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 品讀歷史真實的文字-讀曹聚仁的《採訪三記採訪新記》札記

《採訪三記採訪新記》以為也是《北行小語》那樣的文字，結果不是。曹聚仁先生的文字，絕大多數是可以讀的。當然，包括這本《採訪三記採訪新記》。《北行小語》被激情包圍了的文字，不能說當時他寫得不真，但這書真可以不去讀，這在我所讀的所有曹先生的書中，是極少極少的。

所讀的《採訪三記採訪新記》，是三聯２００７年４月一版。這書的好的關鍵，對於後來人，是以客觀的第三者身份觀察當時的人與事件。特別是採訪三記里的文字，讓人了解了許多不曾知道的相關人與事。因此，我說讀了這本書，是在品讀歷史中真實的文字。這曹老的文字，有個特點，敢說。

說說土改。最近聽說湖北作家協會主席方方的小說《軟埋》獲得路遙長篇小說文學獎。《軟埋》紛爭便起，都是圍繞關於土改如何看如何評價的話題。有朋友在微信圈發了《軟埋》的電子版小說，並不想急於的讀，想當然的覺得不會是我所喜歡的小說。說句不太中聽的話，中國好些的小說家，思想水平與哲學思想帶有引領性這樣高度的實在不多。小說家們可能覺得小說是文字藝術本身的學問技巧，不需要那麼多的思想與哲學。錯了，小說的最終根底之核，是思想與哲學水平的比拼。就這點說，張愛玲的文字算是極好的了。可她的好多小說，文字技巧也是極好的，可通篇的讀起來，卻讓人讀不上心，至少像我這樣的人，對她的小說是熱愛不起來的。就拿她的關於土改方面的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是從階級利益的狹隘視角出發，人物中夾雜著明顯的階級烙印。

小說家們，往往從個有的自視點自思點自為點，也就是個人痛癢點看問題多。這可能與先天的立場有關。土改，到底是一場「不太講道理」的革命，會衝擊很多的土地佔有者，會衝擊動搖舊的道德與秩序的根本。現存，很多過去不會說，更不敢說的話題，在「階級回潮」（事實上給地主階級平反）後，那些的小觀念小思潮，甚囂塵上的浮上了水面。從話語言論自由而論，這是天大的好事。從對歷史的反思與評判上看，值得斟酌，得有大歷史觀。

話說遠了，回到土改的經歷中來。土改，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對參與的全部人來說，無不是新的洗禮。曹先生在書中的《所聞》篇有介紹馮友蘭先生一篇報告他自己參加土改的經過：參加土改的經過，使他覺得參加了革命。（參加土改，在客觀方面，與地主鬥爭，在主觀方面，也就是與他自己的潛伏的情感鬥爭。）他們土改工作組有三枝大槍。開會時，若需要地主出席，就派農民帶著大槍去傳。對土改，馮先生說：「我們於此可以看見他所象徵的事實。這事實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武裝了農民，打倒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Ｐ３７）歷史的大潮，新舊更替，摧枯拉朽的力量之下，於是許許多多的小情感與小道理，甚至是與人心過不去的那些舊的秩序，在大情感與大道理，新的滾滾革命洪流與勢不可擋嶄新秩序面前，已經失去捍衛的話語與堅守的籬笆，而充當起歷史承擔的犧牲者。當一個國家，從舊的沉睡中醒來，抬頭挺胸時，身上的那些舊的東西，一定會隨著猛然的轉身而失去很多。這些東西，在平常人的眼界里，曾是那樣的神聖與不可侵犯。哲學家馮友蘭先生，退步觀察，他用哲學家的話記錄下來的。可是，我們的那些小說家們，依然的抱著先前的舊情懷，書寫著張愛玲式的政治憤懣。在這場深刻的革命面前，一切的社會關係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曹老在《「人民」之頁》中有這麼一段話，令人回味：「『中共』人士，他們心裡明白，他們是一架現代化的超級坦克，巨無霸似的，向中國舊社會衝過來，所以舊式籬笆、堡壘、壕塹，都在它的巨輪下碾碎了。」（Ｐ６９）

在說到毛澤東思想，曹老說：「至於毛澤東思想，也還有王船山學說的成分，並非純粹是西方的，更不是純粹的馬克思的。」（Ｐ４４）從這點上看，我們的革命前輩，特別是革命初期的那些元老們，除了個別的知識分子外，其他的多數在馬克思主義方面的理解，只怕多限於《共產黨宣言》幾本小冊子，甚至是從這幾本的小冊子中轉化出來的常識性的宣講。因此說，革命的初期，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解，想畢也是五花八門。好比在農民運動興起的時候，革命的陣營中，好的很與糟得很，爭論得相持不下。毛澤東同志從大歷史的宏觀洞察上，認為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這個小小的鋪墊，為今後的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起到了站位性質的作用。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問題，是土地問題。這個思想的形成，曹老說與王船山的思想有關，我以為是說得有道理的。

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有兩樣。一樣是國民黨領導的，將老百姓稱之為國民的革命。這個革命，組建了一個國民政府。另一個是共產黨領導的，將老百姓稱之為人民的革命。這個革命，組建了一個人民政府。兩個革命最終成敗，都與他們的革命領袖的思想相關。蔣介石與毛澤東相同的是都對理學與曾國藩興趣濃厚，不同的是所持的主義不一樣，一個是三民主義，一個是馬列主義。另外，在理學與各持的主義上，蔣介石跳不出來，而毛澤東跳出了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條條框框，找到了一條實事求是適合中國革命成功的道路。從堅持真理和知識分子的品質上看，曹先生認為：毛澤東更多一點書生的氣味，蔣介石更多一點商賈的成分。歸宗的說法，從曹老先生的觀點看：毛澤東的馬克思的道統，蔣介石的孫中山信徒，這都是政治圈子中有趣的鬧劇。「毛澤東是現代化的曾國藩，比曾國藩更多一點農民氣息，解放軍也可以說是放大了的湘軍呢！」（Ｐ７６）

在曹老的書中還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共』一開頭便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他們的赤都，後來又把赤都移到陝北的延安，他們在各地建立了他們的人民政府;這些，都是幾乎和國民政府同樣悠久的政府組織。但，他們並不對於建立國號、國歌、國旗一類東西發生興趣;因此，解放軍到了上海，大家不知道掛什麼旗子才好，有的掛了一塊紅布，有的畫了鐮刀和鋤頭，開會時唱的都是《東方紅》的多，只有扭秧歌是特徵，男女老少都會扭幾下的。」曹老的話很風趣。抗戰勝利後，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特別是解放戰爭的幾年，發展得如此迅猛，只怕是很多人不曾想到的。所以，國號國歌國旗之類的，在更尖銳時不我待的解放戰爭中，根本無暇顧及。

《採訪三記採訪新記》是採訪三記與採訪新記的合集本，說的多是比較客觀的第三方的話，可讀性比較強。相比起來，採訪三記比採訪新記好，最不好的是剛不久的《北行小語》。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６日懷化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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