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準這隻「鷹」——墨西哥銀元的崛起

文│潘連貴

西班牙銀元

1821年墨西哥獨立後，停止鑄造西班牙銀元。直到19世紀50年代初，西班牙銀元的流通在上海依然是廣大的。除了豆類、棉花、棉布等大宗土產貿易的價格標準以銀兩計算外，大多數店鋪都按銀元交易。外國商行稱卡羅拉（即西班牙查理銀元）為「上海銀元」，銀行所開匯價亦以此為標準。

西班牙銀元既然已停鑄，那就不會再有新的產出，在市面上逐漸供不應求，加上壟斷與走私，價格越來越高。「迄1852年終時，本洋合英金價格為4先令6辨士至10辨士不等，此幣所含凈銀，按十六對一之金銀比價計算，價值4先令2辨士。故當時實際行市與其所含銀值，相差尚不甚元。至1853年6月末時，市價漲至6行令2辨士，以此價與其所含銀值相較，計加升水百分之四十八，8月末時，市價漲至7先令9辨士，即加升水百分之八十六。是年年終時，市價稍回跌為6先令6辨士……但1855年後，市價復漲，至1856年9月半，復現7先令9辨士之行市。」而同本洋所含銀值相等的墨西哥銀元，1856年9月在廣州的市價為4先令11辨士。下表是上海最早的英文《北華捷報》刊登的洋價消息摘錄，從中可以略窺西班牙銀行上漲的行情。

西班牙銀元與制錢比價表（每元兌換制錢數）

鑒於西班牙銀元市價日益增高，1855年5月，各國駐滬領事致函上海道趙德轍，贊成外商的倡議，把墨西哥銀元當作貨幣，就如廣州一樣在滬流通。8月，趙德轍發表通告，宣布墨西哥和其他南美銀元得與西班牙銀元，各按其實際價值上的些微差異為比例，自1856年2月6日（咸豐六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律流通。實際上這是通過各種外國銀元同時流通的辦法，促使西班牙銀元貶值。

這件事的進展並不順利。1856年1月31日，在亞當森寓所召開的上海36家外國商行討論貨幣問題的會議上，議決自2月6日起將墨西哥銀元代替西班牙銀元作為計賬通貨單位，指定一個「外匯經紀人委員會」，負責確定墨西哥銀元與西班牙銀行的兌換率（2月4日確定為100墨西哥銀元等於75西班牙銀元），但是一些外僑和西班牙銀元的壟斷者，買辦以及貨幣兌換商則極力反對。這些人囤積的西班牙銀元太多了，而且是按照超過它的實際價值得到的，所以拒絕任何形式的改變，以致已經宣布的措施化成泡影。

錢莊工作人員鑒定銀元

然而，中國商人卻遭遇困難，錢莊開始倒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議定所有上海的交易都須用上海兩交割。因為「上海存有數十萬銀元，在商品交易中不能起中間媒介的作用」，「當每件物品仍然以銀元標價而以銀兩付款時，中國銀行家為了他們自己的企圖，變動二者之間的比價，有時竟在二十四小時內變動達5%。這個商埠的商業交易已處於無標準價格的困境，不論買或賣，我們都不知道將收進什麼，或者將付出什麼」。

貨幣的混亂嚴重妨礙了上海貿易的開展。1856年10月25日，上海縣知縣黃芳發出通告： 以卡羅拉銀元日缺，銀價日漲，擬於滬上商賈聚集之區，特設錢店，專收鷹洋，按價兌錢， 期以鷹洋取代卡羅拉。約在11月初，上海道要求各銀行擬訂一個可以使墨西哥銀元在當地流通的計劃。因此成立了三家錢店，專收墨西哥銀元，並按照對紋銀的相對價值換出銅錢。同時，命令布店在農民出售棉布時，接受墨西哥銀元。上海道推行墨西哥銀行的計劃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不僅是為外國貿易建立一種通貨，抑且是為了在上海運行數量龐大的內地貿易，而這些內地貿易是由遙遠地區的出產來支持的。即令需要是有限的， 但比起西班牙銀元來，亦將增加其價值，從而是有實踐效用的。」這個計劃取得成功使墨西哥銀元流入上海。

墨西哥鷹洋

墨西哥銀元始鑄於1823年，正面圖案為站在仙人掌上口中銜蛇的鷹（墨西歌國徽），作側視狀；背面為有「自由」（LIBERTAD）字樣的自由帽，自由帽四周放射32道光芒。1854年開始流入中國南部地區，在廣州被用作標準貨幣。墨西哥銀元俗稱「鷹洋」，亦稱「英洋」，一說系鷹洋的訛稱，鄭觀應則說因英人販運居多，故名。上海自1856年底引進後的最初幾年裡，墨西哥銀元與西班牙銀元爭奪市場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方面墨西哥銀元流通的擴大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方面西班牙銀元的勢力仍是根深蒂固的，「外國人逐漸用墨西哥銀元作小額支付之用，但當時中國人還不珍視墨西哥銀元，它要對西班牙銀元補水20%—30%。」正到同治時，隨著墨西哥銀元輸入的增加，才取代西班牙銀元在上海的地位。光緒十年刻本《松江府續志》卷五中有「至同治初，復有鷹洋出……而本洋漸晦。今市廛交易，莫不以鷹洋為率」的記載。

咸豐年間（1851—1861年），輸入上海的外國銀元有個別年份的統計數字。「摩斯說：大英公司於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輸一百五四萬四千元； 一八五四年三次共輸入二百一十萬二千七百元；一八五六年兩次輸入共二百八十萬元；一八五七年三次輸入共五百五十三萬五千五百元。這些數字都是指上海一地，而且是由大英公司一家的輪船輸入的。」後兩年的數字大概指的是墨西哥銀元。

墨西哥銀元在上海一帶作主幣使用，成為通貨授受的標準後，在滬外國銀行發行紙幣，均用它用兌換準備。但墨西哥銀元成色定為902.9‰，實際不逾899‰，在交易時須逐一檢查其銀色，市場價格亦隨供應關係而轉移。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日本駐上海領事永瀧久吉的調查報告稱：「每年春夏向蘇杭等處收買絲繭，秋冬則向附近都市購辦米及棉花，所輸送墨銀之額頗巨。至農事閑散之季，及復漸來於上海之市場，故時因市場積存數之多寡，而其兌換價格之增減高下為無定。其現有數約在一千萬元以上，常保存於銀行者為三四百萬元。據最近時價，則每百元當上海七十二兩至七十五兩。以純銀計算時，墨銀百元當上海七十二兩六。」

在上海流通的外國銀元中先後以本洋和鷹洋的影響力最大。姚公鶴評論說：「及本洋流入，國內金融乃遭迎頭之一擊。墨洋流入， 金融根本並以動搖。蓋吾國本以用銀為金融之本位，而以錢幣為其輔助。惟鑄錢則並未就銅質之價格為衡，重者以一錢二分為律，則超過錢幣之本價，輕者則模形減縮，幣質粗劣，十成中不足銅質之二三，則不及錢幣之本價。於是私鎔及私鑄之事起矣……本洋、墨洋起來代之，有規定之分量，無稱兌之紛煩，人民之舍此就彼，要亦金融進化之趨勢然也。上海開埠，正本洋、墨洋與規銀競爭劇烈之際。吾國政府，既未縱觀世界之大勢，從速規定國內畫一之幣制，一任社會金融之參差漲落，而不為之所，於是各國金融，乃乘機而得以操縱我商市矣。」西方列強操縱「商市」，不全是外國銀元流通的結果，這是半殖民地社會經濟的一種反映。但中國落後的幣制確實給外國銀元盛行帶來可乘之機，這也說明傳統的銀兩亟待改革為鑄幣流通了。

輸入上海的鷹洋缺乏具體的統計數字。據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奏稱：「伏查中國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鷹洋為最多，日斯巴尼亞（西班牙）所鑄本洋次之。初抵沿海各省，近且漸入內地。前經飭查上海進口之數，每年不下千餘萬元，利源外溢，實為中華一大漏卮。」當然上海進口的外國銀元不大都是鷹洋，還有其他國家鑄造的銀元，但鷹洋肯定占其中的大多數。

《學看銀洋捷徑》

認識鷹洋的種類板別，在上海是交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清代晚期，鷹洋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流通很廣，在市場和民間具有廣泛的影響。光緒壬辰（1892年）上海曾刊行《鷹洋圖式》的小冊子，介紹鷹洋的板別與辨偽。在光緒丙申（1896年）仲春上海石印的《學看銀洋捷徑》，有說有圖，記載鷹洋板式達31種：如意板、雙工板、吉祥板、生銀板、單邊大板、單邊王板、小鳴老闆、小結板、王板、新王板、老王板、寬板、桂花邊板、吉福板、硫黃板、新硫黃板、祺昌板、花旗板、大英板、呂宋板、老呂宋板、白板、新白板、老白板、老如意板、細花板、清光板、佛蘭西板、雙邊白板、三星板、倒鳥板。該書自述：「此得諸銀行家傳出，各有各目，註明聲音及花紋粗細，辨音論色即知好歹。學者可以按圖索對，誠為看洋之捷徑，生意場上必不可少之技也。」鷹洋板別的資料只能從實物的研究上才能取得，銀行中人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此書按狀成圖，留下不少可貴的資料，併當作做生意的秘訣，寫書人已有強烈市場經濟意識。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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