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崑曲達人：曲學大家北大授課，俞平伯主持谷音社

說起民國大學校園，人們往往關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國運動，抑或亡國危機中的悲愴憤切等這些與家國情懷、熱血青春有關的大事件、大場面。而游離、沉潛於「大事件」之下的，另有一脈脈平靜而恬然流淌的溪流，潤澤著歷史的乾枯與焦灼。這其中，就有蔡元培、吳梅、蔣復璁、俞平伯、張充和、陶光、張宗和、汪曾祺等參與、各種社團相繼興替的崑曲傳習活動。曲聲笛韻，悠揚在民國校園，成就了歷史的另一種聲音。「唱崑曲……關鍵就在一個 樂字， 樂 才能唱幾十年。人不能沒有娛樂，亦即感情方面要有寄託。我每當傷風感冒時唱一唱崑曲，出一身汗，病就好了。」這位把唱崑曲當特效感冒藥的奇人，是著名圖書館學家、文博學家蔣復璁。他與崑曲的不解緣分，肇始於1917年入讀北大之後。說起來，他真是趕上了學唱崑曲的最好時期。那時，北大校園幾乎日日笛韻悠揚，曲聲婉轉，可謂業餘崑曲傳習的第一重鎮。看看當時的陣容，有聲稱「寧捧昆，不捧坤（女伶）」的崑曲愛好者蔡元培，有一代曲學大家吳梅執教北大，講授包括崑曲在內的中國戲曲史等課程，並與崑曲名家趙子敬、陳萬里聯袂教唱崑曲組學員，學員中，有「韓黨北大六君子」，即後來被譽為「崑曲大王」韓世昌的六位鐵杆粉絲，有注重自得其樂的，以俞平伯、任中敏及蔣復璁本人為代表。而蔡元培身為北大校長，還極力扶持崑曲社團——「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崑曲組」運作其事。崑曲並非只在北大傳習，清華等高校也是如此。「把崑曲帶向世界」的張充和雖然是在北大上的學，但她卻參加了清華的谷音社。谷音社的主持者是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俞平伯是曲學大家吳梅在北大時的崑曲弟子之一。到了抗戰時期，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和中法大學還聯合組建了昆明三大學崑曲研究會。崑曲是中國最古老的劇種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的珍品，其在高校的發展源遠流長。隨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1年把崑曲列為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北大也於2009年啟動了崑曲傳承計劃，並成立了崑曲傳承與研究中心。曲學大家吳梅北大授課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倡導并力行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以文科而言，不僅僅是吸納了陳獨秀、胡適、魯迅、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這些早已在歷史前台被過度曝光的或新潮或保守的人物，而且為貫徹其美育教育的理念，把宋詞、崑曲引入了北大課堂。於是，此前被大眾忽略的人物——曲學大家吳梅，站到了北大的講台上。據聞，此前蔡元培並不認識吳梅，一次在舊書肆，心有所思的蔡元培見到一本叫《顧曲塵談》的談論崑曲之書，閱覽之下，大為讚賞，遂將作者吳梅禮聘至北大任詞曲教授。聽來頗為傳奇，聊備一說。在報紙的冷嘲熱諷與學生的議論譏笑中，吳梅走上講堂。他不僅口說指畫，而且「運用直觀教具進行教學，公然攜笛到課堂上說明曲律，說明今傳的十七宮調分隸於笛色的七調之中」。當爭議被教學效果平息之後，崑曲在北大站穩了腳跟。

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公益演出。此外，在蔡元培支持下，貫徹美育教育的音樂研究會宣告成立。會內設崑曲、琵琶、古琴、絲竹、小提琴和鋼琴等六組。由校方撥經費，聘名師，指導學生。崑曲組導師由詞曲教授吳梅兼任。在吳梅指導下，學員進步很大。至1918年4月，因人數過多、科目繁多，吳梅應接不暇，特請陳萬里分任副凈、小丑的教授。其後，又聘請時任袁克文曲師的崑曲名家趙子敬來校教曲，由此形成三導師體制。1917年考入北大預科的蔣復璁，當年即參加了音樂研究會。晚年的他在回憶錄中說：「我當時加入了崑曲組，和趙子敬學崑曲之後，我就不再唱皮黃，覺得它不是文學，沒有味道。我也跟吳梅先生學過，他唱得很好，曾戴著鬍子唱旦。」他又提到：「趙子敬和吳梅因為對《遊園》里一個字的讀音有不同意見，吳梅心存芥蒂，就很少來了，由趙子敬一直教我們下去。到現在為止，我還沒看到這樣的崑曲全才。」這個一字之爭讓吳梅、趙二人共同的崑曲弟子、名伶韓世昌無所適從。據韓世昌後來追憶，他的演出吸引北大一眾師生前來捧場，尤以顧君義、王小隱等北大六位學子為最。他說：「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就喜歡看我的戲。他最愛看《思凡》……常忙裡偷閒到天樂園來聽戲，聽時必坐樓上包廂，台下常有顧君義他們在聽戲。所以有人對蔡說： 樓下掌聲，皆高足所為。 蔡元培先生回答說： 寧捧昆，勿捧坤 。蔡先生對崑曲是很喜歡的。」顧君義還力請老師吳梅觀看了韓世昌的演出，吳梅對韓也頗為賞識。不久，韓世昌拜吳梅為師。後來經吳梅介紹，韓又從趙子敬學曲。於是出現「一字」窘境。韓世昌回憶道，兩位老師對《牡丹亭·遊園》中一句「迤逗的彩雲偏」之「迤」有不同讀法。趙子敬教他唱「拖逗」，吳梅叫他唱「移逗」。「我沒有法子，只好在趙先生面前唱 拖逗 ，在吳先生面前唱 移逗 。」從北大畢業後，已然愛上這門藝術的蔣復璁一生與崑曲結下不解緣分。晚年的他謙遜地說：「我從民國六年唱到今天，將近七十年，說我曲子唱的如何好倒不見得，大體只是曉得而已。」對於崑曲如此之愛，以至他竟想出這樣「三觀不正」的譬喻：「唱戲和抽鴉片一樣，不必告訴他什麼地方有，同好之人自然會聚集在一起。我從北京到南京，從南京到重慶、昆明、成都，甚至到外國，都有崑曲可以唱。」俞平伯主持清華谷音社「工字荷廳記舊蹤，笙簫一霎谷音空。」比學長蔣復璁晚入北大十幾屆的才女張充和，已經錯過了北大崑曲傳習的黃金時代，不過，她遇到了另一個好時光，在北平郊外的清華園，以清華師生及家屬為主組成的谷音社，向她敞開了大門。上文所引用的兩句詩便是她後來對在清華工字廳學曲往事的追憶。谷音社的主持者，是吳梅在北大時的崑曲弟子之一、以紅學研究享譽中外的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俞平伯於1915年考入北大，吳梅到北大任教時已為大三學生。據他追憶，吳師任教北大，為「余日後習曲因緣之一也」。不過當時收穫並不很大，他記得，1919年4月，吳梅於課外借紅樓中教室開一崑曲班，從之者不多，他僅習得兩支曲子，且無是處，引吮發聲，頗為特別，妻及妻弟常引此為笑。1924年冬，於校友蔣復璁家中，得識嘉興曲師陳延甫，聘其教授，正式開始習麴生涯，沉醉其間，不亦樂乎。妻弟許寶騤評價大舅子說：「他歌喉不亮，唱來未必盡美，而深研曲學，成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之名家，實為難能可貴。」

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創始人的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是吳梅的崑曲弟子之一，他主持了谷音社。雖「歌喉不亮」，但作為一代文學大家的俞平伯唱起崑曲來，卻具有超越「歌喉」本身的非凡感染力。據時在清華讀書的吳征鎰回憶，他曾見俞平伯唱過《長生殿》中幾支曲子。唱《定情賜盒》引子「東風第一支」，頗有帝王氣勢；又唱《驚變》：「俞平伯抱著懷鼓，親自敲打，唱了那愈來愈快的 上小樓 、 撲燈蛾 ，充分表達了 臣民逃散……乾坤覆翻……社稷摧殘 、 西風送晚……一輪落日冷長安 的 亡國亡家 氣氛。」俞平伯並偕清華諸曲友浦江清、汪健君、陳盛可等發起成立了谷音社。據朱自清日記可知，首次曲集舉行於1934年6月10日，當晚俞夫人許寶馴所唱《思凡》最佳，某人的《楊胖賜福》道白乃如皮黃。俞平伯為谷音社社長，聘吳梅任導師，然此時吳早已離開北大，任職於南京中央大學，故只能名譽指導。實際承擔教曲重任者為曲師陳延甫。俞平伯從其學曲多年，對他極為熟悉，也相當欽佩，曾如此評贊道：「其人未多學問而持身樸拙，至饒古意。能劇三百餘折，余等所肄習僅三分之一而弱。陳於吹笛以外，鼓板金奏尤熟而老，口講指畫原原本本，且於曲文之音讀曾有所受，有些殆明清以來三百餘年相傳之舊讀，尤為難得。」陳延甫施展教學才華的課堂之一，在工字廳。1934年夏畢業的清華學子季羨林後來追憶：工字廳是一座老式建築，裡面迴廊曲徑，花木蓊鬱，後臨荷塘，那一個有名的寫著「水木清華」四個大字的匾，就掛在工字廳後面。這裡房間很多，數也數不清。在這「數也數不清」的房間里有幾間專為練習音樂而設的隔音室，其中一小間，自1934年夏起，成為谷音社幾個年青學子習唱崑曲的據點。有唱旦的李鼎芳，唱生的陶光、張宗和，生旦都唱的華粹深，還有一位殷炎麟，自稱唱正旦，但從不聽他開口，會拉所有劉天華的二胡曲子，有時也帶二胡來伴奏。這點在《吳征鎰自述》中有所印證。一天吳在宿舍聽到樓下傳來悠揚的崑曲笛聲，不覺喉癢，就下樓自薦，原來便是殷炎麟。殷和吳一樣，也很靦腆，不敢大唱，只是低吹淺唱，過過曲癮。以上五人外，還有唯一的女生張充和。她每兩周從城裡過來一次，唱到晚飯後，不能回城，就住燕京大學女生宿舍。在這些日子裡，他們隨陳延甫共學了《紫釵記》的《折柳陽關》、《邯鄲夢》的《掃花三弄》、《牡丹亭》的《硬拷》、《琵琶記》的《書館》等許多的曲子。1937年，隨著「七七事變」爆發，社友雲散，谷音社也就停止了活動。據記錄，從1934年6月首次曲集四年來，該社在清華校園公開曲集7次，同期18次，在中央公園水榭宴集1次，所唱曲目93折，其中《琵琶記》最多，12折，次為《長生殿》10折，再次為《還靈記》7折。俞平伯當年撰《谷音社社約引言》寄託希冀云：「譬諸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寂寥甚矣，而聞跫然之足音，得無開顏而一笑乎。」谷音社發起組織的崑曲傳習活動，在歷史的空谷曾踏響起如此高頻的令人「開顏而一笑」的「跫然足音」，溫慰著「九·一八事變」以來生活於平津地區如風聲鶴唳般的人心。陶光策划了崑曲研究會「漫客天涯，如何不歸……忘情處，命玉龍哀笛，著意狂吹。」1939年春，谷音社南渡社友浦江清、楊蔭瀏、陳盛可、陶光、張充和五人於昆明王守泰家聚首，曲敘聯歡，浦江清即席賦《沁園春》一闋。天涯漫客，四海曲友，在昆明城延續了崑曲的傳習。1942年11月7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和中法大學聯合組建的昆明三大學崑曲研究會即日成立，吸收三校師生及家屬參加。活動地點一般在雲大西北角晚翠園，拍曲子、開曲會多半在這裡借用一個小教室，擺兩張乒乓球桌，二三十張椅子，曲友畢集，就拍起曲子來。當年清華谷音社中的學生輩社友如今已在各大學院校任教，並成長為昆研會的核心骨幹。昆研會策劃人實為陶光，有兩個雲大中文系同學作其助手，管石印曲譜、借教室、打開水等雜務。陶光是西南聯大中文系教員，教「大一國文」的作文。他的崑曲演唱水平之高，為大家公認。多年前在工字廳與陶光一塊學曲的華粹深後來評價道，紅豆館主溥侗一身絕藝，晚年執教於各大學，得意弟子僅陶光等三人。其中，陶光「天才甚高，為館主所最賞識者，惜僅傳其《三醉》、《驚變》、《漁陽弄》及《黃鶴樓》之周瑜數出而已」。又說：「今日唱大冠生戲適宜者，有陶重華君（陶光原名）。《哭像》、《八陽》等，均足冠冕當代，其氣魄有（俞）振飛不能及處。」這點也得到昆研會積極分子汪曾祺的確認：「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華大學時曾受紅豆館主（溥侗）親授。他嗓子好，寬、圓、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蒼蒼莽莽，淋漓盡致。」以上二人是就陶光的師承、天分與適合戲路而言，若從其演唱予人之感染力方面，張充和的描述尤為傳神。她說陶光「興緻來時，不管有人沒有人，不管有笛子沒有笛子，便閉著眼放開嗓門大唱，唱進曲里去，便似乎每一支血脈都隨著曲意曲情在跳動」。又言：「他唱《粉蝶兒》時閉著眼睛，如唱到 踐朝霞，乘暮靄 ，身子飄飄如在雲中，唱到 這的是三楚三齊，那的是三秦三晉，更有那找不著的三吳三蜀 ，閉著眼用手點著，如在雲中向塵世去數，向歷史中去尋索，更托出臨川之筆不同凡響。」另一位原工字廳學員張宗和，時任雲大文法學院講師，在曲會上主要為人吹笛伴奏。據汪曾祺回憶：「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風圓滿，唱起來很舒服。」又說：「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陽關》，唱得很宛轉。 叫他關河到處休離劍，驛路逢人數寄書 ，聞之使人慾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另外據載，張宗和曾為學員傳授《琵琶記·南浦》，其妻孫鳳竹則示範了《牡丹亭·遊園》。同期曲會上，夫婦常合唱《折柳陽關》、《受吐》等出。汪曾祺回憶校園崑曲此前在清華園，與殷炎麟一樣因為靦腆，不敢大唱的谷音社編外人員吳征鎰如今已十分自信，無論在宿舍還是曲會上，常常亮開嗓門，引吭高歌，以致忘情。他回憶說：「那時我嗓子也好，能唱《彈詞》《罵曹》《掃秦》《冥判》《夜奔》等全出，雖然慷慨悲歌，略抒憤懣，但不免驚吵四鄰。」「四鄰」中，有聞一多、吳晗、潘光旦等師友。汪曾祺所記與之大體一致：「 唱老生 的吳征鎰，身體好，中氣足，能把《彈詞》的 九轉貨郎兒 一氣唱到底，這在專業的演員都辦不到……戲曲演員有個說法 男怕彈詞 。他常唱的還有《瘋僧掃秦》。」時在西南聯大國學系讀書的汪曾祺、朱德熙，是這一波崑曲傳習小高潮時期學生輩曲友的代表。據楊毓珉回憶：「1942年的下學期，我們同時聽一堂《中國文學史概論》的課，講到詞曲部分，老師和學生一起拍曲子。曾祺很聰明，他能看著工尺譜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跟他們學著唱。我記得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幾句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師傅削去了頭髮…… 真是纏綿凄婉、楚楚動人。這是我和曾祺初次接觸戲曲。」汪曾祺回憶自己的大學經歷，曾提及，有時深更半夜，他會端坐大樹枝杈上，對著明月吹笛。不過，給他留下有關崑曲記憶最多的還是晚翠園曲會。在一次曲會上，聽過汪曾祺唱的一支曲子後，數論專家、俞平伯妻弟許寶騄跟聯大國文系主任羅常培說，他想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聽到羅常培的轉告，自然願意，但稍感意外，因為他不知道許寶騄會唱曲子，更沒想到他會主動提出要教唱這齣戲。汪曾祺按時去見許寶騄，沒有說多少話，就拍起曲子來。汪曾祺記述道：「許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 擻 特別好，搖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汪曾祺大概還不知道，這位「許先生」會唱三百多出崑曲，曾是谷音社骨幹成員，目前還擔任他們系主任羅常培和音樂家錢晉華的崑曲老師。六十多年後，憶罷昆明時期若干崑曲往事的汪曾祺，在《玩翠園曲會》一文結尾寫道：「參加同期曲會的，多半生活清貧，然而在百物飛騰、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復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旋渦中的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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