中敦促他們儘快採取行動，致使捲入這一事件的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可以說謠言恰好命中了人們畏懼災難這個致命弱點才以勢不可擋的速度傳播開來。

第二，是因為在謠言的傳播過程中親屬關係網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人們對非常事件的參與，親屬關係的網路得到強化。例如，在正月初九事件中，謠言的傳播主要靠親屬間的電話，無論人們在接到電話的同時是否懷疑謠言的真實性，以及無論當謠言被闢謠時人們是否感覺受了愚弄，人們都會對當初將謠言傳播給自己的親屬心存感激。因為在危難時刻，是他們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安危，關係的親疏遠近也只有在這種時刻才表現得最真實，並且人們也正是帶著這種想法才又將謠言傳播給了其他親屬。而在桃罐頭事件和紅背心事件中，謠言直接鎖定了姑／侄、姐／弟這兩種親屬關係，這兩種關係都是可以將女子（無論出嫁與否）與自己的兄弟聯繫起來的關係。在父系制的社會裡，女子早晚要嫁出去成為外姓人，而男子成家以後則無論是否與父母同住，依舊要秉承家族的血脈和香火，依舊是女子可以依靠的娘家人。尤其當父母年邁後，娘家的兄弟和侄子更是出嫁在外的女子的堅強後盾。因此姑／侄、姐／弟這兩種關係實際上是可以將女子與娘家聯繫起來的關係，其中涉及的關係不僅包括姑／侄、姐／弟這兩種關係，還包括姑／嫂（或弟媳）關係、兄弟／姐妹關係，甚至父母／子女關係和公婆（即女子的父母）／兒媳（兄弟的妻子、侄子的母親）關係等。因此，無形中將幾乎全部家庭和大部分男女都捲入了這兩次事件。在這兩次事件中，謠言預設的主動實施者都是有購買能力的（即有收入或有可支配金錢的成年）女性，而被動的接受者則是成年或未成年的男性。這樣的預設無疑是謠言的製造者們參悟透了兩性心理的差異而設定的。一方面，從一般意義上講，女性是家庭日常消費品的購買主體；另一方面，女性比較感性，遇事往往缺乏理性的判斷，對於傳言一類的東西更容易輕信，並且往往容易在消費乃至行為上有從眾心理。而男性則更多些理性的思考，對於傳言之類的東西未必完全聽信，而是多一些自己的判斷和理解。由於在這兩次事件中，男性處於被動的接受者的地位，因此，即使他對於傳言未必真信，也不會斷然拒絕親人的好意，對於親人送來的消災避難物品，他或許更願意將它們作為傳遞親情的禮物而欣然接受。在這一行為互動中，一方面人們對災難的恐慌的心理得到釋然，另一方面親情的紐帶得到又一次加強。

第三，是因為謠言披著傳統民俗的外衣，作為一種偽民俗，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在這三次事件中，每次都有特定的物品作為消災解難的媒介物：在紅背心事件中是紅背心；在桃罐頭事件中是桃罐頭；而在正月初九事件中則是鞭炮、蠟燭、紅布和炷香。這些物品之所以被選定來充當消災解難物，源於它們與傳統民俗中的某些重要的象徵物的關聯。首先，紅色在中國傳統民俗中是一個重要的顏色，因為它與血液的關聯，它被人們用來象徵生命、活力和好運，它一方面可以用來為人們祈福，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來為人們辟邪，在中國傳統民俗中，紅色的這兩種象徵用途的應用很多。如在春節時，過本命年的人們都會著紅色內衣，扎紅色腰帶，穿紅色襪子，甚至墊紅色鞋墊，希望在本命年中能夠諸事順利，平安度過這一年。又如，當家中有新生兒誕生時，人們會在大門上掛一塊紅布，這一方面是提醒陌生人不要隨意拜訪，以免打擾產婦和嬰兒休息；另一方面，也是在為產婦和嬰兒辟邪，以免各種鬼怪精靈侵害到正處在生命的虛弱狀態、易受各種邪惡力量傷害的產婦和嬰兒。顯然，在紅背心事件中的紅背心和正月初九事件中的紅布要起到的也正是這種作用。其次，桃因為與逃脫的「逃」在發音上的關聯，也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徵物被人們賦予了辟邪禳災的功能。例如，在端午節時，人們在大門上插上桃樹枝，希望能夠逃脫五毒的侵害。又如，許多人平日里隨身佩帶桃木雕刻的生肖動物或其他吉祥物，也是希望用這種桃符來辟邪。在桃罐頭事件中，桃罐頭被賦予的也是這種功能。再次，鞭炮在中國傳統民俗中最早是與農曆新年聯繫在一起的。傳說年最初是一種作惡多端的怪物，經常為害百姓，人們借鞭炮燃放時發出的巨大聲響來趕走它，迎來和平安寧的生活。之後，鞭炮就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徵物被人們應用在各種婚喪、節慶場合，一方面它起到營造熱鬧喜慶氣氛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起到震懾邪惡力量的作用。而在正月初九事件中，人們希望它所起到的作用顯然是後者。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正月初九事件中，由於傳言中說廟門倒了，因而各種邪惡力量將開始到人間作惡，作為補救措施，人們需要在自家的大門兩旁燃兩支紅燭，並在兩支紅燭之間點燃一炷香。顯然，傳言所設計的補救措施是要以模擬的形式用兩支紅燭形成一個象徵的廟門，並在空間上仿效廟裡的布局，用一炷香來代替通常設立在廟門與大殿之間的香爐，這樣，作惡的鬼怪看到採取了這些措施的家庭，就會誤以為是受神靈保護的神聖場所，從而不敢為惡和作怪。此外，我們知道，在傳統民俗中，紅燭和炷香歷來是人們與神靈和祖先溝通、祈求他們保佑時的重要媒介，因此它們出現在正月初九這樣的危急時刻也屬情理之中的事。總之，由於在這三個事件中，謠言將傳統民俗中為人們所熟知的象徵物品和常見的某些做法稍作變更移植到非傳統的事件中，使這些人為製造出來的恐慌事件披上了民俗的外衣，從而使人們在遵從傳統習俗的慣性下，不加辨別地盲從，一次又一次捲入由某些人設計的恐慌事件。

小結

我們往往從負面的角度評價捲入謠言及由此產生的恐慌事件中的人們，認為他們盲從，缺少理智，這當然不容質疑。然而，如果像本文所分析的三個事件那樣，盲從跟風的成本只是少量的物質投入，換來的利益則「可能」是個人的平安和家庭乃至家族的幸福與和睦，而拒絕跟風的代價，最大的「可能」是招致個人或親人的災禍，最小的「可能」是親情關係受到影響，或許我們又會對這些人的盲從多一些理解，更何況這種盲從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在謠言極具欺騙性的偽民俗的外衣下促成的。

本文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5期，注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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