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的西「體」中用——新式歷史教科書和中國近代歷史觀之改變

中國的歷史記載傳統，源遠流長，舉世聞名。漢代史家司馬遷( 公元前145—公元前87) 的《史記》，為這一傳統的誕生和延續起了一個奠基的作用，歷代為人所稱道。毋庸贅言，司馬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記載體裁，後經班固略加修整，為中國歷史著述、特別是以後被稱作「正史」的朝代史的寫作，提供了一個基本模式。這一紀傳體的模式，一直是歷朝官方史家修史的主要體裁。或許是這個原因，雖然司馬遷的時代距今甚遠，但當代的史學史研究者，仍然對司馬遷的治史及其《史記》的寫作，倍加稱頌，鮮有微詞。不過有趣的是，當代中國史家，又幾乎沒有人繼續採用司馬遷所創立的紀傳體來寫作歷史。相反，他們採用的歷史寫作體裁，無一例外的是所謂的「章節體」，即用敘述的手法，將人和事整合在一起，按時代順序和歷史發展的脈絡，又按內容需要，分章分節，加以描述和分析。易言之，當代的中國史學，有一種既稱讚司馬遷但又不學司馬遷的一個堪稱弔詭的現象。本文的寫作，就是想對這一現象的產生及其背景和原因，嘗試做一分析和解答，與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和同行交流、切磋。

一

司馬遷的紀傳體，之所以能綿延數千年，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一體裁適應了當時官方修史的需要。司馬遷紀傳體的結構，分為「本紀」「世家」「列傳」「表」和「書」。這一結構，以前三者為主要，因為司馬遷的著述，是以人事活動為中心。因此他將人的活動，按當事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分別列入「本紀」「世家」和「列傳」。換言之，如果當今史家繼續採用紀傳體來寫作歷史，那麼他們必須也照此辦理，將書中所處理的各種人物，按其等級和地位置入不同的範疇。如此做法，與時代發展顯然不符。比如民國以後，君主帝王已經不再主宰中國的政壇，因此「本紀」的寫作也就失去了內容。由此可見，紀傳體的被淘汰，或許順理成章。當然，司馬遷的偉大，抑或是他至今為人所稱道的一個地方就是，雖然他創造了按等級描述人物活動的體例，但他的具體做法，又常常違背了這一體例。譬如《史記》中有「項羽本紀」和「陳涉世家」，將一個未成帝業的項羽和一個聚眾造反的陳涉，給予了特殊的、超常的地位，展現的是司馬遷對歷史人物個人的好惡和獨特看法。不過，這些只是紀傳體採用的一些特例。而在司馬遷之後，紀傳體的運用就變得十分拘謹( 嚴肅?) ，這種超乎尋常的舉動，已經很少出現了。

討論司馬遷紀傳體的優劣，並非本文的主旨。上述議論，只是想提醒讀者注意歷史著述與時代變遷、也即歷史變動本身之間的內在聯繫。考察「章節體」體裁的出現和普及，所以也必須研究當時的時代背景。如同上述，王朝帝國在中國政壇上之消失，使得紀傳體的寫作失去了一項重要的內容。但饒有趣味的是，在清朝滅亡以後，紀傳體的史書，還有編撰，比如民國初年所編的《清史稿》，而章節體史書則在清末便開始出現了。所以歷史變動和史書編撰之間，自然存在有機的聯繫，可同時也要注意到，這種聯繫並非機械呆板的，而是常常有超前、滯後和並行的情形出現。

紀傳體雖是中國史學傳統的主體，但在這之外，中國史家還嘗試和創造了不同的記載歷史的方式。比如編年史的撰寫，與紀傳體至少一樣古老，又在宋代經司馬光的皇皇巨著《資治通鑒》而重現其光彩。此外，中國史學還有紀事本末體、雜史和方誌等不同記載歷史中的人事活動的體裁。因此，紀傳體的史書，或許從來就不能代表中國史學的全部。順便說一句，西方研究中國史學的學者，往往會以偏概全，用紀傳體的朝代史，來概括中國傳統史學的特徵，這顯然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但與傳統史學寫作體裁的相對多樣化相比，當代中國史家的著述，如同上述，則幾乎均以章節體為基本樣式。這一現象，史無前例，值得探究，也是筆者撰寫此文的基本動機。

其實，史家選取甚至創造何種體裁記載、寫作歷史，既有傳統的影響，也有現實的需要，更與歷史觀念相關。中國近現代史家選擇章節體寫作歷史，反映出一種近代史觀的顯著變化。而孕育這一變化的時代背景和思想契機，則在清季便已出現。比如在清朝學問中，邊疆史地的研究，在19世紀初年異軍突起，便反映了當時士人對西方列強覬覦中國的警惕。而在鴉片戰爭前後，開明人士如林則徐編寫《四洲志》和魏源寫作《海國圖志》，都沒有採用紀傳體或編年體這樣的體裁，而是轉而用「志」「書」的形式，統合描述所獲知的信息和知識。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志」和「書」這樣的著述範疇，與西方學問中的「專題研究」相類，所以近代西方史家翻譯司馬遷、班固的著作時，也用「monograph」來稱呼和對應「志」和「書」。現在西方的大部分論著，均屬monograph，也即專題論述。由此看來，清季的史家，已經看到在描述世界歷史的時候，無法用紀傳體這樣的方式將各個國家分門別類的處理。順便提一下，日本近代史家岡本監輔( 1839—1904) 是幫助日本人開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其所著《萬國史記》( 初版於1878 年) 是日本人最早寫的世界史之一，以後傳入中國也有不小的影響。不過該書雖然冠以「史記」之名，但其結構，卻沒有「本紀」「世家」和「列傳」之分，只是各國的紀傳( 如「英吉利記」「法蘭西記」等) ，也即國別史。岡本寫這些紀傳，將人和事都綜合一起，加以一併敘述。這些例子都說明，東方與西方文明在近代開始產生互動以後，東亞史家已經開始覺得無法用已有的「正統」方式理解和解釋世界了。這裡表現出的，既是世界觀、也是歷史觀的重要變化。

1861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朝政權開始尋求變法和中興，其標誌之一就是不再阻撓中西文化和宗教的交流。西方傳教士由此而進入中國，其傳教活動不但形式多樣，而且觸及了社會的各個階層。部分中國士人也慢慢改變了原來保守的態度，轉而關注西方文化。官方同文館的設立、留學生的派遣和傳教士之辦報和譯書，都讓中國人開始比較系統地接觸西方文化和學術。就歷史學而言，西方人所著的歷史著作，也漸漸落入中國士人的眼帘。譬如英國史家羅伯特·麥肯齊(Ｒobert Mackenzie) 的一部本來平庸的《十九世紀史》(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由傳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Ｒichard，1845—1919) 和中國士人蔡爾康協同翻譯，以《泰西新史攬要》在中國問世，一時洛陽紙貴，頗為暢銷。此書從體裁到內容，以西方近代史學著眼，並非所稱的「新史」，但就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情形而言，則有助中國讀者接觸到西人著史的形式和內容。簡言之，傳教士所譯的西方史書，讓中國讀者初識章節體的史書體裁。除了《泰西新史攬要》之外，其他西方人的歷史著作，在當時也有翻譯出版的。譬如美國傳教士謝衛樓( Devello Z． Sheffield，1841—1913) 就有《萬國通鑒》一書，由他自己用淺白的中文編寫，也在那時出版，其中有「東方國度」四章，涉及了中國歷史。但這些西人編寫的章節體史書，雖然讓中國人看到歷史著述的另一種方式，但因為處理的主要是西方的歷史( 謝書還有濃厚的傳教意識和宗教內容) ，因此其衝擊力和震撼力相對不是很大。所謂「相對不是很大」，我指的是對史家著史的啟發，也即中國史家是否感到有必要模仿和接受這一體裁來寫作中國歷史的程度而言。

《泰西新史攬要》在1894 年的《萬國公報》上連載，翌年又單獨出版。而1894 年正是甲午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其重要性就在於中日關係在次年的戰爭中由於清朝的戰敗，產生了巨變。一向被中國人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幾十年的全盤西化，成為亞洲的強國。中國朝野和士人為之震驚，中國知識界受到震撼。而其結果，便是刺激不少中國學人到日本求學，探究日本轉型成功的奧秘。由此契機，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化，產生了更為劇烈的變化。

二

如此，我們在這裡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日本近代史學在明治初年的演化歷程。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前二十年，雖然可用「全盤西化」來形容，但就具體而言，似乎非其原意，是一個漸進複雜的過程。就拿明治維新而言，革新派人士用「維新」來形容他們的事業，或許表明他們的企圖，只是革新，而不是革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他們顯然想保留和維護這個「舊邦」的。這一點在明治初年，政府對待修史的態度，就能明顯看出。明治維新的第二年，也即1869年，新政府就成立了以編纂歷史為目的的官方史學機構，其使命是「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綱常」。這些目的，與中國古代一個新王朝建立以後以官方名義為前代修一部正史，並無二致，甚至遣詞用句，都十分類似。的確，當時明治政府給予其官方史家的任務，就是編纂一部《大日本編年史》，以徵集、考訂史料為目的。這一任務，與中國王朝史家編纂實錄( 一般採用編年體) 相仿，而在帝制時代的中國，編寫實錄，是為寫作紀傳體的正史做準備。

但那時的日本，畢竟已經時過境遷，無法與帝制時代的中國同日而語。雖然修史是日本天皇的命令，可是歐風美雨卻日益強勁。修史館的史家如重野安繹( 1827—1910) ，也感受到照舊法修史，已經與時代的變化不符。而他的同事久米邦武( 1839—1931) ，更是岩倉使節團的成員之一，對歐美各國進行過長達兩年的訪問。他們都對西方人的治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出重金請人撰寫翻譯西方史家的著作。明治政府也改變了主意，聘請了德國年僅26 歲的學者、曾受著名史家蘭克( Leopold von Ｒanke，1795—1886) 指導並擔任其謄寫員的路德維希·里斯( Ludwig Ｒiess，1861—1928) 於1887 年到東京大學任教，希圖用西方的觀念和方法研究歷史。次年，重野安繹、久米邦武和星野恆( 1839—1917) 等修史館成員將修史館併入東京大學，他們亦成為文學院的歷史教授。最後，修史館放棄了編纂《大日本編年史》的任務，而是由他們用新式的、章節體的手法，合力編纂了《稿本國史眼》一書，共七卷，於1890 年開始出版。

重野安繹為《稿本國史眼》一書寫了簡短的序言，解釋了寫作該書的意圖。他用「史眼如炬」開頭，說到史家的任務，就是用好的眼光，就「時勢變遷，制度沿革，風俗文物等，摘抉其要」，以示後世。易言之，他指出了《國史眼》此書與傳統體裁的不同。的確，雖然《國史眼》在起始展示了一個「天皇繼統表」，在每一個天皇下面做一簡略的介紹。其後的編排，則從「卷」到「紀」，「紀」下面則是「章」，雖然名稱不同，但卻明顯看出是章節體的格式。《國史眼》的內容，按時代順序安排，每一卷和每一紀，都用一標題標示其主要內容，如第六卷寫的是德川家康的時代，共分三紀，第十九紀冠以「德川氏初世」、第二十紀「德川氏中世」和第二十一紀「德川氏季世」，然後每一紀下面又有幾章(無明確標題、直接進入敘述) 。這些分期方法，似乎是為了顯示作者作為史家「如炬的眼光」。這種寫法，與西方史學中常見的敘述體裁，有不少相似之處，表明重野安繹等明治時代的「舊學者」，其學問已經漸漸地跟上了那時已經西化了的時代。與此相比，清末民初的中國官方史家如趙爾巽、繆荃孫、柯紹忞等人，尚無意革新傳統史學的方式。他們主持的《清史稿》的編纂，其體例基本沿用了《明史》。

我們稱重野安繹為「舊學者」(其實更精確的叫法是「漢學者」，因為他們均治漢學、即中國傳統學問) ，是因為在他們之外，日本還有更為西化的人物，那就是以福澤諭吉( 1835—1901) 和田口卯吉( 1855—1905) 為代表的「文明史家」。家永三郎等日本史家指出，日本史學的近代化，出現了雙軌齊下的現象，即既有官方史家革新史學的舉動，又有新聞界、知識界人士涉足史學，推動史學改革的成績。有關日本近代的「文明史學」，筆者曾撰有論文，其他學者也多有論述，此處不再多說。福澤諭吉基本上是一位思想家，但他作為日本近代啟蒙運動領袖的地位，卻又是與他提倡改造傳統歷史觀念的論著分不開的。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改變了日本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從原來尊奉中華文明到認可西方文明在近代的領先地位，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福澤諭吉的年輕追隨者田口卯吉，對近代日本史學，比較福澤有更為直接的影響，因為田口不僅撰有名噪一時的《日本開化小史》，用章節體的形式敘述日本的通史，而且還主編《史海》的雜誌，推動新式歷史撰寫的體裁。在《史海》上發表論文的，也有不少學院史家。總結一下近代日本史學的雙軌發展，我們能得到的結論就是，在1894年中日開戰的時代，日本史家寫作歷史的形式，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第一是歷史寫作形式的變化。德川時代的日本史學，以卷帙浩繁的《大日本史》為典型，而《大日本史》的體裁，是司馬遷創立的紀傳體。但到了19 世紀晚期，無論是官方史家(後來是學院史家) 的論著，還是學院牆外的「新聞史家」抑或「文明史家」筆下的史學作品，大都轉向了敘述史學，用章節體的形式描述歷史的演化。第二是歷史寫作內容的擴大，史家不再以天皇和皇室的活動為中心，也較少強調史學的道德訓誨作用，而是希圖勾勒日本「社會」和「人心」的演進和變化。為此目的，他們關注經濟、文化和宗教活動，並將之與政治制度的變革，糅合在一起描述。第三則是通貫的視角。無論篇幅多小，作者都希求對日本的歷史，做一從頭至尾的敘述，幾乎不見中國傳統朝代史和日本以前《六國史》的影響。

這第三個特點的形成，也許是因為當時的這些史學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國史眼》，基本都是為教學所用的。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與其教育和學制的近代化，同步相連。其中的原因，顯然與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之概略》所闡述的觀念有關。福澤諭吉指出，世界上的文明以西方為最先進，東亞文明次之，被他稱為「半開化」。而箇中原因，就是因為東亞雖然代有賢人，但「民智」開發不夠，一般民眾的知識水平與精英相比，差之甚遠。明治政府建立之後，大力開發民智，對民眾進行啟蒙，學制改革就勢在必行。明治初期的政策，見於一些口號，如「富國強兵」之類，類似的說法在清季中國也能見到。但明治日本還有一個口號是「文明開化」，顯現出明治政府已經決意向西方學習，這在強調「中體西用」的清代中國未受特別重視。所謂「文明、開化」，其實就是英語「civilisation」的兩種不同譯法而已。而根據牛津英語詞典，「civilisation」的第一個意思就是「社會發展和組織的一個發達的階段」。這一個解釋符合了福澤諭吉的理解，那就是文明的發展，仰賴社會整體的進步，而社會的整體進步，必須普及教育。明治政府成立甫初，在全國推行小學義務教育，造成教科書的需求大增。就歷史教科書而言，近代日本的許多史家，都曾參與歷史教科書的編纂。由日本文部省認定的最早的一本近代歷史教科書《史略》，發行於1872 年，共有四卷，其第一卷《皇國》和第二卷《支那》，由當時任職於修史館的木村正辭( 1827—1913) 撰寫。而木村正辭本人，則是一位有名的學者和藏書家，後任東京大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授。上面提到的日本漢學家重野安繹，不但參與編寫《國史眼》，而且也為當時不少歷史教科書作序。

因此，自明治初期以來，日本便有學者、教授編寫教科書的傳統，可見普及教育在當時所受到的高度重視。這一傳統至少帶來兩個便利，第一是由學者參與編寫教科書，他們也會比較有意識地不斷探索教科書寫作的新途徑，第二是教科書的寫作的內容和體裁，能直接反映日本史學界的變化。譬如收入于海後宗臣所編的《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的歷史教科書，就從一個角度展現了明治以來歷史教科書的不斷變化。這一變化的主要線索，就是逐漸擺脫紀傳體和編年體的編撰傳統，而融入敘述體的成分。比如椿時中所編的《小學國史紀事本末》，出版於1882 年。從它的名稱可以看出，作者試圖用袁樞所創的紀事本末體來敘述日本歷史的大事。這一嘗試，可以說是日本史家正式採用西方敘述體史書寫作的前奏，因為中國傳統的史學體裁中，紀事本末體融人事為一體，又「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章學誠語) ，被梁啟超視為最接近近代敘述體的一種體裁。另外，有些教科書作者編寫了幾本不同的教科書，對教科書的體裁逐漸加以改進。譬如上面提到的木村正辭，在1877 年編寫《國史案》時，就開始對日本史做了比較明確的分期，將之分為「上古之史」「中古之史」和「近代之史」，稍微擺脫了一點以皇位更替為主線的撰寫模式。

1880 年代又是見證日本史學建制改革的時期。明治前二十年，日本朝野一味學習西方，鄙視其亞洲的鄰居，特別是中國。這從他們對中國的稱呼可以看出一斑。在明治以前，日本人一般稱呼中國為「中土」或「漢土」，在清代則稱「清國」。但明治以後，便改稱中國為「支那」，音譯了拉丁語的「Sina」一詞。「支那」一詞本身沒有什麼貶義，但這一改稱，則可見日本人對中國態度在近代的轉變。以後日本人侮辱中國人，用「支那人」乃至「支那豬」的叫法，直到二戰以後才逐步放棄「支那」這個稱呼。明治日本既然鄙視中國，對中國歷史也缺少重視。有關中國的歷史知識，除了上面提到的木村正辭所編的《史略》中有一卷，大都來自元代曾先之編寫、明代傳入日本的《十八史略》一書。其實《史略》一書的書名，也受到了《十八史略》的啟發，而在那個時代，用「史略」來命名的歷史書，數量眾多，可見《十八史略》在日本影響之大。不過在1880 年代的中期，已經有日本漢學家開始沿用他們寫作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新方法，寫作有關中國歷史的史書。如以《日本開化小史》聞名的田口卯吉，在1883 年如法炮製，出版了《支那開化小史》。1888 年，漢學家那珂通世( 1851—1908) 開始寫作《支那通史》，以後又有市村瓚次郎( 1864—1947) 的《支那史》和桑原騭藏( 1870—1931) 的《中等東洋史》等書籍的出版。換言之，在那個時代，中國歷史又重新為日本所重視。日本的大學歷史教學，也在那時開始分成三大塊: 日本史( 又稱「國史」) ，東洋史和西洋史。其中東洋史，就是亞洲史，以中國史為主，但也包括中亞甚至西亞的歷史。值得注意的是，那時日本人在觀念上「回歸」亞洲，並不代表他們想恢復以華夏為中心的亞洲文明。恰恰相反，此時的日本，虎視眈眈，正準備與清朝開戰，以圖取而代之，在亞洲建立其霸權地位。

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國人在甲午戰敗後的反應。清朝的失敗，有點出乎世界的預料，因為不但中國區域遼闊，而且那時的清朝政府，已經開展洋務運動幾十年，其國力和兵力都有長足的增強。甲午戰敗之痛，當然是中國人更為深切。而痛定思痛之後的選擇，則是朝野一致，向日本學習，探究日本迅速崛起的秘訣，於是中國人掀起了留學日本潮。這一潮流的興起，與政府的鼓勵關係甚大。以慈禧為主的清朝政府，仇視百日維新，但卻保留了其教育改革的部分，比如京師大學堂就得以繼續維持。北大的校史也就自1898 年始。在這同時，清末還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措施，以「改科舉、興學堂、獎遊學」為概括。實行這些措施，與日本的關係至為密切。當時京師大學堂的教員，日人不少，之後又配備了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中國學生，輔助教學。這些留日學生出身的教員，年紀常常比學員還輕，不合「先生」的原意，因此造成一定的窘狀。不過這一情形的造成，正好反映了清朝政府那時從事教育改革的急切願望。

三

這一急切願望，在清末新政時期教科書的撰寫和使用上，表現尤為明顯。上面提到的日本漢學家所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因為文字相近，甚至有的乾脆就用漢文撰寫，因此馬上便為那時的新式學堂所普遍採用，其中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最為暢銷。這一情況的出現，並非偶然。用吳研因( 1886—1975) 的話來形容就是:

清朝末年學校沒有興辦以前，我國的兒童讀物，大約分兩種: 一種是啟蒙的，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千家詩》、《日用雜字詩》、《日記故事》、《幼學》等; 一種是預備應科舉的考試的，例如《四書》、《五經》、《史鑒》、《古文辭》之類。這些讀物，有的沒有教育的意義，有的陳義過高，不合兒童生活。而且文字都很艱深，教學時除了死讀死背誦之外，也不能讓兒童明了到底讀的是些什麼。

從所列書名可見，《史鑒》是一部歷史讀物，可惜筆者無從見到，但猜測可能是與《十八史略》相似的作品。除了文字也許比較艱深以外，對於甲午戰後的中國人來說，這些傳統歷史讀物的最大問題，就是歷史觀點陳舊，將歷史教育與道德教育等同，讓前者作為後者的註腳和說明。而那時的人更關心的是在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 之後，中國該往何處去。這一關心與傳統的治亂興衰之歷史探究，又有很大的區別，因為世界的變局，已經讓中國人看到以往的歷史思維，不敷需要了。至少，中國人的世界觀，已經無法局限在東亞大陸甚至亞洲，而是必須面對世界，特別是面對一個已經由西方人所掌控的世界了。

上面已經提到，在1894 年翻譯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在西方同類著作中，質量不算上乘，以後甚至被20 世紀的英國史學家科林伍德(Ｒ． G． Collingwood， 1889—1943) 稱之為「最乏味的殘餘」，但卻在甲午戰後的中國成了「最風行的讀物」之一，其中的道理，就在於作者在書中大力提倡的歷史進步觀念。饒有趣味的是，這一大力提倡，對已經熟知這一歷史觀念的英國史家，顯得「乏味」，但對於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則有振聾發聵的效果。該書的譯者李提摩太，久居中國，選擇此書翻譯，正是因為在他眼裡，此書會產生如此效果。他在「譯本序」中開宗明義: 「此書為暗室之孤燈，迷津之片筏，詳而譯之，質而言之，又實救民之良藥，保國之堅壁，療貧之寶玉，而中華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億萬、戰艦什佰所可比而擬也」。這些固然是溢美之詞，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進化論在清末的影響力，亦可見這些並非純粹是誇張之詞。而進化論的流行，又與李提摩太在後面所提的事情有關: 「中國不願與他國交，於上天一視同仁之意未有合也，遂屢有棄好尋仇之禍，他國固不得謂為悉合也。然閉關開釁之端則在中國，故每有邊警，償銀割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重以前患甫息，後變迭乘而又加甚焉，沿至今日，竟不能敵一蕞爾之日本，嗚呼! 誰之咎歟，誰之咎歟!」這些說法，將中國受列強欺辱，歸咎於清朝政府的政策，有待商榷，不過他所描述的情勢發展(賠錢割地和戰敗於日本等) ，則又大致符合事實。清朝的戰敗，讓「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在中國大為流行。《泰西新史攬要》出版以後，十分暢銷，如果不算翻版和私印的，就銷售了三萬本，「打破了中國書業史的紀錄」。作為一本西方歷史讀物，這一銷售紀錄，並不見弱於同時出版的、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一書。而嚴復《天演論》的巨大成功，與甲午戰敗之後中國岌岌可危的情勢，同樣切切相關。兩書內容相異，《天演論》闡述進化論的概念與理論，《泰西新史攬要》則「載之行事而深切著明」，它們合力將進化論的觀念，深入到中國人的心中。胡適之的名字和陳炯明的字「競存」，都是當時進化論思想影響國人的例證。

日本人所著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清末新政期間流行，不但應那時學制改革之急需，也與進化論思想大行其道有關。本文還想進一步提出，這些教科書的流行，不但乘當時歷史進化論盛行之風，而且還有助進化論的思想，普及於中國的年輕一代。與《泰西新史攬要》相比，這些教科書用進化的視角劃分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更為「深切著明」，因為其描述的對象是中國人熟知的自己的歷史。當然，兩者的區別也很明顯。與麥肯齊大力歌頌西方歷史的進化現象相對照，日本人論述中國歷史，強調的是其反面，即沒有進化的一面。但或許正因為是如此，反而對中國人的刺激更大，因為「此論」出自敵國之口。我們且看一兩個例子。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首篇「總論」有三章，是該書提綱挈領之篇。第一章「地理概略」、第二章「人種之別」、第三章「朝家屢易」。其中第三章最值得一提。那珂通世在其中指出:

漢人談治，必稱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謂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雖不盡如漢人所稱，而當四鄰皆夷之時，漢土獨為禮儀之邦，政教風俗，已擅美於東洋，足以觀古代開化之一例矣。秦漢以下，二千餘年。歷朝政俗，殆皆一樣，文化凝滯，不復進動，徒反覆朝家之廢興而已。……支那建國甚久，成俗極固，其開化之度，亦非四夷之可及，故胡人或能以其武勝漢，而以其文，則必服於漢。雖胡君在上，其國依然漢唐中國也。國民之情態，一定不變，無進無退，恰如在范型之中，此支那開化之所大異於西國也。

這一段總結，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自然是那珂通世的進化觀點，認為中國是否「開化」，亦即「文明化」( 此為civilisation 的原意) ，是考察中國史的要素。第二是按照這樣進化的觀點來看，中國的歷史在早期文明程度很高，在東洋高人一頭，但此後便不復進步。第三是對這一停滯進化的解釋。那珂通世指出中國因為開化甚早，基礎牢固，所以可以同化外族統治者，但這並不全是好事，因為這樣的漢化，造成國民的心態守舊，不思進取。這些論點，出自一個日本學者，不要說在當時的中國，即使現在的中國人聽來，都會感覺很不舒服。但這一不舒服，卻又正是因為那珂通世所言，不無道理。如果他是一派胡言，聽者也就會無所謂了。

當然，那珂通世對於中國的看法也非完全負面。用進化論的觀點寫作歷史，必須有一個通盤的視角。《支那通史》一書，從遠古開始一直寫到五代，沒有元代以後的歷史，因此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儘管如此，該書概括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於四卷，是一部「通史」。對於這一段很長的歷史歷程，那珂通世認為其中有「治朝」、有「亂世」。具體而言，漢、唐、宋、元、明、清為「隆盛之朝」，前三者為「後三代」，後三者為「近世三代」。現存的《支那通史》，只有四卷，沒有元明清的歷史。但從那珂通世在上述議論中可以看出，他原先準備寫到清朝( 該書的總目錄最後一章為「近世史下，自清世祖始至今」) 。這裡三個「三代」的劃分，印證了他前述中國歷史自秦漢以降，「反覆朝家之廢興」的說法。中國雖有治世，但總體傾向是循環往複、停滯不前、沒有進化。那珂通世將中國史分為三期: 上世(唐虞到戰國) 、中世(秦漢到宋)和近世(元明清) 。

那珂通世的歷史分期和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在其他流行的日本教科書中，也有不少類似的體現。譬如桑原騭藏的《初等東洋史》和《中等東洋史》，由那珂通世校閱，大致採取了《支那通史》的分期法，只是略作調整，將「上世」「中世」和「近世」改稱為「上古」( 先秦到秦) 「中古」( 秦漢到唐末) 和「近古」( 唐末到明末) ，再加上「近世」( 滿清到清末) 。桑原騭藏指出，上古期的東亞，是「漢人種膨脹時代」，到了中古期，成「漢人種優勢時代」。不過這種優勢，在近古期為蒙古人種所取代，因此是「蒙古人種最盛時代」。近世期則是「歐人東漸時代」。這些調整，將華夏周邊的蒙古和滿洲等族的興起及其與漢人的交涉結合進來，但總體看法依舊，也就是古代中國的歷史，雖有曲折，但一路向上，一直到唐，此後就漸漸走下坡路了。與那珂通世相比，桑原騭藏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更多一層負面，因為他在近古期，以蒙古人為主，不看好宋朝; 而在近世期，又不重視清朝，注重的是歐人在亞洲勢力的擴張。桑原的治史，以嚴謹著稱，他在書中少有議論。但他的分期，已經讓人看出他對中國史的總體看法。

另一位日本漢學家井上陳政( 楢原陳政，1862—1900) ，在1889 年著有《支那歷史》一書，其中比較明確地表達了他認為中國歷史在近世停滯不前的觀點。井上陳政的歷史分期，與那珂通世和桑原騭藏的方法類似: 上世( 唐虞到戰國) 、中世(秦統一到五代末) 、下世(宋到明末)和近世(清到清末) 。然後井上陳政又對這幾個時期的特徵，做了一些描述。他指出在上世，「君民共治、上下協和、民俗自由、民智開發，學術技藝發達」。到了中世則走向君主專治，民俗和智能開始出現「遲礙」，學術和技藝也顯出「滯澀」。下世的特點則是政治上不思改革，重文輕武，民俗走向柔弱，學術崇尚虛理。總之，中國的歷史，逐步走向退化。也許是他曾受業於清朝大學者俞樾( 1821—1907) ，所以井上陳政對清朝的評價比較正面，說它「政略上有進取的傾向，國勢上也有強固之勢」。從他寫作的年代來看，正是洋務運動的盛期，於是他對清朝還有所看好。但此後甲午戰敗，井上陳政的這些稱讚也就成了空話了。

中國學界對於這些日本教科書所表達的對中國史的看法，心情十分複雜，甚至可以「既恨又愛」來形容。他們「恨」的是在當時中國危機四伏的情形下，那些日本人對中國史演化的歸納，似乎指出了危機的歷史原因，顯得頗有道理。而他們「愛」的則是這些日本教科書，用簡短的篇幅，就歸納出中國史的大勢，而且在內容上還明顯超越了「一家一姓」、以朝代為宗的「正史」。這一長處，與日本學者採取的章節體裁，顯然有關。因為章節體的運用，能跳出一人一事的束縛，根據需要，綜合多種歷史現象而敘述為一體，方便呈現歷史的「一線」進步或演化。分析中國歷史的大勢，似乎特別需要這樣的新方式，因為歷史的發展，已經不再為一家一姓的王室所左右; 中國的救亡，也需要全民族的參與。因此這些日本人所著的歷史教科書，一時在清末流傳甚廣，也獲得王國維、章太炎、梁啟超等學者的好評。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也紛紛將這些日本教科書，譯成中文(除了《支那通史》以外，其他所舉的教科書，均用日文所寫) ，為學校所用。

不過，清末的中國對採取這些日本教科書，還有「恨」的一面，十分不情願。清朝學部的《奏定高等學堂章程》有關教科書的條例中便規定，可以「暫用日本原書」或「斟酌採用」，但「仍應自行編纂」。而那些翻譯日書的中國留日學生，雖然熱情高漲，但同時又有矛盾的心理。比如將久保天隨(久保得二，1875—1937) 《東洋通史》譯成中文的蔡匯東( 1881—1938) ，在早稻田大學留學。他在「序」中將這些矛盾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吾譯《東洋通史》，吾喜喜者，我中國文化之蚤開也。……東洋全面幾半為中國之附屬物，則中國者，固執東洋文化之牛耳也，天下之喜，孰出於是?吾譯《東洋通史》，吾恥恥者，恥我中國無完全之歷史也。左遷而外，史書踵出，然大都為一家一人之記簿，或講乾燥無謂之書法，有歷史之名，無歷史之意義。即尚有可稱者，而或則偏於事實，或則偏於制度，總二者而一之，具如炬眼光，察當日情事，以成一完全中國歷史者，則吾遍求之而未得也。求完全中國歷史未得之中國，而乃得之扶桑三島。天下之恥，孰大於是? 吾譯《東洋通史》，吾懼懼者，懼我中國禍患之紛來也。

蔡匯東後來加入了同盟會，並參加了武昌起義，成為國民黨的開國元勛。他在這裡所表述的愛恨交加，很能代表當時中國人讀到那些日本教科書的複雜心情。而他對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又與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的看法，如出一轍。他們這一代的中國學人，都深切感覺到傳統中國雖然史籍汗牛充棟，但這些史著，並不符合近代社會中歷史研究的功用。他們所希望的史書，用蔡匯東的話來說就是應該能總事實與制度於一體，並具有明確的歷史觀點，綜合考察歷史的總體走向。這樣的史書，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見的章節體的敘述史體裁。在中國人自己尚未編出章節體史書之前，日本人的作品在那時受到重視，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不過，這只是暫時現象。章節體史書傳入中國，日本只是一個中介。如上所言，清朝政府與中國學者，都不滿在學制改革之後，中國學校大量採用日本人編寫教材的現象。教科書的發行數量之大，也讓一些有經商頭腦的人士感到有利可圖，於是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出版業蓬勃興起。比如1897 年建立的商務印書館，最初便以發行教科書為主。通過朝野的共同努力，中國人自己編寫的教科書，在20 世紀初年迅速登台，逐漸取代了日本的教科書。就歷史教科書而言，由夏曾佑編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曾鯤化的《中國歷史》和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影響甚大，但還有如汪榮寶、丁寶書等人編寫的教材。而柳詒徵的《歷代史略》，改寫和擴充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也頗有銷路。夏、曾、劉的教科書，均採用了類似於日本教科書的歷史分期(上古、中古、近古等) ，注重中國歷史的整體演變，但都沒有從遠古一直寫到近代，因此它們雖有「通史」的樣式，但都是未完成的作品。柳詒徵的《歷代史略》在《支那通史》的基礎上，補充了明代的歷史，因此相對更為完整。當然最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作品都採用了章節體的體裁，融制度、經濟、文化和教育於一體，力圖勾勒中國文明在歷代的演化軌跡，並提出一些解釋和分析。於是，中國的歷史著述便逐漸走出了司馬遷、左丘明和司馬光所建立的記述傳統，開始走向了新途。同時，藉助這些新式教科書的影響力，歷史進化觀念也得以普及於清末中國的一代學子，並在當代中國，仍有深刻之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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