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楷書之變

亦為高足

臨寫右軍

褚遂良是歐陽詢、虞世南的晚輩，相差近40歲，他們是初唐書壇上齊名的三大家。「初唐」這個時段，寬泛一點說，指武則天篡唐之前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共60餘年。這三家的書法特點，盛唐書家徐浩有個形象比喻：「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虞、歐去世之後，褚遂良獨擅大名，成為唐朝新生代書家的翹首。清朝帖學家王澍認為，褚遂良的影響力貫穿整個唐朝，「稍險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棲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劉熙載《書概》乾脆把褚遂良稱為「唐之廣大教化主」。

他是褚亮的次子，生於長安，入唐時23歲。26歲出仕就在李世民秦王府做鎧曹參軍，管理武器裝備。太宗貞觀年間，由秘書郎做到中書令，以直諫著稱，骨鯁風采，是魏徵一流的人物。太宗臨終託付後事，委為顧命大臣。高宗朝官至宰相，高宗廢王皇后改立武昭儀（武則天），他執意勸諫，到了「解巾叩頭流血」的程度，得罪高宗的神聖愛情，被逐出朝廷，貶到地方任職。初貶潭州（今湖南長沙），再貶桂州（今廣西桂林），最終貶到當時唐帝國最南端的蠻荒之地愛州（今越南清化），63歲客死該地。他的子孫因受牽連也流放愛州，高宗臨死前發慈悲，下詔「放還本郡」，這本郡不是褚氏漢代祖籍河南陽翟（今河南禹縣），而是自東晉以後定居的錢塘（今杭州）。

褚遂良 黃絹本蘭亭敘

作為書法家，褚遂良的轉折關口在43歲那年，頂虞世南去世後的空缺，開始兼任唐太宗的「侍書」。舉薦人是唐太宗都要敬畏三分的魏徵，推薦詞是：「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在皇帝身邊做侍書，儼然首席御用書家。那時，宮廷里還有一批擅長書法的「供奉搨書人」，如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之流，太宗賞賜皇子和朝貴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都由他們複製，趙模還寫過昭陵大碑。他們無學識，不過是宮廷里的工藝匠人。貞觀年間，殷令名、於立政等官員也寫碑，卻非皇家欽點之制；太宗的近臣長孫無忌和楊師道寫過《唐太宗登逍遙樓詩碑》，但是書法不如褚遂良專業。

唐太宗留心翰墨，推崇右軍，褚遂良做他的「侍書」，寫寫畫畫，閑聊書法，當然圍繞王羲之。《舊唐書》有一段記載：「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史家記下這件事，表示褚遂良不僅能寫「王書」，而且具備隨疑剖析的學養。褚遂良鑒定御府的藏品，編過「王書」真跡目錄，按正書、行書分門，每卷節錄各帖前一兩行文字，註明行數，名為《右軍書目》，被晚唐學者張彥遠編入《法書要錄》，至今仍是研究王羲之書法的重要文獻。

褚遂良的書法師承有些複雜，不專一家。唐朝李嗣真《書後品》稱褚遂良「首師虞（世南），後又學史（陵）」，而且是唐太宗也「受之於史陵」。張懷瓘《書斷》說他「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也提到師從史陵。因為父親褚亮與歐、虞同僚的關係，褚遂良與這兩位書法前輩早有交往。唐朝《國史異纂》記載了褚遂良向虞世南請教書法的一段對話，他攀比兩位書家，一位是虞世南的老師智永，一位是歐陽詢。

被「追認」到褚遂良名下的《倪寬贊》

褚遂良的傳世書作，有些是後人「追認」到褚遂良名下的古代書跡，例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楷書《倪寬贊》、《臨王獻之飛鳥帖》，行書《臨王羲之蘭亭序》，草書《臨王羲之長風帖》。世間流傳一卷楷書墨跡《大字陰符經》，筆法結構很像褚遂良晚年風格，卻是後人所寫。刻本《文皇哀冊》、《枯樹賦》寫得都像褚遂良，前者可能出自米南宮的臨本，後者是贗品。

可信的褚遂良書跡，唯有五通楷書碑銘，中年兩通，晚年三通。最早寫的碑銘是《伊闕佛龕碑》，又名《三龕記》。「佛龕」是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為母親長孫皇后而造，雕刻在洛陽龍門山賓陽洞內，不如龍門山盧舍那佛那樣巨大。題記銘文刻在「佛龕」旁邊石壁上，作用類似造像題記，因為仿製碑形，銘文篇幅又長，所以稱為「碑」。《伊闕佛龕碑》寫於貞觀十五年十一月，85歲的歐陽詢正在這一年去世，大概老一輩凋謝之後，46歲的褚遂良才開始書寫碑銘，在社會上亮相。

褚遂良46歲寫的《伊闕佛龕碑》

他寫《伊闕佛龕碑》，筆畫求其挺，骨格外耀；架構求其方，字形周正。雖然不如歐字緊結高聳，有些生硬，但峻整的風格頗似歐體。《舊唐書·褚遂良傳》記載，褚遂良擅長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或許早年學過歐體。唐朝書法史研究專家朱關田謹慎地推測，褚遂良「或當受歐陽詢的影響」。半年之後的貞觀十六年五月，褚遂良又寫了《孟法師碑》，筆調趨於柔和，結體變為欹側，親近虞字的遒麗，稍有一些「王書」的意思，但仍有歐體的骨力。中年的褚遂良，好像還在歐、虞兩家之間游移徘徊。

褚遂良47歲寫的《孟法師碑》

說來奇怪，當時褚遂良已是「甚得王逸少體」的中年書家，又做了幾年侍書，親見大量「王書」，沒有誰能與他相比，可是寫的碑銘楷書竟不類「王書」。想來也有難處。王羲之只有小楷書傳世，要想展為大字，用筆和結字的方法都要改變，對於初試碑銘大字的褚遂良來說，恐怕還是一個書法難題。也許直接便當的做法是效仿當時的寫碑勝手歐陽詢，即使不學歐體，只是遵循寫碑銘通行的手法，「結字欲其充實，行毫欲其飽滿」，想與「王書」同調也難。

褚遂良57歲寫的《房玄齡碑》

10年後，褚遂良寫的《房玄齡碑》，不再是歐、虞的影子。他在用筆上找到變法的出路，筆鋒入紙淺，筆畫細勁，彷彿畫人透衣見肉，透肉見骨，點畫的氣質就變了，字的結構隨之疏朗起來。用鋒尖寫字速度快，運筆靈活，轉折翻挑，曲直向背，都很活脫自然，有行書的流動情調。

《房玄齡碑》只是褚遂良自立家法的標誌，巔峰之作是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寫的兩通「御制」碑銘：一通是十月寫成的《太宗文皇帝制三藏聖教序》，另一通是十二月寫成的高宗做太子時撰文的《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後人把兩碑的拓本裝為一冊，簡稱《雁塔聖教序記》。碑石嵌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塔門兩側的龕內，那裡是長安名勝，各地文士騷客、善男信女雲集之地，碑銘既是二帝推獎佛法的宸文，又是名家重臣書寫，自是遊人爭睹的一道景觀。褚遂良去世5年後，就有人在褚遂良曾經做官的同州翻制這兩塊碑，共刊一石，託名「褚遂良書」，俗稱《同州聖教序》，現在移到西安碑林博物館保管起來。

褚遂良58歲寫的《雁塔聖教序》

這兩通楷書碑銘是一次寫成，太宗撰文的那通碑銘更為精緻，即書家習稱的《雁塔聖教序》。那一年，褚遂良58歲，官至相位，登上仕途的頂峰，心情頗佳。書寫「御制」文章，態度認真又可想而知。他仍然提鋒寫碑銘，用筆比《房玄齡碑》老練沉實。風韻十足的筆畫，清勁而又靈動舒展；媚趣四溢的結體，疏朗而又欹側多姿。盛唐書家比為風姿綽約的「美人嬋娟」。

褚遂良的碑銘楷書，前後風格大不一樣。晚年變法，提鋒寫碑銘楷書，減肥提神，查有實據，事出之因卻很迷離。唐人說他「臨寫右軍，亦為高足」，揣摩起來，難道是化用右軍小楷用筆之法寫碑銘大字？唐人多次提到，褚遂良中年時學史陵，發現史陵的「妙處」，要他保密，「此法更不可教人」。史陵沒有書跡傳世，按唐人的說法，有「古直」、「疏瘦」的特點，估計史陵的用筆、結字之法是觸發褚遂良大膽變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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