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去烏沙、下海經商，為母校捐贈博物館，這個「92派」企業家是如何帶頭武大幫的？

陳東升

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

仍在燃燒

辭去烏紗，下海經商，跨行業成就嘉德國際拍賣公司、泰康保險集團兩家企業，陳東升之所以被認為是「92派」代表人物，原因並非他企業做得夠大。

中國現代企業制度初具樣貌時，「92派」如同試水者，曾在上世紀90年代充當主要動力之一，參與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蹟般的高增長。生於大時代，出身官員，這一代企業家更頻繁地表現出對「世界」「中華民族」「家國情懷」這一類概念的好感。區別於「84派」的草莽氣息，因時局與出身不同，時空又賦予「92派」以專業氣質。在陳東升身上，這一特質尤為凸顯。

陳東升曾就讀於武漢大學，接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他看得清宏觀格局的變化趨勢，也能描述和定義微觀形態，進而指導行為。經過思考、判斷和準確預測，有意識地開創行業，拓展所需空間，謀求與時代共榮，這讓陳東升商業上的成功實踐頗具歷史標本意義。

《中國慈善家》2017年6月刊封面

陳東升是兼具浪漫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氣質的企業家，他視此為石之堅丹之赤，全因不變不褪才得以行之愈遠。

陳東升1993年創立嘉德拍賣，1996年，他又創立泰康人壽，如今，他是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

泰康大廈是陳東升的一方天地，在這裡採訪，要「打開」主人公會多一些難度，周遭環境會無意間增加其氣場。陳東升本人並沒有入侵性，他只像塊巨大石英石，堅硬且不可撼動。

陳東升闡述觀點邏輯嚴密，冷靜且節制，因此，他更相信自己的表達，並不主動留給記者提問的氣口，這是他的習慣。「我還是按照我的思路來談吧。」如果記者試圖扭轉談話方向，他會這樣說。

無法觸及對方柔軟的部分，一定算不得成功的採訪。好在，陳東升心裡有團火，他會主動升溫。

從奮鬥創業，到過程中的價值選擇，從兒時經歷，求學，到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理想」一詞貫穿樁樁件件。隨話題和回憶不斷深入，臨近結尾時，陳東升心裡那團理想之火終於升溫到臨界點，將這塊磐石燒紅。他挺直脊背，高舉右臂，動情仰頭，朗聲唱起《長征組歌》「過雪山草地」片段。

「革命的理想，高於天……」。

陳東升流露的這一瞬感性是採訪中少有的可乘之機，但他美聲唱腔的強烈儀式感、朝聖般的姿態、被眼瞼托住不肯流下的淚水，以及那句被唱得至高無上的歌詞，如一道高溫屏障，又把一切可能性擋住。不容侵入，不容繞開，更不容消解。

「我每唱這首歌，內心都有無限力量。」唱罷，陳東升感慨，「這麼簡單一句歌詞，是這樣崇高。」

陳東升今年60歲，生活和閱歷讓他堅硬厚重，但提到理想，他仍炙熱濃烈，一如少年。

陳東升崇拜有風範的大家。他對民國以來中國經濟學流派的發展和名家軼事頗為了解。圖為陳東升博士畢業與老師董輔礽合影。

尋一方精神鄉土

1983年，陳東升臨近大學畢業，他搭乘長途汽車返回家鄉湖北天門，找到一位老石匠拜師學藝。雄心滿懷的陳東升再回武漢大學時，攜斧鑿攀登珞珈山，將心中那枚寄寓千里之行的「始」字鑿上一塊大石。

「百年名校，近40萬學子，到今天只有一個人在山上神經病似地刻了這麼大一個字。」

陳東升不甘平庸，他說，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改造命運、改造社會。這種強烈的願力在陳東升心中已積壓日久。

陳東升的父母出身貧苦。父親9歲至孤，因放丟了牛，16歲跑去參加新四軍，入列李先念部隊第五師，後轉業到湖北天門。母親6歲被賣到鎮上做童養媳，解放後與陳東升父親成家。

「張瑞敏跟我聊，說農家講究『同心圓』。我家不是土生土長，沒親戚，沒祖墳。」在天門沒有根脈，陳東升總覺得自己是個移民。

歷史賦予湖北天門文明積澱，但對於熱血翻湧的青年陳東升來說，這方小城還缺少一些橫空出世的勇氣和扭力，他不屬於這裡。

一面是漂泊感，另一面是匱乏感，二者同樣強烈，他不甘心。「所以一定要抗爭，一定要奮鬥。」

知識，成了陳東升改變命運的最佳工具，他沒放過任何一個可以通過知識謀求舒展和上升的機會。

母親單位有很多報紙，《參考消息》《光明日報》《文匯報》都是陳東升不肯錯過的課外讀物。他至今尤能想起1972年刊於《參考消息》上的一則新聞，內容關於可攜帶式電話的重大發明。

「就在第四版上，佔三分之一欄。因為要利用超短波進行通信，所以需要100公里建一個基站，對於當時來說，成本太高。那時我上初中，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我還在讀那份報紙，我甚至可以找出來哪段文字寫了什麼。」

對於年輕人，小城的標籤往往代表封閉。課本和報紙滿足不了陳東升，他希望對世界有所認知，最好能深入一些。

高中一年級時，陳東升開始讀《馬克思傳》。他從未走出縣城，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社會學基礎，《馬克思傳》是不可理解的。他把書看了一遍又一遍，半年後，他把這本書消化成了自己的社會學知識基礎。

馬克思有句話激勵過田溯寧，也激勵了一代人，陳東升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誦。「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小路可走，只有那些在崎嶇道路上攀登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用「成功」替換「科學」二字，這番道理對陳東升同樣適用。

高中畢業後，陳東升被「上山下鄉」，通過父親介紹，到縣裡微生物研究所做技術工人，與棉鈴蟲打交道。當時，上大學是陳東升的最大目標。去研究所前，他問過是否有工農兵大學生名額，得到肯定回答後，才肯前往。

陳東升喜歡自然科學，跟科技有關的信息他都格外關心，甚至自己組裝過短波收音機。研究所里有圖書室、實驗室，如同培養皿，讓陳東升的激情不至消磨。那四年中，他自學了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微生物學。

很快，命運給了陳東升第一個重要轉折點。1977年，文革結束，高考恢復，陳東升報考吉林大學考古系，被預錄，也參加了體檢。隨後，時局又當頭一棍，警告陳東升，命運不歸他主宰。

當時微生物研究所有二三十人，半數大學生，有些來自北京高校，常與北京有往來信件，那些信或多或少會帶來一些遠在首都的時政消息。年輕人厭倦了無邊無際的左，常常私下議論政局，陳東升為此付出了代價。因他發表過反動言論，稱「華國鋒是碰運氣當上了國家主席的」，已從天邊走到眼前的大學校門，就此對他關上。

1979年，中國處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的巨大國運變局中，陳東升預感到國家經濟建設將成為潮流，雖然意識朦朧，但他捕捉準確，報考了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這一次，他被成功錄取。

陳東升讀中學時便知曉武大的名氣，神往武大校園之美。隔壁鄰居有位老先生，家中也有人在武大讀過書，老先生對武大的記憶停留在上世紀30年代。「他說武大兩個人一個房間，每天有豆漿，還有油條。」

在湖北天門，陳東升不知道自己是誰，在武漢大學，陳東升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屬，是區別於地理上的，精神層面的一方鄉土。武漢大學是其改造人生和命運的起點，讓他不再有漂泊感。

「她改造了我的人生，為我打下在人生道路中成功的基礎。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同學是我最好的老師，學校就是我的家。」

大學畢業時，陳東升登山刻字於石，這塊石頭如陳東升的化身，從那之後，便紮根在武漢大學珞珈山上。

雕刻珞珈山之石

武漢大學歷史久遠，最早或可追溯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朝廷創立於1893年的自強學堂，即便從1928年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算起，至今也有百年承傳。民國時，與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浙江大學並稱五大名校，大家輩出。武大經濟系最早的系主任為楊端六，講授貨幣與銀行、會計學、企業管理等課，解放後從事清代貨幣金融史研究。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也任教於民國時期的武漢大學。陳東升的老師董輔礽便是張培剛的學生。

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為王世傑，留學歸國曾任教於國立北京大學，並與胡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後從政。王世傑之後，武大最聲名赫赫的一任校長是劉道玉，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開路人，至今被武大學子視為武大的精神力量。

武漢大學前校長 劉道玉先生

1981年，劉道玉任職武大校長，倡導平等、自由、民主、開放的校風。他性情剛直，不懼阻力，鼎力推進高校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為武大引入西方辦學經驗，包括開設選修課、學分制和插班生制度等，使得武大領一時風氣之先，名氣之盛，風頭無兩，為當時全國高校師生所神往，甚至有北大學生和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轉校到武大。

劉道玉到武大時，陳東升升入大三。他一向興趣廣泛，大學時得以到哲學系選課，成為劉道玉在武大推行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西方種種思潮和流派傳入中國，當時，有吳紀先任武大經濟系主任，有美蘇名校學成歸來的譚崇台、劉滌源、李崇准、傅殷才等人執教，思想多元且活躍。

「這些老先生向國內介紹西方經濟學，迅速成為各自研究領域和流派中的權威。劉滌源講凱恩斯主義，我認為是中國講得最好的人之一；傅殷才講制度經濟學，在國內影響也是很大；譚崇台影響更大，他是哈佛回來的，講發展經濟學，無論是介紹和研究，在中國都是最權威的。」

陳東升中學時便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感興趣，上大學後，越發看重學術，在校學習之餘，一到周末，別人出去遊玩，他則跑去著名教授家中求教。大學期間，武大名教授的家門被他敲了個遍。

「教授們都是大學者的派頭，在書房，學生一去，他就滔滔不絕，講他的留學經歷，講他的學術研究，講他的觀點，講他讀書，講他跟世界名人的交流。」

武大四年，陳東升在西方經濟學說史、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流派等方面得到了紮實的理論訓練。在他看來，讀大學要完成三件事，學知識是本分，此外，還要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最重要的則是人文精神。後者可以讓前兩者升華。陳東升說，在那些先生身上，他得到了人文精神的熏染。

武大學生活動和社團很多。一次演講比賽，陳東升以《貝爾的後工業時代》為題，獲得二等獎。在當時，中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還沒有實質性動作，甚至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還未被正式命名，研究討論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所預測的發達國家未來發展已屬超前之舉。

陳東升參加了一個名為「多學科討論會」的學生組織，成員來自哲學、數學、物理、經濟等系，他後來當過副主席。他也自己組建了學習小組「蟾蜍社」，寓意對月宮的大膽嚮往。此外，他還與五六學友共同創立「逍遙學派」，更大膽的名字藏在心裡，名為「珞珈學派」。

武漢大學擁珞珈、抱東湖，陳東升喜歡到山頂一覽武大全景，也喜歡到湖邊細看東湖白浪。憶起武大求學時光，他很動情。「可能我有誇大，我覺得那時候就像在哈佛、耶魯或者在芝大上學，是那樣一種學術氛圍。」

畢業時，與陳東升同年分配到北京的武大學子不到200人。一天傍晚，天蒙蒙灰，武大行政樓下，陳東升與這些同學各自拉個小凳子，圍在一起，聽校長劉道玉為他們送別。

「分到別的地方，他不開會，專門為我們分到北京的人開會。他說，你們分到北京，分到中央去，未來如果有能成功做到大官的，都是從你們這些人中間出來的。這事我一輩子都記得。」

一個艷陽天，陳東升與「多學科討論會」的幾個好友相聚登山。彼此學有所成，即將奔赴各地「指點江山」，各個躊躇滿志。「站在山頂，我們都放空。志向很大。」

砂石入海

走向社會後，陳東升很快體會到了失落感，他每每想起那次山頂目高志遠的放空，便越發覺得自己渺小。相比於社會的巨大，他說自己像一把沙子放進大海，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提醒陳東升，他必須繼續奮鬥。1992年，國家體改委印發《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即「兩個文件」，陳東升隨之創立了中國現代企業制度下標本一樣的嘉德拍賣行。三年後，他於1996年創立泰康人壽。

商業上的成功，常常讓人提及陳東升是走出體制的官員，卻總是忽略了他在國際貿易研究所工作時的知識分子身份。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拉開序幕的幾年，也是陳東升在武大積澱的集中爆發期，那幾年中，可以窺見陳東升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的價值選擇。這一切既與武漢大學賦予他的精神滋養緊密相關，又與他日後得以成為「92派」代表人物形成因果。

1984年，中國理論界有三件大事。一件是莫干山經濟研討會召開，一件是上海中西文化比較會成立，還有一件，是《青年論壇》創刊。

莫干山經濟研討會標誌著理論界中青年群體的崛起，北京經濟學界很活躍，以田源、盧健為代表的武大畢業生是其中一支，陳東升來北京後，很快也成為其中一員。田源當時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名局長，也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常務幹事，盧健則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一名處長。在經濟改革領域，此二人如同一面代表武大青年學者的旗幟。

1984年，胡德平作為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特派員被派往湖北，他聯合武漢一眾青年才俊共同創辦了綜合性學術刊物《青年論壇》。這些人多數都出身武大，社長王一鳴是陳東升的同班同學，總編李明華是武大哲學系的校友。

該刊創刊號便刊登了胡德平的《為自由鳴炮》一文，給當時的理論界帶來巨大震動。青年學者提筆著文，為改革護航，《青年論壇》期期出佳章。1986年7月號，胡德平的《論言論自由》一文再掀討論高潮。陳東升當時任《青年論壇》駐北京記者站站長，1985年也在該雜誌上發表了《關於發展建設經濟學的幾點淺見》。

除《青年論壇》外，陳東升的很多理論文章都是在這一時期成文的。三年中，陳東升共發表幾十篇論文，分別刊登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世界經濟導報》等主流或專業刊物上。

在微生物研究所時，陳東升便夢想未來能在中國重要的理論陣地《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1986年，《紅旗》刊發了他的《掌握國際市場變化的新趨勢》一文，當時陳東升29歲。

鑒於他在學術上的表現，陳東升被推薦到《管理世界》做副總編。這本刊物最先是掛在《經濟日報》下面，後轉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定位副局級。

陳東升曾對比中國企業500強與世界500強，觀察到一個現象：一個國家有多少世界500強企業，與其在世界經濟序列中的位置正相關。美國的世界500強企業最多，所以美國經濟最強，日本其次，所以日本經濟也排在美國之後。他就此得出結論，「不擁有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不在世界跨國公司里佔到一定比例，就不能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1988年，他與《管理世界》的同事方宇模仿《財富》雜誌，共同策划了「中國500家最大企業評價」，評價體系參照國際慣例。這次策劃，連同在國內首次使用的「國際慣例」一詞一同風靡，讓《管理世界》名聲大噪，賺了不少錢。緊接著，為慶祝建國40周年，陳東升又策划了500家大企業成就展。為了招商，他打著「國務院企業評價中心」的牌子，無論去哪，都能吸引一批國有企業領導。

上世紀80年代末，積累十年的中青年群體力量一夜潰散，年輕一代陷入迷茫，陳東升也是其中之一。

中南海附近的22號院中有不少機關，如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前者搞改革，後者搞研究，同是改革智囊。田源便在22號院辦公。

一天傍晚，陳東升和田源、盧健三人站在22號院門口聊天，田源要在留學和做國企經理之間做抉擇，陳盧二人建議他下海創業，稱未來或可沾光。田源聽後很受用，但後來還是選擇了留學。

那天晚上，三人從傍晚聊到凌晨一點多，才各自騎自行車回家。

陳東升對經商本無興趣，他曾篤定，要麼做學術，要麼當大官。《管理世界》賺到了錢，為陳東升踏足商業開了個不錯的頭，而三人22號院門口的夜談，是動搖陳東升的最後一根稻草，時代變了，影響著每一個人，機會離陳東升並不遠。

1994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現場。這場春拍正式開始前，陳東升一度提心弔膽。拍賣結束，卻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地創造了1400萬元人民幣的驚人成交額。

商海揚波

1990年之前，辭職下海並非多數人的選擇，主流話語中，經商並不是個體面的事情。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再為改革加力，由國家體改委印發的「兩個文件」形成了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初期規範，讓中國真正迎來大規模且持續的下海潮。包括陳東升在內，很多中低層官員走出體制，成為了日後的「92派」。

當時，陳東升每天盯著報紙和《新聞聯播》看，琢磨股份制企業的模式和管理。有一次，他看到電視里播放梵高的《向日葵》被神秘買家買走，創了天價。80年代末的中國，電視機里上演著西方上流社會的高雅遊戲，拍賣師打著領結，紳士貴婦衣著華貴，雍容典雅，電視機外的中國，還沒有擺脫經濟落後，反差之大，再次引發了陳東升的「不甘心」。

武漢印刷廠要上市，陳東升的校友毛振華受邀為其做股份制改革方案，組團到武漢考察，由董輔礽帶隊，陳東升、盧健、李軍等人一同前往。晚上飯局談及中國經濟格局之變，在座者越聊越為情勢的向好而興奮激動，想法一個接一個拋出來，陳東升講工業博物館和拍賣行，眾人激將，說他點子太多，「你只要抓一個做成功我都服你！」陳東升吃了將，立志非成不可。

從武漢返京，陳東升開始籌備創建拍賣行。得益於在《管理世界》積累的外貿口大企業關係，不到一周時間，他便募集到2000萬股本，也找了銀行和保險公司入股。

辦拍賣行，在中國沒有先例可循。文物拍賣行業法律法規幾近空白，側面只有一部《文物法》，不但無法支撐新的行業，甚至成了新行業萌芽的阻力。

解放後，政府規定文物要「專營」，開設文物商店，由國家直接管理，不許民間涉足經營。改革開放後，各行各業的變革漸次展開，惟文物行業反倒兩眼迷茫、前途不明，仍舊一片衰敗凋敝。

馬未都曾向《中國慈善家》描述當時的文物市場。因受文革影響，在80年代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黑市販賣和民間私下交易很多，但文物價值一度沉在谷底，即便是國營店面也並不景氣。少有人能想像文物市場會在90年代火熱起來。

陳東升認定拍賣要走市場化和專業化之路，身處改革前端，參與締造和完善中國現代企業制度，成了他不可迴避的責任。他不可能只期待政府各層領導的智慧，而必須站立於合法和無法可依之間，與政府部門展開交流合作，謀求對舊體制的突破，建立可行的經營模式，並樹立行業標準和樣板。

變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要做推動，絕非易事。嘉德所代表的拍賣行業的出現，對落後的國營文物商店模式是種顛覆。申請執照便是嘉德的第一大難關，毫無意外地，遭到體制內鐵飯碗們的強烈反對，阻力重重。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是開明派，為支持文物行業變革，也冒風險押上了自己的政治資本。陳東升說，當年鬥爭之激烈，是今天無法想像的。

陳東升必須繞開當時《文物法》的限制，為此不得不將拍品範圍定義為工藝品。跟文化部門申請辦公司，還需找到文化藝術品行業相關的單位做股東。在當時文化部文化市場司處長陳興寶的幫助下，陳東升找到中國畫研究院，名義上由該院牽頭辦公司做拍賣行。後多歷波折，嘉德終於在1993年2月獲文化部批准。之後陳東升又去跑工商口，申請「中國」字頭，同樣歷盡艱辛。

1993年5月18日，嘉德在長城飯店舉辦開業慶典，國務院分管文化的領導及有關官員前往道賀。張德勤參加完慶典後在日記本上寫了這樣一句話，「……徐志堅（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同志對我說，文物拍賣宜小步走，慢慢來……」

1994年，嘉德首場拍賣成交額1400萬元，一炮而紅，大獲成功。這是當時無人敢想像的數字。

1996年，《拍賣法》的頒布施行，徹底擊垮了此前文物部門對經營的壟斷。2002年、2007年，《文物法》兩次修訂，承認了文物拍賣在中國的合法性。之於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則的確立，嘉德像塊改革試驗田，很多條文、細則，都是當年嘉德跟文物局官員們參照國際規則商議確定的，其中不乏中國特色的創新條款。

陳東升有句名言，「創新就是率先模仿」。他所模仿的目標，是國際兩大老牌拍賣行蘇富比與佳士得。從管理架構到細節，陳東升都不肯放過。嘉德一邊向國外學習現代管理，一邊為行業引入專業化標準。陳東升要求嘉德做到「兩個負責一個堅守」，在他的標準內，拍賣行應確保獨立性，不做買家，不做賣家，堅持不買不賣只做中間人，賺取傭金。

當時嘉德的副總經理甘學軍說，嘉德甫一創立就在建立一種模式，推廣一種文化，從而形成了某種高度。他所指的便是拍賣行業的倫理和操守。陳東升說，這是嘉德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創立嘉德時，陳東升同時在籌備創立泰康，但泰康卻比嘉德遲到了3年才宣告成立，過程也更為艱難。

陳東升創立泰康人壽同樣將專業性視為信仰，先是模仿國際成功範例，此後，平均每五年左右一升級，像事先畫好了方向和落腳點，步伐相當工整。2001年，泰康進入快速發展期，在泰康大事年表中，「自主創新」取代了「模仿」二字。2006年，泰康進入超常規跨越式發展期。2009年，泰康推動壽險產業鏈升級。2014年，泰康定位為創新型保險金融服務集團。

珞珈山頂讓陳東升具備了宏觀視野，他早早看到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將出現養老問題，率泰康在醫養社區方向布局鋪墊長達10年之久，投入200多億。與嘉德的成長頗為相像，對中國來說，養老是新命題，缺少經驗積累，泰康走在前面，同樣會不可躲避地對行業產生影響。

陳東升說，在與政府打交道時，嘉德和泰康更願意做制度建設的推動者，「謀取一個特別政策、吃點小灶、搞點雕蟲小技，這不是成功。」

帶頭「武大幫」

以「始」字石為起點，至今三十四年，陳東升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獲得財富，也在過程中不斷衡量自身與社會的關係，定義著財富以外的自我價值。

2011年，陳東升再次回到武大，為慶祝2013年武大120周年校慶，他希望為武大捐贈一棟博物館。他對時任武大校長李曉紅提及當年登山刻石之舉，李曉紅當即拉他上山。6月初，武漢酷熱，二人汗流浹背，憑藉記憶沿路攀登。終於，在山頂樹叢中找到那塊石頭，李曉紅驚喜激動到當場引吭高歌。陳東升也很激動，捐贈博物館的事便定了下來。

陳東升受益於武大多學科綜合性大學所凝結積澱的人文環境和氛圍，希望萬林藝術博物館成為武大年輕學子們的文化活動中心之一。

2015年，武漢大學萬林藝術博物館落成開館，建築面積11000平方米，使用面積8000平方米，外觀如一塊天外來石，與陳東升32年前的「始」字石相呼應。博物館以陳東升的父親陳萬林的名字命名。陳東升說，這1.27億元是他多年來的薪水、獎金和分紅。2016年底，陳東升又向博物館捐贈了價值2000多萬元的藝術品。

萬林藝術博物館開館展展覽現場

每到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陳東升總會格外注意當地的博物館和大學，這已成為習慣。哈佛、哥大、賓大、斯坦福等世界名校均有博物館，很多是校友捐贈。陳東升尤其看重大學對學生的人文精神養成，上世紀九十年代泰康剛起步時，他便想到未來捐給母校一座博物館。「那時嘉德已經很成功了，但談不上擁有財富，可我心裡知道未來會有機會，就等時機成熟。」

「大概四五十個人，錢數不等，約有15個億，現金到賬的，國家再配套15個億，所以實際上同學們籌措了30個億的基金，支持學校發展。現在再捐樓武大已經沒地方了。我一個樓，毛振華一個樓，艾路明一個樓，閻志一個樓，雷軍一個樓，五個樓。現在從捐樓開始變為捐基金，引進人才，比方講座教授。」

校友們的同力協契讓陳東升感慨，「武漢大學了不起，我覺得有這些好師兄、師弟，我很驕傲的，很自豪。」

武大校友企業家聯誼會成立

武大120周年校慶時，武大校友企業家聯誼會在陳東升的提議下也宣告成立，由陳東升等24位武大校友發起，是繼北京大學後，全國高校第二家「校友企業家聯誼會」，陳東升任第一屆理事長，雷軍為常務副理事長。

陳東升曾說過，未來武大在社會上的地位將是和學校基金會擁有的億萬富翁成正比的，聯誼會除扶持校友、支持學校科研教學外，還要建起一個「武大幫」。

「武大幫」的說法在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早有流傳，但這一群體概念一直被當做簡單標籤，意涵未能得到深入闡述。陳東升覺得，中國企業家的群體意識正在進化，未來將不再簡單地以地域歸屬為聯結，而是代之以相近的價值追求和人文傳承為紐帶，形成類似於歐美髮達國家名校的大學商幫是必然。

2001年，田源與陳東升等人創立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後論壇遇到發展、管理難題，陳東升被推舉為理事長。他將三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了亞布力論壇，在凝聚企業家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對他來說，武大校友企業家聯誼會規模不算大，治理起來更得心應手，戰略上，他也有明確的方向和規劃。

在武漢大學，陳東升為「武大幫」設計了「一虛一實」的戰略。所謂「一實」，即2015年創立的珞珈創新天使基金，該基金由武漢大學、武漢市武昌區政府、武漢珞珈校友企業聯盟有限公司共同發起成立，旨在支持武大師生及校友創業、創新，目前已投資了11個項目。

所謂「一虛」，即「珞珈論壇」。陳東升希望能在武大將「珞珈論壇」辦得紅火，讓武大學子多一些思想上的收穫。

「剛開始（武大校友企業家聯誼會）秘書長蹇宏問我，論壇一般都會在不同城市召開峰會，我們是不是也參照這種模式，比如去廣州、去深圳辦？我說，錯了，珞珈論壇永遠在武漢大學。」

陳東升視哈佛中國論壇為珞珈論壇的標杆。哈佛中國論壇創立於1997年，是北美最大的由學生組織的中國峰會。陳東升的兒子陳奕倫2008年到哈佛大學讀本科，參與了哈佛中國論壇，後來又做過兩年論壇主席，推動了哈佛中國論壇與亞布力論壇對接。

「今年哈佛中國論壇20周年，我去演講，把我們秘書長也帶去跟哈佛中國論壇簽了戰略合作協議。以後珞珈論壇跟武漢市政府合作，要變成整個華中地區大學生的一個論壇，像哈佛中國論壇一樣。」

武漢大學一直被陳東升視為精神依歸，武大建校110周年時，他受邀代表校友講話。在講話中，他將武大與祖國和母親相提並論。

「自己的母親、祖國母親、母校，這三個詞以外，很少用到這個『母』字。這是我對自己的學校深深的愛，這個是在骨子裡的，太深了。」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誌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周刊立場

值班編輯：安蘭德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