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貧富」式革命永遠不是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動力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歷代起義農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如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北宋王小波、李順提出的「均貧富」；南宋鐘相、楊么起義，則在「均貧富」的基礎上增加了「等貴賤」的要求。後來李自成的「家家開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口號，其實也包含「均貧富」的意思，到了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更是把這種思想推到了極致。就是建國後三年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大食堂」，也是一種「均貧富」。

這些林林總總的口號儘管字詞不盡相同，但大致意思相同，都是以平均主義為訴諸核心的，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人格不平等。「均貧富」是針對以封建土地所有製為基礎所形成的財富分配不均提出來的，「等貴賤」是針對封建等級差別提出來的。

平等是人與生俱來的要求與這種不平等廣泛存在的矛盾，以及少數人佔據大量社會財富的客觀存在，以平均財富為主要訴求的農民起義，一下子就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三俠五義》、《水滸傳》等評書、戲劇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描寫，滿足了受欺凌、被壓迫的弱勢群體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更為這種歷史觀打下了厚重的群眾基礎，並由此形成了尊崇暴力、無視法律秩序的中國文化特色，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的廣泛流傳就是以這種文化為背景和基礎。尤其是建國後，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為自己的行為提供歷史和邏輯上的動因，農民起義成為歷史研究領域中的顯學。經過那些所謂的歷史學家的挖掘、論證和官方的欽定，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封建社會進步的動力的結論就得出了，歷史教科書上也就充斥了陳勝、吳廣、李自成、太平天國等一系列農民起義領袖的高大形象。而對農民領袖的謳歌、又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綠林英雄、梁山好漢的讚美一脈相承，因此有著濃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廣泛的受眾基礎。

農民起義不可能為中國的進步發展提供那怕一絲一毫的動力，這個觀點即使是用官方學說來分析也能夠得出，因為它不可能提供新的理論指導，提供新的生產力，不能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改變原有的生產關係。農民起義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一次新的統治——被統治秩序的建立，是一個歷史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歷史在原地打圈圈，而不是什麼螺旋式上升。

為什麼以平均社會財富為主要訴求的農民起義不可能推動社會前進呢？根本原因就在於，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是以消耗大量勞動力和社會存量財富為代價的。看看歷次農民起義的後果，基本上都是赤地千里，雞犬無蹤，人口銳減，社會受到極大破壞。而任何一個社會，大量存量財富才是其發展背後的真正動因。中國封建社會歷經2000餘年，最終沒有發展成為資本主義，根源即在此。所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史學界提出「超穩定結構」一說。魯迅在《阿Q正傳》中對所謂「革命」的描述：「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趙司晨的妹子真丑。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形象又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

其實，考察一下中外歷史，就會發現，以平等為核心價值觀的左派和以自由為核心價值觀的右派，對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必須要承認，人一生下來，就有差異存在，這個差異就是不平等。這個不平等既包括人的自然屬性，比如身高、體重、美醜、愚賢；也包括人的社會屬性，比如家庭出身、社會地位等。

既然人一生下來就存在不平等，那麼，消除這種不平等，一定是通過外力實現的。通過外部力量，對長短不一的單個個體進行修理，取長補短，最後達到整齊劃一。況且，只有獨立於單個個體的外力，才能制定平等的標準。這個外力，就是集體主義。追求平等，必然導致注重集體主義。所以以平等為核心價值者左派，都是集體主義的擁躉。

要維護一個集體，就必須在這個集體之內各成員之間採取公平策略。沒有公平的集體，是無法長期生存的。而公平的存下，必須會導致效率的低下。因為假如作為一個個體，無論他付出多少，得到的都和別人一樣，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誰也不想多付出，也就沒有動力去提高效率，最終導致整個集體效率低下。看看過去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看看改革前的工廠大鍋飯，就不難明白了。如果一個集體，處處強調平等，用人為的平等來消除自然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差異，必然導致社會的退步。舉個長跑比賽的例子，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即便進行過專業訓練也無法完全消除這種差異，慢的永遠不上快的。如果強調平等，就必然讓快的慢下來等慢的，結果是大家都慢了。

放大到人類領域，其實也是如此。過分追求平等，必然導致社會活力降低，創造性降低。相對於更看重自由的美國，更注重平等的歐洲更看重通過分配而不是生產來提高福利，於是，人們越來越斤斤計較於眼前的既得利益，而不那麼在乎怎麼生產得更多更好更快。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國家的作用越來越強，公民的獨立性越來越弱。幾十年來，重要的科學技術發明和科技理論進步幾乎都誕生在美國而非歐洲，核心原因即在於此。

自由，是人生來就有的。這個自由不是用來描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由來描述人本身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無論能力大小、水平高低，都應該有自由發揮其能力的舞台。也即是說，人的存在即是自由的，無前提條件的。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不斷爭取更大自由的歷史，既包括向自然界爭取，也也包括向社會。

如果每個人都有充分發揮的舞台，各自全力以赴，你追我趕，結果必定是整個群體效率大大提高，整個社會得以進步發展。所以，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右派，一定是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

根據物質運動規律，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平等是相對的，短暫的；不平等是絕對的，永恆的。通過每個個體的自由發揮，整個群體上升到一個新高度，達到暫時的、相對的平等；然後又有新的不平等產生，接著又達到跟高的暫時的、相對的平等；如此往複循環，推動社會一步步前進。

所以說，以平等求自由而平等、自由均亡，以自由求平等則自由、平等均存。

當然，如果放任每個個體自由發展，結果必然導致弱肉強食，人類社會就成為「叢林」，這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因此，當個體自由發展到一定階段，個體之間的差異足以威脅集體的存在，就必然要對這種差異進行消除，也就是要「均貧富」。這時，平等的訴求就成為社會第一要務，這時也往往是社會大變革時期。所以，古今中外的革命，莫不以「均貧富」為主要目的。

一場大亂下來，發展又成了第一要務，這時候就強調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了。中國歷代王朝開國之初，都是採取寬鬆政策，休養生息，政府一般不干預社會經濟活動，漢、唐、宋、明，皆是如此。

所以說，創造社會財富靠右，維持社會平衡靠左。換句時髦的詞就是，右派強調做蛋糕，左派強調分蛋糕。孰好孰壞，孰優孰劣，沒有一定之規，端賴當時客觀條件而定。

到了現代社會，一般不再用暴力手段進行社會秩序的更迭，而是用選舉。自由過頭了，社會差異過大，就換個政黨，換個政策。待調整的差不多了，需要發展了，就換另一幫人上台。細看西方兩黨制，大致就是按如此模式操作。

當然，極左、極右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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