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4000名志願軍戰俘為何自願去台灣

揮舞著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灣」的志願軍戰俘（資料圖）

1954年1月20日，早晨9點，前志願軍67軍200師600團戰俘冉宏圖，混雜在14220名揮舞著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灣」的戰俘中，離開了朝鮮板門店附近的聯合國軍戰俘營。

扛著孫中山、蔣介石巨幅照片的台灣代表團迎上來，向戰俘們表示熱烈歡迎。有資料說，戰俘們紛紛向孫和蔣的照片致敬。

在美軍陸軍第八軍的護送下，530輛卡車把戰俘送到仁川。在這裡，他們轉乘15艘美軍運輸船去台灣，美第七艦隊和美空軍第五軍則一路隨行保護。

在海上漂泊了88個小時後，他們才到達目的地——台灣基隆港，另有142名重傷病員，已先由軍機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療。

細心的人們留意到，領著歡迎人群站在岸邊的蔣經國，正在擦拭眼中的淚水。作為國民黨事實上的軍情系統主管，他完成了一項影響台灣命運的任務。

同樣心情激動的還有蔣介石。1月23日，接到傷病戰俘先期乘軍機平安抵台的報告後，這位敗退台北後，飽受失眠症困擾的67歲老人安睡了9小時。

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實為今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記中，蔣介石把此事稱為「五年以來精神上對俄鬥爭之重大勝利。」

命運的轉折時刻

志願軍戰俘問題專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加州分校歷史系博士常誠認為，若蔣介石在朝鮮戰爭中袖手旁觀，那麼正如他在北京及華盛頓的敵對者們所預料及希望的，台灣國民黨政權很可能已在1950年代崩潰。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正式宣布，美國對中國內戰採取不干涉政策，不會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軍事顧問。同日，堅持認為「台灣從來不具有非常重要戰略意義」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強調「美國將會繼續供應台灣島上所需要的化肥，並推進農村重建項目，但是……任何進一步增加軍事援助和軍事顧問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

國民黨政權失去大陸後，台灣淪為中美博弈中的棄子，正面臨崩潰出局的絕境。蔣介石甚至已絕望地公開聲稱：「我政府代表必將被驅逐於國際社會之外，此乃成為已定之局。」

1950年5月17日，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稱，「台灣的命運乃已定之局。中共將於6月15至7月間攻台」。5天後，美國政府發布撤僑令：「所有美國人應當儘快撤離台灣」。

這之前，艾奇遜在3月7日寫信給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試圖阻止25輛M - 4謝爾曼坦克和25架F- 80戰鬥機運往台灣，儘管這批軍火是國民黨自己掏錢買的，但是——「這批裝備可能落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沒有人懷疑新生的紅色政權攻打台灣的速度。

「美國人相信北京會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台灣，北京將成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美國隨後將會承認北京的中共政權。」佛羅里達大學教授約翰W斯帕尼爾說。而美國與國民黨蔣介石多年的關係，也將隨著台灣易手畫上句號。

偏居東南一隅的國民黨政權看上去已朝不保夕，轉瞬覆亡的命運似已不可逆轉。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

絕望的蔣介石看到了一線希望。次日，蔣介石就向麥克阿瑟表示，願意提供3.3萬名軍人赴南朝鮮作戰。

遠東局勢驟變。美國的遠東戰略也隨之轉變。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表示，「共產黨部隊可能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以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而必要任務的美國部隊的安全」，決定派遣第七艦隊橫亘於台灣海峽。

蔣介石又派顧維鈞和何世禮，再三去向麥克阿瑟請戰。不久，蔣介石又提出，可以派1.5萬名志願兵參戰，並完全歸麥克阿瑟指揮。

在「1950.12.31日記」中，蔣介石寫道：「天賜韓戰，最應感謝上帝，……使美國仗義抗共,不放棄遠東,以轉移整個局勢也。」

雖然直接派兵最終未果，但台灣還是向聯合國軍提供了他們迫切需要的翻譯、中文教師、記者等文職人員。正是這數百名偽裝成文職人員的國民黨特工，在向台灣提供大量情報的同時，成功策反了14000餘名志願軍戰俘。

策反暗戰

最早提出「策反共產黨戰俘來台」設想的，是台灣「國防部」第二廳廳長賴名湯。1951年7月7日該設想提出後，台灣「國防部」於1951年8月9日召開了各廳局會議，認可了這一方案。

冉宏圖們並不知道，從那一刻起，他們不再是打完仗就能被放回家的普通戰俘，他們已經被擺上了遠東各股政治勢力博弈的棋盤，成為至關重要的棋子。

1951年7月11日開始的第一次停戰談判中，朝鮮代表南日就提出了交換戰俘的要求。而7月25日，台灣駐韓「大使館」則發回密電稱，「匪俘集體跪求譯員」。

常誠博士曾就此事訪問多位戰俘，所了解到的實際情形是：由於戰爭爆發之初美國也是倉促出兵，對與中國軍隊作戰一事毫無心理準備，直到與志願軍交上了火，才臨時找來一些曾在中國生活過、會講中國話的日本人和韓國人充當翻譯，這造成了中國戰俘與美韓軍人間嚴重的溝通障礙。

此事恰恰成為台灣派出大批特工介入朝鮮戰爭進程的契機。

11月6日，台灣駐韓「大使館」發往台北的密電，證實台灣特工當時已進入戰俘營，並向後方傳遞情報。該密電轉述了「譯員某」的報告稱，九月下旬，巨濟島戰俘營72、86聯隊張思波等96人「自動組織反共抗俄同盟會，並請求於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戰俘趙英魁回憶，在進入濟州島戰俘營之前，總數一萬多人的志願軍戰俘中，已經悄悄混進了一批台灣滲透來的假俘虜，約400多人，國民黨軍戰死將領黃百韜的兒子黃效先也在其中。他們很快被任命為聯隊長、大隊長、小隊長、班長等職銜，成了戰俘管理者。

常誠說，最早轉變立場的，應該是部分國民黨舊軍人。台灣政工人員給戰俘們講三民主義、反蘇反共理論，他們則在私下串聯、鼓動，軟硬兼施，在不肯轉變立場的戰俘胸口、手臂等處強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樣等等。

「這是要斷我們回國的路。」戰後回到大陸的戰俘張澤石說。被刺字後，很多人就絕望了。這之後，一批中共政工幹部轉變了立場。而且，這批變節政工幹部，策反戰俘 「比台灣人更賣力」。常誠分析，他們「對中共嚴厲的組織、軍事紀律熟稔無比」，作為以往組織紀律的執行者、政策的宣講者，他們非常清楚，帶著「反共抗俄」刺字回國後會有什麼結局。

然而，按照日內瓦公約118條，「實際戰事停止後，戰俘應即予釋放並遣返，不得遲延」，他們最終仍應被遣返中國大陸。

變節者們若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除非是能裹挾更多人造成浩大聲勢，迫使美方改變政策。為此，他們不惜對堅持拒絕轉化的戰友暴力相向，甚至殘酷殺戮。

1952年春，趙英魁曾親眼目睹，兩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戰俘被人用固定帳蓬的釘鑽子活活打死。冉宏圖則說，有些拒絕合作的戰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廁所里，下了毒手」。

「攪局者」

最初，美國政府並不願意把戰俘送往台灣。

1951年8月27日，艾奇遜稱「壓倒一切的考慮，應當是儘快地讓所有聯合國和韓國俘虜回來。美國的利益要求我們嚴格地遵守日內瓦公約。」

11月15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李奇微發出指令，「為了使得全部或者儘可能多的聯合國與韓國戰俘返回，或者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於防止停戰談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權同意全部交換戰俘。」

當時，中蘇的態度明確而一致。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反對按一對一的原則交換，我們建議按雙方遣返全部戰俘的原則交換。」斯大林回電：「您的立場完全正確，敵人很難提出異議」。

談判雙方立場接近，按照日內瓦公約遣返戰俘，似乎順理成章。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小小的台灣隨即成為「攪局者」。

1951年12月18日，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談話稱，「目前在韓境聯軍所掌握之中國戰俘，已有多人強烈表示不願回到鐵幕之中…… 將此輩剛領悟自由意義之中共及北韓戰俘強迫遣送至共產暴政巨掌之下，既不民主，復背基督教義……」

從1952年1月15日美國參聯會重新發給李奇微的指令來看，台灣當局的表態，無疑已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態度：「作為最後的立場，你獲得授權同意全部交換戰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強制遣返。」此後數月內，美方立場在「自願遣返」和「全部遣返」間搖擺不定。

1952年2月14日，聯合國軍首席談判代表喬伊海軍上將致電參聯會稱，「聯合國軍的任何單邊的甄別、以期製造既成事實來解決強制遣返問題的做法，都將構成美國方面的背信行為，而且必然會引發共方對我方戰俘的報復。」

葉公超隨即於2月25日通知美聯社，「『中華民國政府』對凡自願來台參加反共抗俄工作，並經盟軍考察屬實之投誠『匪俘』，均可接收來台。」

2月27日，參聯會又致電李奇微，表達了「最後的最後立場」：美國政府不會強制遣返戰俘。同日，美國駐韓大使MUCCIO致電稱，「我們知道我們的軍方帶來了很多的中國人，他們的團隊分布在翻譯和公民教育學校人員中……我個人有個感覺：中國人已經影響了巨濟島和板門店的事態發展。」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羅伯特阿奇奈利指出，「儘管對華盛頓的支持絕對依賴，但國民黨政府遠不是順從的冷戰代理人，並且對美國政治的理念和運作都能產生自己的影響。」

「扳道工」蔣介石

此後兩月內，台灣仍不斷在各種場合強調：「可接受自願來台的戰俘」。

前有中蘇強硬要求按日內瓦公約遣返全部戰俘，後有台灣不斷製造輿論壓力，夾縫中的美國政府，只得在兩種立場間不斷搖擺、反覆辯論。

艾奇遜在1951年2月8日意識到，「戰俘問題將成停戰談判唯一懸而未決問題」。美國政府急於甩脫戰俘包袱。

中國方面，由於戰爭初期出奇不意的戰略優勢漸漸消失，在戰俘問題立場上也一度有所鬆動。1951年4月17日，台灣駐韓「大使館」報告：「中共代表暗示能接受遣返俘虜80%以上。」

於是，美方於4月8日開始在巨濟島戰俘營中重新調查、甄別俘虜意願。美方希望既無強迫意願、又能順利達成80%之數，從而儘早達成談判協議、結束戰爭。

這次決定戰俘們最終命運的甄別開始前一天，台灣特工和變節者也積極行動起來了。幾十年後，許多戰俘仍記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間的瘋狂。

冉宏圖說，那一夜之間，僅他所知就有99人慘遭殺害，有300被割肉挖心。張澤石在其《戰俘手記》一書中，提到了一個叫李大安的戰俘，此人帶著一批台灣特務、變節分子「瘋狂殘殺」，李大安用匕首親手剖開了同袍林學逋、陽文華的胸膛，把尚在跳動的心臟挑在匕首上，到處去恐嚇戰俘。

最終美方得到的甄別結果是，14000名戰俘聲稱自願去台灣。

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宣布：「強制遣俘與我們在韓國行動的基本道義和人道原則相背。我們不會為了買一個停戰協定，而置人於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 美國搖擺不定的戰俘立場由此終結。

中朝方面不能接受美方這一立場，板門店停戰談判再次陷入僵局。然而，當1951年5月下旬，中國志願軍180師受到重創後，形勢發生了變化。

「並未直接參戰的台灣，卻在暗中有效地綁架了停戰談判議程。」常誠博士認為，正是由於國民黨特務在近21000名中國戰俘中產生的影響，為期三年的朝鮮戰爭，後兩年一直受政治爭論所左右。

「如果我們把兩個超級大國和中國看作是驅動戰爭的火車頭，那麼蔣介石就是關鍵時刻的扳道工，有效地改變了戰爭與和談的進程。」

不曾參戰的最大贏家

當朝鮮南北分治已成定局，首先是急於結束戰爭狀態的金日成立場鬆動，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堅持按日內瓦公約遣返戰俘。

然而，當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蘇聯方面不再堅持此前的立場，使得中方孤掌難鳴。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簽字，確定戰俘按照自願原則遣返。至此，志願軍戰俘去台一事最終塵埃落定。

此後，台灣國民黨代表團屢屢向聯合國提及戰俘赴台一事，以此證明「中國人只要有選擇就一定會拒絕共產主義」，進而證明其政治主張的正當性。

戰俘赴台一事贏得政治主動後，台灣當局進而於1952年簽署《台北條約》，正式從日本手中將台灣主權收歸中國。1952年11月，艾森豪威爾任美國總統後，採取了更為激進、強硬的遠東政策，與台灣當局於1954年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標誌著台灣重新被納入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台灣也因此得到了此後20多年的生存空間保證。

「台灣不曾參戰，卻因此成為朝鮮戰爭的最大贏家。」常誠認為。

棋子與棄子

台灣國民黨政權擺脫了棄子的命運。而志願軍戰俘，協助台灣完成命運轉變的關鍵棋子，卻在實現利用價值後成了棄子。

冉宏圖們上岸後，又分乘225輛軍用大卡車，分成5個支隊，由摩托車隊前導，救護車、通訊車隨行，另外還有國民黨安排的廣播車沿途播放歌曲散發傳單。車隊到達台北後，沿主要街道行進，沿途不斷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慶氣氛。

然而喜慶過後，台灣方面「戰俘去台灣後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肯去台灣的，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等承諾，並沒有兌現。

戰俘們被交由蔣經國領導下的一個輔導組織負責，逐個審查後，補入國民黨軍基層。

冉宏圖回憶，其實許多人內心並不願意去台灣，在從韓國到台灣的船上，就有戰友說：「我去到台灣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陸去也是死。」「不聽勸，他頭一低就跳海了。」

1958年8月28日，金門炮戰爆發。冉宏圖等前志願軍戰俘也上了前線，有的就「帶著美國鬼子的步槍、自動步槍，連槍浮水遊走，浮到廈門跑掉了」。冉宏圖也想逃跑，但由於企圖早被發現而未果。

頻繁出現的逃跑事件，使國民黨當局意識到，這批志願軍戰俘大部分還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於是又針對戰俘開始了新的政治攻勢。冉宏圖就曾被要求參加國民黨，但他拒絕了。

「好人」、「壞人」、「中國人」，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圖內心糾纏，他再也無法給自己下一個定義。這個被強抽壯丁入伍的百戰老兵，此後再不關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節前後，他總要面對著大海。

「在台灣燒紙，晚上做夢都想到母親，想到弟弟……」

「那個時候往床上一躺，腳就把扳機扳著，槍抵著胸口。我跟他們講了好多次，我都沒有自殺，只能夠晚上掉眼淚。我說我還要活下來，回來看一下，對家裡有一個交待。」

1942年春節，他被保長一根繩索捆著送進軍營，就此身不由己，捲入時代風浪一生流離輾轉，60多年再沒回過故鄉。他覺得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機會選擇自己的人生。農民、國民黨軍、解放軍、戰俘、國民黨軍……似乎就是抓壯丁的那一個下午，就改變了他所有的命運。他說，他不知道應該怨誰。

1975年退役的時候，他已經五十開外，仍然是個軍銜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訂下的那個娃娃親，早已經杳無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著那個他只見過一面的女人，因為父母死後，這個女人成了冉宏圖對家鄉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灣當局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長達38年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打破了。然而冉宏圖囊中羞澀，也沒有親人和朋友資助，只能去洗膠袋賺錢，他沒有家，晚上就睡在樓梯的角落裡。冉宏圖終究還是回到了故鄉。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機，一路問老鄉：老屋門口的柿子樹和橙子樹相當好吃，樹還在不在？老鄉說橙子樹不在了，柿子樹和桃子樹還在。「結果我去看，那個柿子樹和我一樣，也已經老了。」

冉宏圖把暮年的歸宿選在宜昌，這是當年抗日時他打過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圖和侄子一家養了十幾頭奶牛，在一個很僻靜的小山村裡深居簡出。對他來說，這或許是種慰籍，不用再向別人解釋自己複雜的身份，也不用再爭辯那段歲月的是是非非。他說，「在宜昌，如果有人問起來，還可以簡單回答說當年我在這兒打過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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