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避，鼓吹，粉飾，欺騙……這就是侵華戰爭中的日本媒體

戰爭，

從來都不會使正常而富有正義的人們

感到舒心愉悅，

只會使他們在驚心動魄之餘

承受著巨大的苦難。

誇大戰果——封鎖失敗——鼓吹徹底抗戰三部曲，

日本媒體對日軍侵華行為的態度，

就是一場完全的欺騙。

迴避：南京大屠殺中的日本媒體

縱觀整個抗日戰爭，最讓人痛心的就是發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

當時，日本侵略者舉行了臭名昭著的南京入城式。對此，《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都用整版報道了這一新聞，而且，稿子用的都是報社的預備稿。

所謂預備稿就是說如果趕不上供稿的截止時間，就前一天做好採訪，基於已有的事實加以推測來寫預備稿傳給報社。然後在當天，把實際發生的時間、數字、事實上的不同等略加修改。但是預備稿畢竟不是事實，近似於創作的部分較多，也為記者的意圖宣揚提供了空間。南京的入城儀式從17日下午一點半開始，朝日新聞社隨軍記者用停在南京大校場機場自己報社的「幸風」號飛機飛行3個小時，把入城式的照片帶到了朝日新聞社福岡分社的上空投下，作為當天號外的照片傳到了全日本。

各報社的隨軍記者和作家約50人參加了南京攻城戰，可在報紙激情報道的背後，南京大屠殺的數字卻一直被官方嚴密控制。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在審查時一概刪除，只有日軍的榮譽、戰績允許報道。然而，中國的報紙和歐美的報紙都詳細報道了南京大屠殺，日本新聞界也因此獲悉了這些消息。不過通過海關、郵電局進入到日本的所有出版物則都被集中到內務省圖書課接受審查。因此，儘管軍部、日本政府、新聞界、海外的日本人都知道屠殺的事實，但日本國民得知南京大屠殺真相是到了二戰結束以後，那是在東京審判中，松井石根因為在南京屠殺20萬人而被判處死刑。

從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高中教科書開始，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有無和被屠殺者的數量，在文部省、歷史學者和媒體之間分為了「大屠殺派」和「虛構派」等，每年都展開激烈的爭論，至今都沒有定論。

欺騙：太平洋戰爭後的日本媒體

進入1938年後，侵華戰爭開始呈現出長期化的跡象。日軍雖然打下了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但對於比日本大20倍的中國，日軍只是用極少的兵力在各主要城市點和線上佔領，實際上已經陷入戰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這一年，日本出台《國家總動員法》，把本來是各個私人企業的媒體組織到了政府和軍部的管理統制之下，由於戰爭不斷擴大而帶來的資源不足，紙張等媒體資源都成了戰略物資，這樣報紙的數目也在不斷減少，1938年日本全國有739家報紙，到了1941年年初以所謂「整頓惡德不良紙」的名義減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縣一紙」的理由減少到了54家，而在1937年還有平均有16頁的大報紙，進入太平洋戰爭後減少到了6頁，後來又變成了4頁，最後只剩下薄薄的1頁紙了。

1937年，被俘的中國士兵。日本每日新聞社出版的《日本戰歷》被審查的照片

如果說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日本媒體是自主地在配合戰爭宣傳的話，到太平洋戰爭之後就連這種自由也沒有了。從開戰之日起，特高課職員就開始在報社常駐了。主管媒體的內閣情報局立即發表了「禁止登載非經大本營許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媒體作為言論機構的機能已經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國家宣傳工具。在同一個命令中情報局還明言：「禁止登載對我軍不利的消息，但是讓人認識到戰場的真相從而更加激起同仇敵愾的文章除外。」

從此，報社把前線得到的原稿以及照片用摩托車送交同一報道部的審查員。審查員查看照片的說明，檢查是否有還沒公開的武器，如果沒有，就蓋上「已審查」的印戳；如果有的話，則蓋上「不予許可」的印戳。需要修改的話，可以把不適宜的部分刪掉或者把該部分做模糊處理，然後再蓋「已審查」的印戳。如果遇上審查員也不能判斷的情況，則蓋上「保留」印戳，留待第二天諮詢專家。

《讀賣新聞》的專欄「編輯手記」的執筆者、著名作家高木健夫回憶道：「報道不準發表，禁令每天就有好幾條。懸掛在報社統版編輯部桌前鐵絲網上的禁令紙張，轉眼就掛得滿滿的，想要記住到底禁止的是些什麼，足以傷透腦筋。整日頭暈腦漲。禁止、禁止，簡直無從下筆。」

在軍方嚴厲的新聞審查制度和一切為了勝戰的命令下，從軍記者的報道已經完全無視基本事實。例如，在日本決心偷襲美國珍珠港前，以《朝日新聞》《日本日報》為代表的媒體開始大肆宣揚蘇聯的威脅，並聲稱日本的北上決心；同時又製造和平假象，暗示日美兩國之間至少在1941年12月14日之前都是安全的，從而成功欺騙了美國，取得了偷襲珍珠港的勝利。

以臭名昭著的「大本營發表」為代表的軍部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共進行了846次新聞發布，其在最初6個月內發布的內容基本與事實相符，而在接下來的9個月，「捏造報道」開始了。起初還只是誇大戰果，直到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失敗，不但沒有報道，反而誇大戰果。後面的8個月，已經開始報道根本不存在的勝利。

關於瓜達爾卡納爾之戰，1943年2月1日，日軍開始撤退，為了掩蓋戰敗的事實而第一次用了「轉進」這個詞。之後，《讀賣新聞》在報道這次「轉進」會議的政府說明時，用了《絕對不要失望》這樣的標題，但這篇文章被認為「給人們的印象非常不好」而被刪除了。其他，關於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不足也不能報道，天氣預報本來就不能報道，甚至連氣壓、風向、風速、潮水的漲落也不能報道，甚至撐一把洋傘的照片也不能刊登。

二戰中，用廣播瓦解美軍的「東京玫瑰」戶粟郁子

中途島海戰不僅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也是「大本營發表」與事實嚴重不符的開端。中途島海戰日軍遭到重創，大本營海軍報道部擬發表：損失2艘航母、重傷1艘航母、輕傷1艘航母、1艘巡洋艦被擊沉，但是作戰部只允許發表損失1艘航母、重傷1艘、1艘巡洋艦被擊沉，35架飛機下落不明。實際損失情況卻是4艘航母被擊沉、1艘戰艦輕傷、1艘巡洋艦沉沒、1艘巡洋艦重傷、2艘驅逐艦輕傷、損失1艘潛水艇，42架飛機被擊落、輕傷280架，死傷3200人。

特別是在1944年10月19日的「台灣海空戰」中，日本航空部隊與美軍航母艦隊大戰，遭遇了又一次慘敗，但是「大本營發表」卻聲稱取得了日俄戰爭日本海海戰以來的又一次大勝利，戰果輝煌，以致裕仁天皇都頒發了「奮戰！大膽擊破了敵艦」的嘉獎聖諭，舉國歡騰，甚至還發行了為紀念勝利而譜寫的樂曲唱片。但是事實上被擊沉的美軍戰艦數目為零，日軍卻損失了過半的航空部隊。

據查，1944年6月馬里亞納海戰以後，在誇大戰果的報道中，關於沖繩島戰役、呂宋島戰役、台灣海域航空戰、萊特灣海戰、馬里亞納海戰、九州戰役、吉爾伯特群島戰役、第三次索羅門群島戰役、布干維爾島戰役、拉納爾島海戰等戰役情況的發布大多是捏造的。

所以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媒體走過的道路就是：誇大戰果——封鎖失敗——鼓吹徹底抗戰三部曲，是一場完全的欺騙。但那種謊話只能欺騙日本國民，騙不了媒體。各個媒體都有特派員在前線，他們對前線的了解不亞於參謀本部和軍部，而且媒體能接觸到外國通訊社的信息，所以各媒體對戰場上發生著什麼和將會發生什麼心知肚明，但卻沒有向日本國民發出過任何信息。

此類照片，在日本媒體報道中會背貼上「不許可」標籤，不被刊登出來

當然，說媒體對軍部一點都沒有抵抗也不是事實，1944年的「竹槍事件」是媒體反對軍部的典型事件。東條英機時代有個口號：「用竹槍也能打敗英美鬼畜。」《每日新聞》記者新名丈夫寫了一篇文章，說要打敗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槍，要「用飛機，用海軍飛機」。嚴厲批判了陸軍提倡的在本土作戰中，男女老少一起用竹槍準備戰死一億人的「一億玉碎」的主張。這篇報道像捅了馬蜂窩，說出了「全體海軍戰士的心裡話」，但卻惹惱了陸軍和參謀本部。作為懲罰，陸軍省強制新名入伍，於是，在徵兵檢查中由於高度近視已經免除兵役的37歲的新名記者被重新徵召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島。

其實，這篇文章折射的是日本陸海軍之間的爭鬥。因為新名記者當過海軍記者俱樂部的主任，所以海軍方面出面說話：「大正年間就徵召這一人是怎麼一回事？」按照當時日本的法律，凡男子年滿20歲一定要經過徵兵體檢，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間就經過了體檢，當時徵兵不征大正年間參加體檢的。

於是，東條英機馬上再追加徵召250名大正年間體檢過的人發配到硫磺島的丸龜聯隊，新名也被陸軍總部調動到戰鬥最激烈的沖繩、硫磺島前線，其實就是不打算讓新名活著。但是，新名本人由於當過陸軍的隨軍記者加上海軍的幫忙，過了三個月就解除了徵召，可是那250名日軍就「玉碎」在硫磺島了。

到了太平洋戰爭中期，新聞界也知道大本營發布著謊言，變得不再相信會取得勝利了。但正如《時事新報》編輯局局長伊藤正德所說：「我們必須虛張聲勢，讓別人看到我們堅持戰鬥的決心。所以，我們只能拚命維持住國民鬥志昂揚的狀態，讓國民努力到最後一刻。」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聞》還在發表社論說：「信念在一億國民的心底燃燒，默默地在各自崗位上工作所錘鍊出來的火球會在一瞬間爆炸出來，這就是對敵人的暴虐的報復。」按照作者的調查，這篇社論並非受到軍部授意，而且在十天前大本營情報局長已經向新聞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經戰敗，正在考慮如何結束戰爭的重要情報。掌握了這個信息的《朝日新聞》不但沒有設法透露這個信息，反而繼續像「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以及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前那樣瘋狂地進行煽動。

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日本各報紙都在早報報道了戰敗的消息和接收《波茨坦公告》的過程。日本國民第一次被告知戰爭的真相，了解到了大本營發布的都是虛假新聞，了解到了報紙的報道謊話連篇。

而此時，在朝日新聞社內，追究戰爭責任的呼聲高漲，社內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騷亂。整個新聞界也被捲入追究戰爭責任的大漩渦之中。

不徹底的反思

1986年7月，《朝日新聞》再次對戰爭責任問題做出回應，其「特刊」版推出「我在戰爭中的經歷」系列——4000封來信中選登了1100封。一篇題為《大眾媒體煽動軍國主義》的來信中寫道：

滿洲事變爆發後，某報社立即開始為陸軍軍用飛機募捐。用「小學生節省零花錢為飛機捐款」之類的「美談」掀起國民的捐款熱。捐獻的飛機被命名為「愛國號」，《少年俱樂部》雜誌的附錄有「愛國號」的模型，我也組裝了一架，通過說明書不知不覺掌握了軍事知識。

日中戰爭開始以後，又有某報社舉行「有獎徵集軍歌」活動。入選歌詞中的行軍歌「手持膺懲的槍劍」、露營歌「不立軍功死不休」「視死如歸」的歌詞，後來在日本軍隊的行動中產生很大影響。與歌詠戰爭的悲慘和辛苦的明治時代軍歌《戰友》《雪中行軍》等，恰成對照。後來，報社有獎征歌，還產生了《日之丸進行曲》《送出徵士兵》等歌曲。

大東亞戰爭爆發，新生兒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勝」字。這也是報紙宣傳使然。直到今天，我看到40歲左右的人叫這種名字，總是心口作痛。要不是大眾媒體，特別是報紙沖在軍方前面，不用說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就連轟炸東京和沖繩的悲劇，或許也不會發生吧。

吉田彰男65歲日本電報電話公司退休職員市川市。

1986年9月，《朝日新聞》大阪版開設了專欄——「報紙和戰爭」，社史編修顧問秦正流回答了讀者質問「報紙為什麼屈服於軍部和政府？」「戰前報紙是如何運作的？」在讀者當中引起了很大反響，《朝日新聞》大阪版連載兩次，加之刊登讀者來信，時間長達兩個月以上。但遺憾的是，《朝日新聞》大阪版不是在東京發行，其重要意義沒有被全國廣泛知曉，《朝日新聞》東京本版也完全沒有轉載，各媒體都在極力迴避「報紙的戰爭責任」問題。可見當時日本的社會輿論與反省戰爭責任還相去甚遠，絕大多數媒體也都極少提及自己的戰爭責任問題。

媒體人到底在想什麼？

日本歷史學家佐佐木隆曾經說過：「對於把戰爭報道作為商品的報紙來說，戰爭是最好的機會，是銷售的大好時機，企業越大也就獲利越大，沒有人會失掉這個商業機會。」日本整個媒體界在戰爭期間的表現，用曾經在那時擔任過日本新聞會會長的田中都吉的話來總結最合適：「社會上一般認為政府對新聞界施加了不當的壓力，這也是事實，但是從我的經驗來看，不如說新聞界和軍部、情報局或者內務省保持著極為良好的合作關係。」

戰後，各媒體和煽動戰爭有關的人物都被作為戰爭犯罪嫌疑人而送進了巢鴨監獄，但很快就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而被釋放。與德國、法國等國家在戰後把戰爭犯罪嫌疑人永久驅逐出去不同，日本的這些人回到了媒體界而且繼續把持著日本的媒體。這樣，日本的媒體在戰後從來沒有反省過自己。

因為不能坦承戰爭責任、無法達成共同的歷史認識，日本還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走出「漫長的戰後」。每到8月15日，日本媒體都會出現戰爭責任、歷史認識、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否認侵略歷史等「敏感性」的關鍵詞，並引起周邊亞洲國家的警惕與抗議。作為傳遞這些「敏感性」關鍵詞的媒體，如何正視自身參與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擺脫軍國主義的靈魂附體，反省媒體戰爭責任，依舊任重而道遠。

微信名：文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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