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曾國藩學創業，從團練到湘軍

咸豐二年，太平軍圍攻長沙，在籍丁憂的曾國藩接到聖旨在鄉辦理團練。但是，曾國藩最終組建的卻並非團練，而是一支真正的軍隊——湘軍。在滿人統治下的晚清，曾國藩一個漢人文官，組建一支軍隊，其困難之多可想而知。但曾國藩最終一一化解，以「團練」之名，行建軍之實，他所創立的湘軍成為晚清軍事的主力。

1

以全局戰略性思考為起點

談到曾國藩，俗口流傳，總說他起家團練，後來擴展為湘軍，完成了平亂大業。其實，曾國藩壓根兒就沒辦過一天團練。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軍這個新布局。

早在道光末咸豐初，曾國藩已經開始了關於全局的戰略性思考。咸豐元年三月九日，他遞上《議汰兵疏》，對當時軍隊的冗員耗餉進行猛烈的抨擊。他說：「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所以，曾國藩建議「汰兵五萬，仍變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

可是作為京官的曾國藩並沒有辦法提出更有建設性的意見，例如日後他所倡導並一手做成的練鄉勇為勁旅，並以此代替綠營。剛上台的咸豐皇帝是不敢貿然裁兵的。因此，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咸豐二年，曾國藩接到幫辦團練的諭旨。終於，他有了一個機會來實現他在北京時未能實現的理想。但是，用團練對付太平軍，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舊軍隊和團練都不奏效的情況下，就只剩下創立新軍這一條道路了。所以，在接奉聖旨後的第十天，他就復奏，提出了建立一支新軍隊的思路。

2

玩文字遊戲，獲建軍資格

由於聖旨明確規定他的責任在於幫辦團練，那麼即使明知團練無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絕。因此，他就給皇帝打馬虎眼兒，明辦團練，暗練新軍。明裡，他這麼說：

聖諭團練鄉民一節，誠為此時急務。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資。

財政困絀，不像嘉慶年間可以「官給練費」，而民間捐款暫時還是畫餅望梅，做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幫辦團練的拖沓，可以獲得諒解。暗裡，他就不求其名，但擇其實，闡述了練新軍的辦法：

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貴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

一般來說，團練都在州縣就地辦理，省城、重鎮的防務還是依靠綠營，曾國藩提出在省會長沙辦團，與辦團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戚繼光練的是新軍，傅鼐辦的是民團，根本是兩碼事，他卻把二者混在一起，揣著明白裝糊塗。日後，湘軍的制度幾乎照搬戚繼光的理論，而再沒有提過傅鼐一個字。皇帝或者不夠精明，發現不了他的小把戲，或者把這份奏摺當作跟其他辦團大臣照例回復的官樣文書一樣，沒有細看，於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

就這麼瞞天過海地玩了一次文字遊戲，「湘軍」的創意得到了聖諭批准，曾國藩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番了。

3

籌餉難題：抓住時機，反客為主

長沙之變後，省城官吏都成了曾國藩的私敵，誰都想看他的笑話。王錱到省城，向行政長官們披露了擴軍計劃，對於曾國藩的私敵們來說，不啻是一個驚喜。王錱善戰，而出身低下，倘若在軍餉、軍備上予以支持，幫助他辦成此軍，必然不像曾國藩那麼難以控制。同樣是公費，給曾、給王沒有區別，那麼有此機緣，當然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國藩晾在一邊了。

資源有限，全力支持了王錱，曾國藩所得必然減少，軍餉不再按時發給，領取武器彈藥也備受刁難，曾國藩及其所部漸漸被邊緣化，眼看就要處於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復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軍在全省防務上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額外的軍餉沒有來源，則擴軍之說等於空談。

這年九月，太平軍水陸並進，第二次進攻武漢，靠著水師的威力，數日之間就到達武昌城下，湖北形勢岌岌可危。朝廷急令湖南派兵援助。其時，湖南只有駐紮長沙的王錱新募三千多人和駐紮衡陽的曾國藩所帶兩千餘人可以一戰，駱秉章接令，即調王軍。但是北援湖北，光有陸軍不行，過了岳陽，就是洞庭、長江，水陸不能並舉，別說剿匪，就是太平軍的毛都摸不著。操辦水師，成了當務之急。

目光如電的曾國藩在鬱郁不得志中消磨了兩個月的光陰，當此良機，哪能放過，於是，十月二十四日上奏，請練水師。咸豐皇帝早以長江之上沒有水師抗扼太平軍為憂，見奏大喜，立即表揚：「所慮俱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靠著這份敏銳，曾國藩發掘了自身存在的價值，開始在衡陽、湘潭兩處造船募勇，規劃未來。

請旨成功、督辦水師的曾國藩，一夜之間反客為主，將資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權力握於一手。尤為關鍵的是獲得了絕對優先的經濟支持，不但省庫有義務供應造船募勇（水師勇丁）的軍費；廣東解往江南大營、湖北防軍的經費也可以截留提取；軍隊的糧食供應則直接提用漕米 ；辦起民間捐輸來，也更加振振有詞。

4

應對最高領導：一字曰「挺」

三年十月，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性急的皇帝就催促他「著即趕辦船隻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目前下游向榮、琦善兩大營成效一般，只有靠上游這一支奇兵出江東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勢，遏制太平天國的擴張。那麼實際情況呢？「實有不宜草率從事者」，這是曾國藩的回答。

湖南辦水師，最大的困難在於辦水師的一切條件暫時都不具備。水師三大件：船、炮、勇。三件事情都需要找人找錢才能辦妥，最需要的卻是時間。綜合各項日程，率師出征的日期最快也在明年一月底。所以，對十一月十二日催命符式的上諭，曾國藩只能答以「明春乃可成行」。

曾國藩在復奏中不但說明了辦水師的客觀困難，也解釋了他與駱秉章（湖南巡撫）、吳文鎔（湖廣總督）、張芾（江西巡撫）和江忠源（安徽巡撫）四位大吏商定的「四省合防之道」，「以剿為堵之策」。總之就是說，這事不能一味趕時間，「不能草草一出」，否則就是中央政策自相矛盾，「殊失皇上命臣統籌全局之意」。

曾國藩摳字眼兒，咸豐不幹了。咸豐的本意，只是各地團練大臣多快好省，有一份心出一份力，全盤大局自當由中央政府及欽派剿匪大臣向榮等人協商制定，根本沒料到一個地方團練大臣會給他整出這麼個「四省合防」的大戰略，還一口一個「統籌全局」，不能「草草一出」，公然拒絕了他的調派命令。於是，戰略歧異與個人意氣合力，造成了咸豐帝的惱羞成怒，他紅筆一揮，寫了一個極富攻擊性與調侃性的批答：

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年長咸豐二十歲的曾國藩自然不能和他一般見識，所以再次復陳，無非把各種困難描繪得更細緻而已，對出征日期不能提前這個原則性問題則毫不鬆口。你說氣話，問我「能乎？否乎？」，我則回答「自度才力，實屬不能」。你要我「辦與朕看」，我只說「惟有愚誠，不敢避死」，但是「成敗利鈍，一無可恃」。實在逼急了，非要攤派不切實際的指標，那麼「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曾國藩《挺經》一書不見諸《全集》，是否成書不可考。 但這次頂住來自最高當局的冷嘲熱諷甚至是威脅恐嚇，無疑可算作挺經致用的絕佳案例。「挺」之一字，不僅意味著實事求是，駁回不切實際的命令，更重要的是堅持己見，謀定後戰，不致因為壓力太重、人言可畏而草草出兵，身死軍覆，敗壞全局。

再次復奏後，咸豐心平氣和之下的批答倒有了些悔意：

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

繼指責咸豐三大「流弊」之後，曾國藩在和咸豐的「互動」中，又領先了一個回合。

5

在失敗中成長

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領湘軍水陸兵勇及長夫等共計一萬七千人北上，這次的路線是渡過洞庭湖，進入長江，直奔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

起兵前夜，曾國藩寫了一篇《討粵匪檄》，沿路貼發，大造聲勢。檄文墨跡未乾，「粵匪」的西征軍已於正月間攻克漢口、漢陽，分兵南下，破岳陽，掃蕩湘陰、寧鄉，奪據喬口、靖港，擋住了曾國藩出湖的必經之路。三月二十六日，湘軍水師駛赴靖港，「上下往複，周而復始」，打了第一個小勝仗。

太平軍敗退，隨即分兵從陸路繞道寧鄉，轉攻湘潭，為上下夾攻長沙之計。曾國藩召集諸人定計：塔齊布率陸軍八營，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師五營，南下追剿。曾國藩親統剩餘水師五營及親兵二營，第二日跟進。

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國藩建議：靖港太平軍人數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們趕走，再去湘潭，並承諾派遣長沙團練隨軍助剿。曾國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敵危及省城，所以臨時變計，明日改攻靖港。當時靖港太平軍只有幾百人，曾國藩手下水陸兵勇合計有三千多人，實力對比明顯佔優。唯一的不足，就是沒有人臨陣指揮。曾國藩仗著船堅兵眾，認為幾百匪類不值一剿，師船一至，必定望風而潰。所以，他決定實戰指揮，享受一次書生殺敵的快感。很不幸，他的處女作以完敗收場，以少勝多的快感奉獻給了太平軍。

七月在岳陽城陵磯，湘軍水師又犯了和靖港之役相同的錯誤——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貿然進攻。於是，同樣一陣南風，斷送了水師中排名頭甲的三位大將和幾十艘征痕初染的戰船。

值得欣慰的是，兩次失敗終於換來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發現了水師行軍必須遵守的規律：逆風逆流，最利水師攻戰；其次則順流逆風；最忌順風順水。道理一經點透，十分簡單：順風順水，戰船前進固然疾馳如飛，但是有進無退，路線單一，稍有挫失，就陷入敵軍重圍，船炮發揮不出威力，兵力更形單弱，必致潰敗。逆流逆風，則前進稍慢，但是方向、節奏、陣形的主動權都操之在我，船炮的威力也可以充分發揮。要退軍的話，則變為順風順水，以專業戰船的素質，肯定能跑過太平軍的改裝商船。如此，則勝算大增，風險大減。

掌握了這條規則，隨之應用於岳陽、武昌、長江的幾個戰役，就都獲得大勝。投入產出相較，成本控制還算合理。

岳陽失利兩個月後，收復武昌、漢陽，擊斃太平軍驍將曾天養。十月，大捷于田家鎮，殺敵萬人，破壞、繳獲船隻四千多艘。 十一月，一直殺到九江城下。曾國藩在失敗中鍛煉精神，增長閱歷，出洞庭，下長江，向「粵匪」考官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本文節選自譚伯牛《戰天京》（修訂增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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