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如何得罪了長沙滿城文武？

文/譚伯牛

摘編自《戰天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

曾國藩

自從咸豐三年元月曾國藩到長沙，短短半年間，就把滿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為他在行轅內設置「審案局」。凡有被舉報從匪、搶劫及其他嚴重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犯罪嫌疑人，統統屬於「審案局」的承辦範圍。

解到之後，只有三種處理辦法：「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審案局並不尊重正常辦案程序，即使已被州縣立案、尚未就審的嫌疑人，也是「聞信即提來」，「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

不但一般「惡民」他要殺，官吏也不放過，「有上言胥吏貪恣，輒捕治斬之」。他自覺為民除害，問心無愧，即使「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而且「三月以來僅戮五十人，於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數」。

這是一到四月的數據，而到七月底再統計，審案局共殺掉二百多人，勢頭越來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

但是，案子就是錢，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縣的人情、案費就都不見了，人家能沒意見嗎？

所以，長沙城中「文法吏大嘩」，都看不慣他（當時官紳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議）。巡撫駱秉章也不以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還鼓勵他「務期根株凈盡」，所以「未有以難也」。

越俎代庖的治安嚴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職守的練勇治軍則得罪了武將。

曾國藩剛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他就召集鄉勇和標兵（巡撫、提督的親兵）「會操」，親自校閱。但只練了幾次，對於藉此提高標兵技戰術水平的可能性，曾國藩就感覺希望渺茫，「恐岳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但他還是不想放棄，希望通過彈劾和保舉這兩種非常手段，以示獎罰嚴明，提升士氣。

去年太平軍攻城，挖通地道，炸坍南城，協副將清德嚇得摘掉頂戴，跑到市民家躲藏，部下兵丁則四處逃竄，脫掉的號衣堆滿街道。直到今年，這還是長沙市民茶餘飯後的笑料。他和巡撫、提督關係好，所以未被奏革，繼續在軍營里混日子。

清德有養花的雅好，平日下鄉剿匪也不忘尋訪奇花異草，每次都要帶回滿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會操，他從未參加，天天在家裡伺候花草。曾國藩要拿來祭刀的，此君自然是當仁不讓。

塔齊布剛因去年守城有功被提拔為參將，今年則不僅會操一次不落，還遵命密捕了幾個巨盜，和曾國藩甚為相得，早已是身在綠營心在湘軍。他還帶同部下諸殿元按照湘軍的制度訓練手下辰勇（當時勇源不止湘鄉一處，湘鄉以外勇丁，有少部分託管給提標軍官管帶），也頗有成效。曾國藩用來樹榜樣立模範的，自然是這兩位。

於是，六月十二日，他連上兩折，分別參劾清德和保舉塔齊布、諸殿元。摺子里不管說好說歹，都是斬釘截鐵的狠話：參折不但要求革職，還請求將其解交刑部，從重治罪；保折則請求破格超擢，並將塔、諸二人的未來表現一併擔保——「如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併治罪」。

為了不讓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撫駱秉章從中阻撓，參折和湖廣總督張亮基會銜上奏，保折則秘密上奏。折上，俱蒙批准：塔、諸分別賞給副將、守備銜；清德革職拿問，交督、撫訊明定擬。

駱秉基和清德料不到曾國藩下手如此狠辣，不聲不響就告了黑狀，但是天命難違，只好吃了這個啞巴虧。提督鮑起豹是清德的鐵哥們兒，卻怎麼也咽不下這口氣，於是，「驅曾運動」開始了。

首先，泄憤於塔齊布。以炎夏操練、虐待兵丁為借口，禁止塔齊布參與會操，並停止日常訓練。鮑起豹揚言，沒有提督的命令，「敢再妄為者，軍棍從事」。

其次，內部傳達密令，慫恿輕侮湘勇。本來，七月以前，綠營兵和湘勇就有摩擦，甚至對曾國藩也大為不敬。二月在桂東，六月在三江口，都發生了綠營兵毆鬥、殺傷湘勇的事件。曾國藩的親兵僕人「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

三月，標兵與曾國藩親兵發生衝突，甚至打爛了他的轎子。現經提督倡揚，駐城標兵欺負起湘勇來，就更加無所顧忌了。

七月十三日，湘勇試槍，誤傷提標長夫（類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務兵），標兵立即執旗吹號，持械列隊，找湘勇開戰。曾國藩自覺理虧，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標營內打了三百軍棍。

八月四日，塔齊布管帶的辰勇和標兵賭錢，因小事造釁，標兵再次糾集起來，要和湘勇開戰。這次曾國藩不服氣，給鮑起豹發公文，要求嚴懲帶頭鬧事的標兵。鮑起豹二話不說，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館送。然後鼓動標兵在公館前示威抗議，把皮球原封不動地踢還給曾國藩。

怕引起兵變，曾國藩不敢殺；怕屬下恥笑，曾國藩不敢放。就這麼猶豫不決，過了兩天。標兵日夜喧鬧，要求放人，最後把公館團團圍住，聲言再不放人，就要闖進公館強行搶人。公館就在巡撫辦公室隔壁，曾國藩硬著頭皮請駱秉章調解，駱以此事不屬巡撫管轄範圍為由謝絕。

沒辦法，曾國藩扛著欽差牌子在公館內挺著，希望拖幾天再作打算。哪料到六日晚上，標兵悍然沖入公館，刺傷門丁、衛兵，嚇得曾國藩跑到駱秉章家裡求救。駱秉章故作驚訝，然後建議放人，平息事態。

萬分無奈，十分沒臉，曾國藩同意放人。第二天，滿城傳言：曾欽差這事純屬人格障礙，心裡陰暗，自作自受，活該。

按道理，這種事情完全應該告御狀，到天子那裡討說法。可是，曾國藩沒有這麼干。冠冕的理由，他是這麼說的：「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之聽，方寸竊所不安。」

誅心而論，他首先是擔心沒有勝訴的把握，更擔心僥倖勝訴，還得提防日後的報復。因為，上告的話，被告只能是鬧事的標兵，而調查取證卻得由巡撫、提督來做，不利於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萬歲聖明，明斷萬里之外，判原告勝訴，也不過殺幾個標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鬧，保不準就真得搭進去自己這條命。

左右權衡，於公於私，告狀都是下策。那麼，不能靠告狀出這口惡氣，還能忍辱包羞在長沙混下去嗎？斯文掃地，將來還怎麼和這一城的文武談公事、修私誼？尊嚴盡喪，將來還怎麼對下屬發號令、施獎懲？輾轉反側，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鬱悶的欽差選擇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國藩以就近剿匪為由，奏稟移駐衡陽，於省城發生的變亂隻字不提。第二天，帶領屬下（包括患難之交塔齊布）啟程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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