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美國人來到中國20年，寫出上海馬路上的都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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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樂路。圖片來自/Marketplace。

Rob Schmitz新書《長樂路：一條上海馬路上的大城市夢》（以下簡稱《長樂路》）中文版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我們近日就這本書的寫作前後電話採訪了Rob。他開朗健談，說到高興處會放聲大笑。當他用普通話表達時，個別字句還帶著淡淡的四川口音，很難聽出這是個外國人。

在中國，越久越迷惑

採訪/張毓婧

翻譯/單琳涵 張毓秀

編輯/張言頌

我對中國十分好奇，想親自去看看

穀雨故事：1996年，您以志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事實上，您之前學的是西班牙語，在申請加入「和平隊」（The Peace Corps）時希望到南美或者中美的西班牙語國家。當您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國時是什麼心情？有沒有過猶豫？

Rob Schmitz：大學時我主修西班牙語，在西班牙待過兩年，西班牙語說的非常好。

我是真的想加入和平隊，那是我學生時代的夢想——花一年的時間去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人，到西班牙語國家發揮最大的人生價值，學些東西。

和平隊可能忽視了申請書中的要求，甚至看錯了我的假期，把我送到了中國。當時中國的和平隊還是一個挺小的組織，只成立了兩三年，人也很少，只有十三個。

我和其他兩位志願者被送到四川省的自貢。我們是第一批到自貢去的外國人，當地居民把我們看作大熊貓一樣的稀有動物。

那時（1996年）的中國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剛剛向世界敞開國門，我們對這個國家抱有很強的好奇心。

無論在哪兒，什麼時候，只要走在街上，就會有一大群人跟著我們，想知道我們在幹什麼，和我們交談，大聲地喊著英語。不過那時自貢還沒有人能很好地說英語，我必須儘快學好中文同他們交流。

穀雨故事：當時你能聽懂他們說四川話嗎？

Rob Schmitz：四川話是一門比較難懂的語言。當時很多四川人都不會說普通話，可我必須同他們交談，得儘快掌握這門語言。

你也知道四川話與普通話非常不同。「我曉得」就是「我知道」，「要的，要的」就是「是」，「么得，么得」就是「沒有」。出於溝通的需要，我必須學著理解那些方言。

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狀況了。我當時是個大學老師，但學生們很少和我聊天。課下沒人與我說話，因為學校提醒他們小心外國人。外國人會傳播一些危險的西方（bad ideas）思想，這種思想不允許出現在教室里。

我那時並不知情，直到兩年後，一個學生私下裡悄悄告訴我，我才明白。所以在中國的第一年，我非常孤獨。

即使我的學生們在課下告訴了我原因，我也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可能由於一些政治上的原因，當時的學校和學校里的「黨派」有點害怕西方文化。

學生們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又為有外國老師而自豪。他們可以向高中生炫耀自己有外教。這件事為他們增加了一些資質，一定程度上也象徵著一筆財富，所以他們應該給我一些報酬。你知道，孩子的父母都期望能找個老師，為此他們需要支付教育經費，孩子越多，學費就應該越多。不過他們通過另外一些方式給了我很多樂趣，比如帶著我們去鄉間旅遊。

Rob Schmitz早期在學校給學生們上課。

穀雨故事：來中國之前，你有過猶豫嗎？

Rob Schmitz：沒有，我沒有一點遲疑。我年少時是個有冒險精神的人，我很清楚我對這個國家所知甚少。我成長在「冷戰」時期，被灌輸了一些關於中國的刻板印象，我想親自看看這個國家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以前也通過一些渠道了解過中國，我對這個國家十分好奇。我們都知道中國面積廣闊，人口眾多，且有著令人震驚的歷史，每個美國人對中國這個廣闊而未知的國家都很好奇，所以我想去探索一下那裡的神秘之事。

穀雨故事：您曾說您當時「不會說中文，對中國一無所知」。未到中國之前，您主要是從什麼渠道了解中國？那時的中國在世界眼中是一個怎樣的形象？

Rob Schmitz：當時對中國的了解是比較少的，印象也很有限。我那會兒覺得電影里的中國是非常神秘的，中國給我的印象很是新奇，像電影中描述的那樣。

穀雨故事：當您到達中國之後，覺得現實的中國與之前的了解有何不同？

Rob Schmitz：來到中國後，我非常享受在這裡的生活，也許由於我被送到四川農村吧。我出生在美國一個約2000人的小鎮，也算來自於美國的鄉村地區，所以很熟悉那裡人們的思考方式。我理解學生們的處境，我的生活環境也不是很富裕，我和鄰居之間非常了解，我希望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過愜意的生活，我們都想去一個大城市。

穀雨故事：您是在來到中國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的嗎?

Rob Schmitz：我那時邊教英語邊學漢語，中文水平非常低。學的都是最簡單的東西。

1996年和平隊在成都時，我的第一位漢語老師為我取名——史明智，此後我一直都在用這個中文名。

穀雨故事：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最讓您頭疼的是什麼？

Rob Schmitz：辭彙是最讓我頭疼的，辭彙的讀寫都是最難的，中文的語法並不是最難的。然後聲調也很難，所有的外國人都覺得漢語發音的語調非常非常難。

穀雨故事：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有什麼趣事嗎？

Rob Schmitz：本來在四川學漢語就是件難事，因為他們說方言，我講著一門他們完全不懂的語言，還要把我覺得對的東西讓他們理解，這就更難了。

我嘗試用所會不多的普通話和當地人聊天，發現他們很難明白我的意思。加上自貢當時還是鄉村，農民居多，對英語了解不是很深。差不多一年以後，我才能正常地和當地人談心。

我偶爾會去成都，和那裡一些「有文化的人」交流，他們懂些英語，可以理解我的話。但在自貢，可能是因為地方因素，我說的（話）他們聽不懂。所以我們之間的交流還是比較困難的，這個過程中可能有小小的誤會。

把中國人的思想讓外國人明白

穀雨故事：您的書現在雖然還沒有中文譯本，但不少中國讀者都表示在閱讀的過程中沒有感受到太大的障礙。您是否認為中文及中文的語境對您的寫作語言和行文結構造成了影響？

Rob Schmitz：我的書大多數通過對話的形式表達，記錄我與所描寫人物間的談話，談話過程中我常常會做些筆記或把我們的談話內容錄下來。

這種談話模式大大影響了我的寫作風格。我通過記錄和翻譯的方式寫書。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這些素材翻譯成英文。有時由於文化差異，可能不那麼精確，所以我認為中文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的寫作風格。

當你在寫一個地區的人時，必須了解這個地區。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翻譯的不止是一門語言，更多地是去理解背後的思想動機。我需要通過翻譯讓英語世界的人明白中國，翻譯要做的不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更重要的是將兩者的歷史和文化聯繫起來。

很多中國話是很難翻譯為英文的。比如：熱鬧。熱鬧在中國文化中有一種享受的意思。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熱鬧吸引著他們，他們希望加入其中。他們想要更多的熱鬧。住在熱鬧的地方，去熱鬧一下，或者大家湊在一塊兒熱熱鬧鬧的。但是我在翻譯為英文的時候，很多外國人不理解這個意思，熱鬧到底是什麼？對外國人而言，他們可能不是想熱鬧一下，只是想去一個很安靜的地方。我試圖解釋這一切，所以我寫這本書可能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翻譯，更是兩種文化的交互。

文化這塊兒，我也在書中提及了：我從宣傳部看到了中國夢，中國夢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這很難理解，是不是？

你必須要了解中國夢背後的歷史、文化和發展進程。這（中國夢）是個很容易被概念化，但實際又很有深度的名詞。我們需要通過這個表面名詞來探索它背後的故事和歷史，我們不僅僅是那種描寫中國的作家，也不只是將中文翻譯為英文的作家，而是翻譯和轉化思想的作家。把中國人的思想讓外國人明白，這是很理想化的，對我而言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所以如果不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思想的話，很難將這些翻譯出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會和很多中國人交流，與他們長期相處，了解他們的背景、動機、行為原因、故事發展的歷史、在人生中做了哪些重要的決定，他們來自哪裡，在哪裡出生和成長。

你無法快速對一個人下判斷，必須通過長期相處才能準確定義這個人。當你清楚一個人的故事、發展和緣由時，你才能對他們做出準確的判斷。這時你會發現，他和你原本想像的十分不同。

如果你從未和這個人長期相處，完全不知道他的生活樣貌，就無法理解他們。我要做的是儘可能深入地了解他們的生活，弄清楚他們在高速發展的社會中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穀雨故事：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長樂路：一條上海馬路上的大城市夢》 ，是一個長且細緻的書名。在決定使用這個書名之前您有備選嗎？您是如何使標題緊扣主題的？

Rob Schmitz：沒有替換的選擇。我寫這本書是為了記錄我在長樂路所認識的人。它的中文名叫長樂路，但如果翻譯為「Long Happiness Road」，看起來有點奇怪。所以我把它改為了Eternal Happiness Road這樣聽起來會比較好一些，有種這條路讓人很享受的意思。

我選擇這條路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我住在這條路上，另一個是我在我的廣播節目（Marketplace）中做過一個關於老百姓的系列報道。剛開始只有一個故事，後來增加到12、13個。

這本書最大的主題就是夢

穀雨故事：即便是以個人和家庭為單位，從長樂路看上海，也會有很多不同的主題。您的書中提到的「體制」、「拆遷」、「中國夢」等主題都是備受關注的熱點話題。您在寫作中是如何挑選和確定主題的？

Rob Schmitz：我這本書最大的主題就是夢。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夢想。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趣且美好的時代，中國政府也有了他們的夢——大的政治上所謂的中國夢。他們要把所有人的夢彙集起來，然後實現一個大的中國夢。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會很成功，但我知道的是，夢想應該以個人為單位。而且你沒法說「我的夢就是中國夢！」。

每個人的夢就是中國夢？我的名字叫Rob，我有一個rob的夢想；你的名字叫Zhang，你也有一個夢。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夢想，所以我覺得這個夢還是個人的夢，我想說的是每個人的夢。

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十分有趣，每個人都有夢想，而且大多數人擁有實現夢想的機會。中國現在處於一個很好的時代，20年前我剛到這裡，那時人們很難實現夢想。可能你非常勤勞，但不是很有錢，也碰不上一個好的機遇。現在的中國，有了很多機會，生活條件也有了很大提高，像我書中寫到的那樣，每個人都非常努力，有自己的夢想，且總有一天會實現。

穀雨故事：您的書一共有十五個章節，每一章都有各自的主題。一般寫作中為了保證故事的完整性，筆者會傾向於把每一個主人公的故事單獨連貫地敘述。而您卻選擇將多位主人公的不同故事階段放在不同的主題里描述。這樣雖然有利於突出主題，卻也有讓讀者在閱讀時產生混亂感的風險。您是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係的？

Rob Schmitz：我一共有十五個章節，每個人都用三章來寫。長樂路把所有人聯繫在一起，我是根據地圖來描述這些人的。

我覺得我通過這種方式把他們聯繫到了一起。這些人生活在不同年代，有著不同的年齡和經歷，但都在同一條街生活和工作。他們之間也是相互關聯的，是這條路把所有人聯繫到一起。

穀雨故事：您的妻子和您初次約會時，說您打算回到中國做記者是個瘋狂（crazy）的決定。有這樣看法的人想必不止她一個。是什麼讓您選擇了這條crazy的道路，以記者的身份再次回到中國？

Rob Schmitz：作為一個記者，這對我來說不是個很難的問題。中國是個面積大，人口多的複雜社會。這裡必然有很多故事可以報道。

對一個記者而言，這是非常好的選擇。我喜歡報道不同人的故事，中國很適合干這件事。而且近幾十年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想了解更多中國的人文，我來中國並非因為中國，而是因為這裡的人。中國和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並無很大的不同，主要不同在於他們人與人間的差異。

這個世界並沒有哪個國家會像中國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變化地如此之快。我主要想看一下這些變化體現在個人身上是什麼樣子的。

對我來說，中國很有趣。這裡不是那麼複雜，如果你想看一個比較複雜的社會，你一定要到美國去。

中國的複雜主要體現在人文變化之上。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中國人經歷了很多變化。他們是如何處理這些變化，怎麼做決定的，這些變化和決定又是怎樣影響他們的人生軌跡，怎麼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真正吸引我的是這些變化的原因和經過。

穀雨故事：您是如何說服妻子同意您的決定並跟隨您來到中國的？

Rob Schmitz：這真的很難，她希望留在洛杉磯，我們在那兒住了六年。但我不想繼續待下去了。

我們進行了一場有趣的談話：「你想住在這裡，但我不原意。哈哈哈……」

嗯，她轉變了想法，後來我們一起做了這個決定。

穀雨故事：您的妻子來到中國後對中國的看法有什麼樣的轉變?

Rob Schmitz：我老婆是美籍華人，她的祖父母和父母在解放戰爭中逃往美國，如果他們留在中國會有生命危險。因為他們是地主，是國民黨。

由於歷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在到這個父母和祖父母生活過的國家之前，她會有些恐懼。儘管如此，她對中國文化仍然很感興趣，還寫了一本關於中國教育體系的書。

掌控孩子，是中國的文化特色

穀雨故事：您在書中詳細描寫了陳凱的家庭故事，這樣的家庭教育模式在中國80後、90後的成長中並不少見，作為一個美國人，您的父母對您和您的兩個兄弟是怎樣要求的？

Rob Schmitz：美國的父母不會試著掌控孩子，這是中國的文化特色。

我老婆的父母和陳凱父母很像，雖然她生活在美國，但中國人在美國和在中國是差不多的，都有一樣的文化。

不過因為我老婆在美國長大，和傳統的中國人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成長環境對她影響很大，朋友們都是美國人，她看別人的家庭是這樣的，而自己的家庭不一樣——她的父母很認真很嚴厲，一直想要控制她，跟陳凱的父母一樣。

當然中國父母也不全是如此，中國很大，現在父母們越來越開放。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老婆的父母也改變了教育模式，越來越少地干涉女兒的人生。

但陳凱是80後，出生在湖南的一個小地方，所以他的父母有一點傳統。

《長樂路》書中人物之一陳凱。

他爸爸，我覺得，在心理上有點問題，他想控制陳凱。他對自己的人生很憤慨，因為他永遠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陳凱的爸爸想要成為一個評論政治的作家。但在那時，這是件非常危險的事，他不能以此為生。但他覺得自己很擅長這個，卻不能這麼做，所以他很生氣。

那是一種沮喪感：體制不斷阻止我，控制我，我不能成為我想成為的人。他為中國的體制感到憤慨。他抱怨體制，希望下一代幫他完成未了的心愿，因此他也遷怒於陳凱。

對於陳凱來說，他生活在一個跟他父親不太一樣的中國。90年代中國開放之後，他有了更多追求自己夢想的自由，他想掙脫父親的束縛，就必須靠自己生存，遠離那個地方，不受父母影響。在我看來，這個決定非常正確。

陳凱想要自由。但在這個體制下，每個中國家庭都是這樣的，父母控制孩子的慾望非常強烈。

我出生在美國家庭，父母從未試圖控制我，他們只做一樣事：教會我承擔責任。

14歲時，父母強制我出去工作；15歲到16歲，我在當地藥店的配藥處兼職；17歲在工廠流水線做工；18歲為了支付大學學費而工作。

父母只給了我第一年的學費，之後，他們告訴我，「你應該靠自己生活，自付學費」。我認為這是件好事。他們教會我自己工作，自己賺錢，依靠自己。

中國父母像對待寶寶一樣對待長大的孩子，給他們想要的一切。當然作為回報，父母希望孩子言聽計從，感覺那就像是一種義務。這就是中國體系，在這個體系下，你永遠都不可能自由。

如果你能自己工作，就可以享有自由。想要自由，就必須自立，成為自己的主宰者，這樣就沒有人能夠控制你。所以，我認為這就是陳凱尋求的東西。經濟自由了，他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小時候，很簡單，父母要求我工作。我父母說：「你在家時我們會照顧你，但當你成年離家後，就應該賺錢養活自己」。

所以，每當我跟中國人談起這個的時候，他們都不相信，「你們的父母太吝嗇了哈哈哈」，但是我認為這絕對是件好事。他們教我工作 ，他們覺得孩子是自由的，會自己做決定，而不是永遠依賴父母，當然你們（中國孩子們）也會掙脫父母的控制。

我為我的父母而自豪，他們的教導讓我很自信。

穀雨故事：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您是怎麼教育孩子的？您與妻子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有不同觀點嗎？

Rob Schmitz：這個問題很有趣，我老婆還是很開放的，即便我們文化不同，但很相似。她會做一些與中國文化不同的事，她是一個美國化的中國人。我在中國待久了，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會讓孩子做些兼職賺錢，去理解工作的意義。工作能給他們自由，這很重要。

但我不會像我的父母對我那樣，對他們那麼嚴格。因為我的老婆會扮演這個角色。

在學習方面，我和我老婆有點不同。她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而我只讀了一所普通的學校。現在想想，要是我以前能去個好一點兒的學校就好了。有時候我想如果我能讀一所好的大學，就可以早點兒做那些現在才能做的事。

她能夠進入斯坦福是因為，從小她父母就強迫她努力學習。我的父母很好，從不要求我在學業上刻苦。

我覺得沒有必要逼著孩子學習，這也許是中國的一個大問題。激烈的競爭環境，讓很多父母強迫孩子用功。導致孩子有很多心理問題，他們不開心，不知道未來想要什麼，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我老婆就有點這樣，即便成績很好，大學畢業後她也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我一直都清楚自己要什麼。這是一種平衡而非幸運，如果我老婆的父母當初能多給她點兒自由，她會變得更好，可以去選擇自己的未來。

父母不該太多地控制孩子，要多給他們一些自由。太多的干涉對孩子而言意味著傷害，這很危險。

我喜歡中國，中國父母很愛自己的孩子，但如果太過火，那就是一種傷害——不是在幫他們，而是讓他們變得更差罷了，使他們在每件事上都更依賴你。陳凱就是明白了這一點，努力想要找到一種方式掙脫這種束縛，想要獨立和自由。

穀雨故事：您的妻子出生在中國家庭，她的父母會反對您帶他們女兒和外孫回到中國嗎？

Rob Schmitz：啊……有一點反對。因為離開中國時，那裡對他們而言十分危險。1949年如果是地主、有錢、有土地，很可能被處死。不過中國發展很快，他們知道現在的中國不再是一個那麼危險的地方了。

我覺得中國文化對他們的外孫而來說是非常好的。我的兩個兒子都會說漢語，而且水平很高。

孩子們跟姥姥姥爺說中文，他們完全可以理解彼此的意思。和爺爺奶奶在一起時，就說英語。我的兒子們能非常流利地說兩門語言，真的讓我很開心。

來到中國讓他們多學了門語言，我岳父岳母對此也十分滿意——外孫能像他們一樣說一口流利的漢語。

雖然一開始他們有點反對我們來中國。你知道的，我是一個駐華記者，聽起來感覺是一個在中國涉險的記者。不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覺得這真的很好，現在他們很滿意。

穀雨故事：你會讓孩子在上海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嗎？

Rob Schmitz：是的。我大兒子現在在上海一個本地學校的國際班，讀小學二年級。班裡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有外國血統的中國人。

在教室里，老師對他們說中文。他們學數學、語文和科學，當然也有英語。

我跟我老婆選擇這個學校，因為這是一個本地的學校。上海有國際學校，但是我們沒有選。我們認為中國的小學教育是非常好的。

事實上，儘管中國的小學非常好，但中學就不是這樣，我永遠不會讓我的兒子們在中國讀初中和高中。我不認為中考和高考是件好事，那太可怕了，對孩子是一種傷害。

但我感覺中國的小學教育，主要不是考試，而是學習知識。在這兒學習中文很重要，學校里的「班級」也很好。我兒子是個小隊長，這對他是件好事。他跟每個人相處地都很愉快，他喜歡學校。對此我們也感到非常高興。

我認為他做了很多正確的決定——他在寫些中文故事，讀中文書，這很棒！

我欣賞他們的一切，但我想寫人性

穀雨故事：您說「我們一直都通過正面渠道接觸歷史，美國也一樣，但我們都不相信它」。當您看到王雪松（Wang Xuesong）父母的信時覺得「這才是原汁原味的歷史」。非虛構寫作和那些信件一樣，都是還原或記錄歷史的真相。您的書也會被讀者看做是真實的歷史。追求原汁原味的歷史是否成為了您寫作的原因或者動力？是否對您採取非虛構方式寫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Rob Schmitz：這很有趣，當我讀那些信時，意識到它們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真實的一部分，官方公布的歷史和原汁原味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

你知道，當我閱讀那些信時，需要翻譯成英文，大多數信都是我的助理——謝一帆幫我翻譯的。她經常陪我採訪長樂路的居民們，為報道的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也是我在書中「鳴謝」部分提到的第一人，現就職於《華爾街日報》。

這些信真的很有趣，裡面涉及到很多當時的歷史性問題。

王雪松的父親王明（音譯）在監獄裡，為了能讓他收到一封信，他的妻子在信里寫了很多宣傳性質的話，她本來想寫信說明家裡最近的情況，但加了很多讚揚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萬歲」。

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看起來有點兒荒謬。但這就是當時那個體系下所發生的事情。他必須要在信里這麼寫，信才能寄出去。如果信里寫了太多真話，監獄的管理員就會找王明的麻煩。

所以，就算是信，如果講太多事實的話，也是很危險的。如果說了，他們很有可能被殺，那時跟現在很不同。

因此那些信多數都與家庭有關。例如王雪松，所有的信里都有提到他。他是家裡的獨苗，他的媽媽在跟他父親的通信里，只在乎他的情況。

每一封信里都有王雪松，而不是其他女孩子，他的姐姐們似乎有點被忽略了。他的父母只知道女兒們的一些重要信息——她們過得還行，在工廠工作。但信里有大量關於王雪松的消息：他學習怎麼樣，在哪個班……

當我遇見王雪松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老男人了，將近50歲。我跟他說我得到很多他父母間的信，裡面記錄了不少他兒時的事。

穀雨故事：您曾提到在寫作的過程中會盡量將自己抽離，這也是每一個非虛構寫作者的自律。可是書中記錄的都是您的鄰居，後來也與您成為了好友，在講述他們故事的過程中您是怎麼定位自己的？又是如何處理自己感情的？

Rob Schmitz：我知道，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感。我很喜歡他們，特別是趙士玲（音譯），就感覺我是她的朋友。

我在書里寫了她很多事。因為我是她的好朋友，所以我想寫她，而且只想寫她好的一面，我喜歡性格鮮明的人。

人都有缺陷，我有，我的人物也有。不過這些缺陷是很有趣的。

這些缺陷不容忽視，有趣就有趣在你可以通過觀察他們的缺陷，尋找背後的合理原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傳統或者說問題，我想通過記錄、描寫和解釋這些的問題，揭示他們的行為的動機。

我很努力地嘗試著理解這些動機。我對他們的自我定位以及處理問題的方式很感興趣。我很喜歡他們，哪怕有缺陷，他們也還是很好很好的人。

我欣賞他們的一切，但我想寫人性，人的本性決定了我們無法規避錯誤。我喜歡揭示問題的書，無論事實能否如願，我都必須寫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記錄他們努力變得更好的過程。

至少於我而言，（這個過程）很有趣。對讀者來說，我希望向他們揭示這些問題和人們處理問題的過程。通過處理這些問題，人們試圖生活地更好。無論（決定）是否正確，這些選擇都存在一個合理的原因。

本文由「非虛構與寫作」公眾號出品。

關於Rob Schmitz

Rob Schmitz，中文名史明智，美國人。1996年以和平隊（The Peace Corps）志願者身份在四川自貢做外教。2010年攜家人重返中國，成為美國廣播媒體Marketplace唯一的駐華記者。2016年8月辭職，在NPR（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上海站做記者。2016年5月17日於北美出版 《長樂路：一條上海馬路上的大城市夢》，英文名：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記錄了在上海長樂路生活、工作的「老百姓們」的故事。

穀雨致力於支持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了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故事（GuyuStory）」，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guyustor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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