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凡 林琳：商周逸詩輯考的開拓意義及學術價值-論王輝斌教授與《商周逸詩輯考》研究

先秦之《詩》，收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另外還有六篇有目無辭者，稱為「笙詩」）。關於其結集，《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刪詩說」即因此而始。[1]漢人或取其整數稱作「詩三百」，並尊為儒家經典——《詩經》。《詩經》以「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展現了先民的生活狀況和上古時期的社會文化，然而，由於「三百篇」之外的逸詩的大量散失甚至是佚亡，因而這種展現並非是全面的、詳盡的。大約自南宋中興始，對逸詩的輯佚與整理便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並對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輯錄，如王應麟《困學紀聞》、馮唯訥《古詩紀》、楊慎《風雅逸篇》、鍾惺《新刻逸詩》、沈德潛《古詩源》、朱彝尊《經義考》、郝懿行《詩經拾遺》、周應賓《九經逸語》、馬國翰《目耕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從輯佚學的角度言，這些逸詩的輯佚成果雖然各有其特點，但也呈現出了一些相關的問題，如對逸詩時代的裁斷、篇目的界定、真偽的甄別等，就都存在著爭議。而此，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上述諸家對逸詩的輯錄，一是數量少，相互重複者多；二是大都夾雜在一些古詩選本、總集或其它著作之中，無以窺其全豹。而且，已有的逸詩研究成果，相對於全方位、多角度的《詩經》研究成果來說，就更是讓人感到其之單薄與零散了，因此，加強對逸詩的輯佚與整理，以使其具有總集性質與特點的著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一、 商周逸詩的研究價值

著眼於將「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王輝斌先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始，便屬意於對逸詩的搜輯，前後歷時十五載（中間時斷時續），撰著成《商周逸詩輯考》（以下簡稱《輯考》）一書，並於2012年8月由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出版。《輯考》一書所引用的資料繁富而精準，校考客觀而詳明。尤其是其中的「著者案」（即「斌案」），比堪考訂，論據有力，觀點鮮明；而未能確斷者，則每以「以俟淹貫者」作結，謙誠而又謹慎。總觀《輯考》全書，堪稱為當前學界輯佚與研究商周逸詩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詩經》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雖然彙集了春秋以前的「三百五篇」的重要詩篇，但它還不能完全反映出那個時代詩歌創作的全貌。與《詩經》相比，逸詩同樣具有古樸的文學價值與美學價值，它們與《詩經》、《楚辭》並存，才能夠完整地成為商周詩歌之全。且逸詩之多數以千計，又兼有相對的文獻學價值與史學價值，因此，無論從語言、文學還是文化等各種角度言，都是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的。而對逸詩的輯佚和整理，則是所有逸詩研究工作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兩漢至隋唐，從事逸詩輯佚與整理的學者幾乎為零。這種狀況的存在，不但導致了數量遠遠大於「詩三百」的逸詩「下落不明」，而且也使得某些文學觀點和結論始終停滯在傳統的「詩三百」的定義上。正如王輝斌先生在《自序》中所說：「從文學史的角度而言，本書所『輯考』的對象，應該稱得上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源頭』的，但這一『文學源頭』所表明的是，華夏民族最早的文學，似乎並不出自『杭唷杭唷派』，或者說其與『杭唷杭唷派』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乃是相當久遠的。」這就足以表明，對於逸詩輯佚與整理所獲之成果，不僅可以使人們對詩歌源頭有著重新的審視和界定，豐富了先秦詩歌的研究視閾，而且也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人們所持先秦詩歌的認識觀，即先秦詩歌之所指，並非為傳統意義上的《詩經》和《楚辭》兩類，而是包含著數以千計的逸詩於其內的。即是說，逸詩的文學地位，在先秦文學史上是與《詩經》、《楚辭》鼎足而三的，因之，對先秦詩歌史的撰寫，只有建立在這三個方面之上者，才是一種全面而完整的先秦詩歌史。而逸詩的缺失，則是導致已出版的各種形式的先秦詩歌史有欠完整的一個關健性原因。

王輝斌先生正是認識到商周逸詩具有上述之重要的文學史價值，因而才以十數年之時間與精力，撰著了這部近40萬字的《輯考》，以嘉惠學林。

二、科學合理的研究方法

《輯考》共從140餘種子史文集中輯得逸詩近600篇，其年代並不限於「詩三百」之時，而是包括商周兩朝逸詩之完什殘篇。即是說，《輯考》於商周逸詩之所獲，除了出土文物中的逸詩外，現所存見之各類商周逸詩，已基本上為其所囊括。全書將所輯錄的商周逸詩，按其時限分為上、中、下三編，即《殷商逸詩》、《西周逸詩》、《東周逸詩》，這種分類與編排，使商周逸詩總體的發展概況和嬗變規律等，都有了較為清晰之呈現。而在此基礎上，王輝斌先生又借鑒清人馬國翰《目耕帖》卷二十二《詩十·逸詩》中「以類相分」的輯佚體制，將所輯錄的商周逸詩視其完整程度，分為四種類型，即「目辭俱存者」、「有篇目逸句」、「無篇目逸句」、「僅存篇目者」。其中，《殷商逸詩》為「目辭俱存者」、「無篇目逸句」、「僅存篇目者」三類，《西周逸詩》和《東周逸詩》則分別為上述四類。這樣的分類方式，編排周全、綱目清晰，既使得商周逸詩在年代的劃分上一目了然，又使得每一歷史時段下的篇目區分井然有序。而且，這種編排還在開卷的目錄中得以清晰的體現，從而能使讀者對《輯考》全書的脈絡有一個順暢而直觀的把握。從輯佚學的角度審視，《輯考》的這種分類與編排，是極具多元性與科學性之特點的。

而在《輯考》中，王輝斌先生對於每一篇逸詩的輯佚，又主要由「輯錄」、「校考」、「斌案」三部分所組成。「輯錄」重在對所輯錄的每一篇逸詩交待其作者、書名、版本、卷次、篇名等，並原文引錄該逸詩在某書中的某一段文字，以利於讀者復按、核查與抄引之用。「校考」側重於對逸詩的異文進行校勘和考訂，其中對於他人他書的校勘、注釋，則選擇其重要部分進行全文引錄，包括對篇目的取捨與新立篇目作必要的交待；對各書所引錄的同一逸詩的異文進行校訂與核證，並對重要異文全文引錄；選擇附於各書逸詩的相關校勘、注釋等一併輯錄，並對其錯誤之處做出必要的考訂。上述兩部分的內容，互為關聯，較為立體地、全面地描述了歷代各家有關逸詩輯佚的得失。「斌案」則主要是著者對逸詩進行編年與「偽詩」的辨正。這三個方面，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對逸詩所進行的輯錄和考釋，既嚴守古籍整理的種種規範，又具有《輯考》之輯考精良的自身特點，因而是頗值首肯的。

三、精審詳實的史料考證

對商周逸詩的定義，王輝斌先生以桂馥《禮朴》卷二為準，即「古者謠諺皆所謂之詩，其采於遒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內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並依據《古詩歸》、《古詩源》等之例，把具有韻語特點的「銘」、「箴」、「繇」、「頌」等也一併輯錄，亦包括「操」、「辭」、「歌」、「誦」、「引」、「語」、「言」等各種具有韻語特點的樣式，這樣的界定科學而全面，使之成為可與《詩經》、《楚辭》一併了解商周詩歌創作與文學全貌的真實可靠的「古逸」讀本。在此基礎上，著者對《十三經註疏》、《諸子集成》進行了普查，並對《漢魏叢書》、《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等相關典籍也進行了檢索，共輯錄了包括殘句在內的近800篇逸詩。繼之又對這約800篇逸詩的真偽進行考證，而成為現在的約600篇。這既是一項需要漫長時間和巨大精力的工作，也是一項嘔心瀝血、終年面壁的工作，非耐得住寂寞者是無以勝任的，因為對某一具體古籍的普查與檢索，有可能時間用了數月，但讀完後卻是一無所獲。而且，這種明知沒有結果的的「結果」，還必須要年復一年的進行，否則，在逸詩的數量、品類等方面就永遠無法超越前人，就永遠無法成就一部逸詩的集大成之作。但王輝斌先生的這部《輯考》不僅做到了，而且做的是非常之優秀！

《輯考》中的「校考」與「斌案」，是本書區別於一切已有逸詩輯佚成果最本質也是最核心的兩大內容。正因此，其不僅訂正了若干各類子史文集中有關逸詩作者、年代、篇目等方面的錯誤記載，而且對許多被認為是偽作的逸詩也進行了辨正。前者如《鳳凰歌》。對於此篇逸詩，《輯考》首先在「輯錄」引蔡邕《琴操》卷下之所載：「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斬涉，廢壞三仁，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見上）。」繼之，列舉了歷代引錄此篇逸詩的一些重要載籍，如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二、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十四、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七、楊慎《風雅逸篇》卷一、馮唯訥《古詩紀》前集卷四、杜文瀾《古謠諺》卷九十八、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十一等。最後，則根據《琴操》卷下之所載，認為此篇作者為周文王姬昌，並以「斌案」的形式明確指出：「……據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姬昌『明年』卒時，周嘗不曾代商，則其為殷商『古逸』乃甚明。」全篇的輯考，材料豐富，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結論信然。

又如《拘幽操》。在「校考」中，著者指出此篇中多處異文現象：據《太平御覽》引《古今樂錄》，「朱紫相和」作「丹紫相和」、「不別分兮」作「不分別兮」、「信讒言兮」作「信諛言兮」、「炎炎之虐」作「閻閻之虐」、「憂勤勤兮」作「皆憂勤兮」。並指出，《樂府詩集》與《風雅逸篇》，無蔡邕《琴操》卷上「無辜桎梏，誰所宣兮」以及「得此珍玩」以下十一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十一所引錄此篇，不僅與此完全不同，而且詩句次序也多有顛倒的現象。所有這些，著者皆逐句詳加校考，並將各類異文輯錄以備考。又如關於《包山謠》的篇目，著者指出，據《古今風謠》引楊方《吳越春秋》作《包山諺》，《風雅逸篇》、《古詩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先秦詩》皆作《包山謠》，此書中依據後者；並在「斌案」中指出：「此篇第一句『禹得金簡玉字書』之『禹』，雖可表明一定的時代年限，但將其勘之以《包山謠》之『謠』，似其時間年限非為禹所生活之夏朝，而應為其後之商或周，茲以殷商『古逸』系之，以俟淹貫者。」僅據這幾例的「輯考」即可表明，現所存見之商周逸詩，不同的版本其文本也是不盡相同的，即其異文有時是相差很大的，而《輯考》則在輯佚的基礎上，能夠廣校異文，博採諸家之說，注意收集相關的研究成果，凡有可采，皆擇善而從。而且，無論是「校考」抑或「斌案」（即「著者按」），不但皆有內證、外證、旁證作為立論的材料依據，而且還有許多屬於著者自己精準獨到的見解與和結論，如《將歸操》長達約800字的「校考」（第4條，238頁），《雉朝飛操》長達近700字的偽詩辨正（「斌案」，第280頁）等，即皆為其例。這些精審詳實的「校考」與「斌案」，非深諳考據學者，是無以為之的。而在一部《輯考》中，類似於《將歸操》之「校考」與《雉朝飛操》之「斌案」者，乃比比皆是。

四、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

一般來說，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者，常以夏、商、周三朝為一個歷史斷代。但《輯考》的《自序》則針對這一歷史斷代指出：「作為『斷代工程』之上限的夏朝，其文學的衍生與發展究竟如何，由於地上與地下兩個方面的資料之所限，因而誰也不敢貿然下結論。正因此，現所存見之『夏朝逸詩』，就自然存在著一個真偽辨識的棘手問題……」鑒於所謂夏朝逸詩的可靠性問題，為了穩妥起見，《輯考》特意將其以「輯萃」的形式作為附錄，即在書末的《夏朝逸詩輯萃》一編中，共收錄了《皇娥歌》等「夏朝逸詩」24篇。這一《夏朝逸詩輯萃》的特意安排，既可配合商周逸詩而對先秦詩歌進行較全面之研究，又是著者科學嚴謹治學態度的一種具體反映，故堪值稱道。

而還值注意的是，編排於《輯考》開首的《凡例》一文。這篇不足2000字的《凡例》，雖然篇幅短小，且只有九條，但因其在《輯考》全書中具有綱領性的作用，而自始至終引領著《輯考》對於各類商周逸考的輯考。而且，《凡例》中的每一條，既細密無間，又環環相扣，極具輯佚學之規範與學科特點，所以，《凡例》既統攝《輯考》全書，又指導著《輯考》全書。正因此，《輯考》對於各類商周逸詩的輯考，始終都是遵循《凡例》以為，如對不同結構之「古逸」以「篇」、「章」、「則」相稱，對所有逸詩文本一律重新斷句、標點等，就都是這方面的一些佳例。這樣的輯考體制，對各類逸詩的區分既明確而又嚴謹，充分體現出了王輝斌先生科學而嚴謹治學態度的又一個方面。

又如在《後記》中對逸詩年代範圍與逸詩品類的認定，也體現出了王輝斌先生科學而嚴謹的治學態度。一般而言，《後記》大都是寫一些書作者撰著該書的經過或者心路歷程，以及紀念某人某事或對某人予以感謝等，但《輯考》的《後記》，卻儼然為一篇體制短小的學術論文，因為其中以豐富的例證，重點解決了逸詩年代範圍與所屬品類這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並藉此首次提出了「狹意的逸詩」與「廣義的逸詩」之說。所以，《輯考》的這篇《後記》，也是極具輯佚學之學術價值的。

總體來說，《輯考》一書資料翔實，論斷審慎，訓解精當，方法獨到，其之出版，既是對於多年來較為缺失的商周逸詩研究的重大貢獻，亦是商周詩歌研究的一項優秀成果，更是成為了近年來古籍整理尤其是輯佚學中的一道耀眼的風景線。而王輝斌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及精審詳實的考證等，亦皆寓其中。

（本文選自黃山書社2016年版《王輝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87—94頁）

[1]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左傳》中記載孔子十歲之前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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