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偉大的人，逝世時，幾乎所有17號戰俘營的倖存者都前往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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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合著者：史雪蓮）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這裡節選的這一篇作者回憶了在奧唐奈戰俘營遭受酷刑後向休利特醫生尋求幫助，並憶及醫生為戰俘挺身而出，感嘆他偉大的人格。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合著者：史雪蓮），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在回到奧唐奈的第三天，我開始感覺好點兒了，但我明白，要想活下來，就一定還要離開這兒。在這個戰俘營里，我每時每刻都能聞到死亡的氣息。戰俘營仍然缺糧缺水，我每天排幾小時的隊，才能在營區角落的水龍頭裡一滴一滴地接到少量的水。排隊接水的隊伍長得令人窒息。有人在等待的時候轟然倒下，死亡有時候來得比水滴下落的速度要快得多。

這個時候，軍醫手裡本就少得可憐的藥品已經用光了。日本人根本不管戰俘生了什麼病，他們也不提供任何藥品，更別提外科手術的醫療器械了。我們的醫生們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診斷、護理工作，這種工作更多的作用是心理安慰。隨著戰俘們變得越來越虛弱，日本看守卻變本加厲，越來越專橫跋扈，越來越兇殘，因為越來越多的「獵物」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看守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獵殺他們。

美軍戰俘

我去找了托馬斯·休利特醫生，想弄些葯醫治我的兩個拇指，它們是「伸展架」的主要受害者，傷得不輕。另外，我還想找些葯來緩解睾丸的疼痛，但休利特醫生告訴我，他提供不了任何幫助，他對我的傷無能為力，因為沒有藥品。休利特醫生說：「你這些傷會好的，不用擔心。你要盡量到一些通風的地方去，避免被痢疾、瘧疾和肺炎患者傳染。現在兄弟們的情況很糟糕，如果日本人再不提供治療這三種疾病的藥品，我估計絕大多數兄弟活不到今年復活節。再往後拖，情況只會更糟。」

休利特醫生是個大好人，是很多戰俘的大恩人，包括我在內。他大約5英尺7英寸高，135磅重。他從小在肯塔基、伊利諾伊兩州的交界地區生活，可能在肯塔基的時間更長一些，因為他說話時，肯塔基腔調很明顯，慢吞吞的，一字一頓，顯示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是一個傳統的南方紳士，髮型很精神，裝扮總是很整潔。我很幸運，自此之後，一直與他朝夕相處，無論是在菲律賓、日本的戰俘營里，還是在去往日本的地獄航船上。他一直是我們的軍醫，拯救了無數戰俘的生命。在日本大牟田17號戰俘營的三年多時間裡，他是所有兄弟的生命守護者，為此，回國後他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嘉獎。我們戰俘營的所有活著回國的兄弟，對他都很尊重。單單在17號戰俘營，就有數百號兄弟，也包括我，因為他神奇的心理治療能力而得救。他在逆境當中，堅持救死扶傷，有些時候甚至不顧自己的生命。他對我們這些戰俘的關懷，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關懷。他的所作所為集中體現了一個醫療工作者的崇高精神。他不僅醫術高超，而且膽識過人，他多次和戰俘營的日本指揮官和普通看守展開談判，為戰俘爭取醫藥和休息時間。這個偉大的人，在1991年逝世，幾乎所有的17號戰俘營中還活著的戰俘都前往悼念。

感謝上帝，回到奧唐奈戰俘營的第三天，我感覺好點了。但是我明白，要活著回家見到親愛的勞拉，必須離開這兒。儘管手指和腿上的傷還沒完全好，但是只要能離開這個病菌肆虐的死亡之地，我願意做任何事情，去任何地方。我非常走運，兩天後機會就來了。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勞動隊回巴丹回收廢舊金屬，他們要三種人：卡車司機，焊接工和搬運工。儘管我的傷還沒有好，但我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我告訴他們，這三種活我都能幹。我下定決心，只要能離開這個魔窟，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會幹沒什麼，學著干就是了。

大約有90個兄弟報名，日本人把我們成群地趕進3輛卡車，不告訴我們去哪，也沒有給我們一點兒水或食品。我們早已衣衫襤褸，坐在車廂里，像一群叫花子。我們什麼都沒有，沒毯子，沒換洗的襯衫和鞋襪，沒有水壺，更沒有雨衣。在炎熱多雨的菲律賓，從事野外工作時若缺了這兩樣東西，是要中暑休克的。我倒是相當滿意，因為我又能呼吸新鮮的空氣了，不必待在污穢不堪、疫病橫行的奧唐奈戰俘營里等著向死神報到了。

卡車開了一陣子，我發現我們要去的地方應該是巴丹半島，那裡聚集著大量被我們破壞的武器裝備，而製造這些武器裝備的鋼鐵正是資源匱乏的日本所亟需的。我們走的是與巴丹死亡行軍相反的路線。路過聖費爾南多的時候，當地的菲律賓人站在道路的兩旁，他們揮舞著手中的食物，瞅准機會，把食物扔進我們的車廂。聖費爾南多是菲律賓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是馬尼拉通往巴丹的必經之地，離克拉克機場、斯道特森堡要塞不是很遠，由此向北可以直達菲律賓著名旅遊聖地碧瑤。

菲律賓碧瑤

經過聖費爾南多的時候，我在道路兩旁的密集人群當中發現了幾個打扮成菲律賓人的美國人，他們的體貌特徵很像菲律賓當地人，或許他們是美國人與菲律賓人的混血兒。我有把握這麼說，因為這些「當地人」一邊揮手，一邊扔食物給我們的時候，還在豎起大拇指向我們打手勢。一般的菲律賓人是不會打出這種美國式的手勢的，他們只會打出「V」的手勢。這兩種手勢都是勝利的意思。我想他們肯定是游擊隊員，一個星期之前，我還是他們當中的一員。那時我在想：「你們是多麼幸運啊！希望你們不要落到日本人手裡。」

顛簸了四個小時後，我們到達了目的地。日本人徵用了利邁的一棟老校舍作為營地。死亡行軍途中，我曾經路過這個學校，它離我被俘的地方只有20英里。開卡車只要4個小時，可我和兄弟們卻沿著相同的路線走了整整12天，日本人幾乎不給我們提供水和食物，成千上萬的兄弟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我會永遠記住這個黑暗之旅開始的日子，1942年4月10日。

途中很多地方讓我觸景生情。當卡車經過巴朗牙附近的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時，我想確定一些特徵明顯的、比較容易辨認的標誌物。就在這個地方，曾經發生了整個死亡行軍過程中駭人聽聞的屠殺——有兄弟因為喝了水塘里的水被日本人殺害。我希望以後有一天，我能領著一些當事人找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水塘，緬懷那些慘遭殺害的袍澤。

為了生存，作者離開了奧唐奈，作為勞工來到了巴丹半島。然而前途依然未卜，誰能料想作者在巴丹又會經歷怎樣的遭遇呢？

編輯：張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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