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偉大的制度，人類連蚊子都贏不了

1730年6月28日，法國科學院院士白晉去世，這位備受康熙帝信任的傳教士在華四十多年，不僅在數學、測繪、曆法、宗教等方面為中國做出重大貢獻，還為康熙治好了瘧疾——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兇手。

拯救皇帝的西藥

1693年，39歲的康熙已經誅鰲拜、平三藩、逐沙俄，邁上了帝王功業的巔峰，本該是意氣風發、志得意滿之時，一場疾病卻擊倒了他---正是令人聞風喪膽的瘧疾。縱然身被伏屍百萬、血流千里的帝王之威，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卻毫無辦法。帝國最高明的御醫們束手無策，在試過各種方子和巫術後，皇帝失去耐心，召來白晉和洪若翰兩位神父，打算嘗試他們帶來的金雞納霜。

這遭到御醫們的激烈反對：西藥能吃么？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但排外的偏見最終戰勝不了事實，中國古代最大的藥物試驗開始了，在治好了一堆作為小白鼠的太監之後，皇帝喝下新葯，高燒終於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龍顏大悅，賜給傳教士一套房子名為「救世堂」，並允許他們在京城傳教。

這場難倒了整個中國的疾病，其實牽扯到世界性的一個千古之謎：人類的最大殺手是什麼？比爾·蓋茨在推特上對此做出了回答，老虎、獅子、鯊魚這些危險動物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幾十上百人，而人類的自相殘殺卻要導致每年47.5萬的同類身亡，比猛獸兇殘成千上萬倍。但即便是人類也只能屈居第二，最大殺手，是不起眼的蚊子，每年導致72.5萬人喪生。

小小的蚊子帶給人類的災難正是瘧疾，被它叮咬不僅會起包，還會傳播瘧原蟲，一會兒發熱一會兒發冷，滿頭大汗全身發抖，民間稱之為「打擺子」。不可戰勝的亞歷山大大帝、橫掃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詩人但丁、英國革命的核心人物克倫威爾都在它面前倒下了。但古印度人口中的「疾病之王」遠非這麼簡單，它可以如蝗蟲般吃光一切，其食物就是一個地區甚至整個國家的無數人命，其在歷史上造成的災難，超過一切恐怖電影。公元5世紀，死神來到古羅馬帝國，人口因此銳減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就死了一半以上，遍地都是「無人埋葬而在街道上開裂腐爛的屍體」。悲劇中也有喜劇，趁機跑來攻佔羅馬城的蠻族首領阿拉里克也得瘧疾死了。上海交大歷史系教授李玉尚說：「傳染病足以亡國，羅馬亡於瘧疾。」在國內，季羨林記載過發生在思茅的兩次惡性瘧疾，當地每兩個人就有一個患病死亡，縣老爺的衙門裡，野草長到一人多高。

公元5世紀的「羅馬熱症」

拯救人類的競賽

古代人們不懂瘧疾的病因，將其稱之為「瘴氣」，嶺南西南常被稱為「瘴癘之地」，發生在這些地方的戰爭往往有著「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記載，地方官聽說去那裡任職都要先寫好遺書。在古人的想像中，這些荒蠻之地陽氣過重，炎熱又潮濕，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草木、蟲蛇和癘鬼，毒氣到處瀰漫，接觸和呼吸即致病死亡，流傳下來許多離奇而可怕的傳說。

瘧疾帶來的夢魘如此恐怖，研究和對抗瘧疾，因此成為拯救人類的超級工程，也代表了人類探尋和推廣真理的過程。在這場東西方競賽中，西方起點很晚，卻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從而彎道超車。1638年，西班牙傳教士魯柏來到印第安人部落，發現當地土人用金雞納樹的樹皮治療瘧疾，這個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並且得到試驗，秘魯總督的夫人辛可娜成為第一個被治療成功的名人。特效藥迅速得到推廣，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1820年，法國科學家從中提取出抗瘧有效抗瘧成分，命名為奎寧。隨後100多年，西方有四位科學家因為瘧疾相關研究獲得諾貝爾獎。

事實上，早在一千年前，東晉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就記載了絞取青蒿汁以治療瘧疾的藥方，但長期以來受到忽視，和古代的眾多科學發明一樣被束之高閣。直到上世紀70年代，國內有2400萬人患瘧疾，屠呦呦團隊研究了六百多個古代中藥藥方，終於注意到了「青蒿方」，並因此發現和提取出青蒿素，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為中國唯一的科學類諾獎得主。諷刺的是，如同「青蒿方」在千年歷史中遭忽視一樣，她在國內也受到忽視，多年參評中科院院士而未果。

東晉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記載的青蒿方

在誕生了青蒿方的國度，卻無人知道如何治療皇帝的疾病，最終靠的是西來的傳教士，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道出了一個輪迴般的歷史邏輯：康熙將金雞納霜視為聖葯，但卻無意推廣它，而是秘藏於皇宮。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瘧疾，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趕去送葯，卻依然遲了一步，曹寅已經病逝。此時已是1712年，康熙病癒近二十年，曹寅是皇帝的親信和密探，監管江寧織造和兩淮鹽務的肥缺，權勢熏天，富可敵國，《紅樓夢》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華生活，連他都搞不到治療瘧疾的葯，更別說普通百姓了。

無獨有偶，西方傳教士自明末利瑪竇來華，在康熙年間風雲一時，帶來的不僅僅是金雞納霜，還有各種科學知識和工程發明，數學、物理、化學、天文、曆法、醫學、槍炮、蒸汽機無所不包，卻如石子投入一灘死水，激起些許漣漪後又重歸沉寂。這不由讓人想起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乾隆年間欽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評論《寰有詮》時揭開了這個歷史秘密：「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迂怪，也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

於是，在十七世紀，中國的科技全面落後於西方的歷史潮流已不可改變，縱然不乏偉大的人物和發現，西方也以開放的態度對中國進行文化交流和知識傳入，都衝破不了重壓在東方大地的層層陰雲。

「李約瑟難題」的真相

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需要什麼？哥白尼的日心說驚世駭俗、舉世皆敵，最終衝破統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體系；飛梭和珍妮紡紗機的發明，瓦特對蒸汽機的改良，都迅速為英國企業家所採用，配置在工廠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裡的密碼是什麼？到底中國缺少了什麼？

科學成果造福於人類，其過程一是研究，二是推廣。西方在文藝復興後，思想的自由和獨立得到尊重，諸國林立的歐洲也使得異見者可以容身，大學成為思想家和科學家的搖籃。而隨著民主運動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學者們可不受壓制的發表意見，引發了科學的狂飆突進。倘若在這種環境下，葛洪的方子就不會埋沒在浩如煙海的藥方中，而是會在學者們廣泛討論和研究中得到驗證，將其餘六百張無效藥方淘汰，從而選出青蒿方作為學術成果而肯定，為眾人所知。

科舉制度約束下的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想的是讀儒家經典，考試做官，做統治者的奴才，為王朝千秋萬代而服務，官方推崇的價值觀和學問成為知識分子的信仰，異議難以容身，獨立思考不見蹤影，科學和技藝被視為奇技淫巧和末流，不僅為士人所輕，甚至被看做離經叛道。清道光年間，管同寫下殺氣騰騰的《禁用洋貨議》：「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製，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

康熙會見西方傳教士

但在地球的另一邊，自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以來，自由市場的觀念深入人心，市場可以發現需求，激勵企業家根據需求來創新和生產。在這種環境下，受瘧疾之苦的人類成千上萬，巨大的賺錢機會讓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閣，葛洪的門檻會被企業家踏破，爭相購買專利而迅速將新葯推向市場。病人們有福了，他們能吃到康熙特供的藥物而救命；企業家和員工有福了，他們賺到了錢拿到了工資；葛洪們也有福了，賺錢的機會會激勵他們繼續研究新的產品，從而讓造福於人類的成果源源不絕。歷史最終把機會給了金雞納霜和奎寧，而非發明了上千年的青蒿方。

這一切，需要新的觀念和包容開放的制度。古代中國不缺葛洪和青蒿方，而是康熙太多，「禁傳其學術」太多，「文字獄」太多，「重農抑商」太多。真理被埋沒，學者被壓制，商人被掠奪，知識的巴比塔從何建成？

僅僅有偉大人物不夠，還要尊重和激勵他們的成果，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鼓勵他們自由研究、辯論和批判，他們才能拿出偉大的發現。

僅僅有偉大的發現不夠，還要有思想自由的學術空間，讓謬誤能迅速被排除，真理不至於被掩蓋，發明家才能知道哪些發現是對的，將其轉化為偉大的發明。

僅僅有偉大的發明不夠，還要有健康運轉的自由市場，讓企業家將其變成產品推廣，從而造福億萬人類，不至於淪為奇技淫巧、祖傳秘方或統治者特供。

而偉大的人物、偉大的發現、偉大的發明，最終都離不開偉大的制度。在人類與蚊子的戰爭中，這才是獲勝的真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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