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吳汝綸的眼裡，「北京大學」還不如家鄉的一所中學？

桐城中學吳汝綸先生像

「高峰入雲，清流見底；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石刻柱上的這十六個字，寓意深遠，筆力遒勁，是桐城中學創辦人之一方守敦先生所書的六朝佳句。

桐城中學方守敦先生書石刻柱

桐城中學原為桐城學堂，1902年為晚清文學家、教育家吳汝綸先生創辦。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桐城人。吳汝綸同治二年（1863年）縣試第一名考取秀才，同治三年中江南鄉試第九名舉人，同治四年舉第八名進士，授內閣中書。曾國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學問，為「曾門四大弟子」之一。吳汝綸與李鴻章關係亦密切，先後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議，多出自吳氏手筆。

吳汝綸晚清文著名的家、教育家，也是桐城派後期重要作家。「天下高文歸一縣，先生晚出自千秋」——《馬通伯出示所藏姚惜抱手跡屬題》，吳汝綸對「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十分景仰。

北京大學

吳汝綸曾先後出任深州、冀州知州。因遭人忌妒，吳汝綸決定棄官從教。光緒十四年（1888年），吳汝綸向直隸總督李鴻章毛遂自薦，辭去冀州知州，出任蓮池書院山長之職。成功轉身，吳汝綸欣然致函友人：「此間書院園亭之樂，全省所無，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歸康莊也。」

從光緒十五年（1889年）起，吳汝綸主講保定蓮池書院，銳意改革，聘請日本教師教授外文，與日本教育界人士來往頻繁。吳汝綸對西學了解甚深，嚴復翻譯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天演論》，即是吳汝綸作序。吳汝綸主講蓮池書院，歷史上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即為其弟子。

劉春霖手跡

「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其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國立高等教育的開端。歷經「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京師大學堂停辦。1901年，清政府重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擔當了「京師大學堂」的重建重任。

北京大學

京師大學堂能否如期辦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總教習」人選。「總教習」負責的是具體教學事務，大致相當於教務長，或分管業務的副校長。什麼樣的人可以擔當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職？張百熙畫了一張像：「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

吳汝綸手跡

學術上是「大師」，處事上是「高手」，學貫中西對古今中外要了如指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尊神，張百熙認定非吳汝綸莫屬。

這時的吳汝綸，正好離職蓮池書院，因為要編輯李鴻章遺著吳汝綸恰在北京。張百熙聞訊後欣喜萬分，立即於1902年1月14日委派汪立元（曾任中國議會幹事、後任京師大學堂雜務提調）前去拜會。但吳汝綸知悉後，於汪立元當面隨即辭謝。兩天後，張百熙親自登門拜訪，「執禮甚謙，面請余為教習，余面辭之（《桐城吳先生日記》）」，吳汝綸還是不肯答應。

又過了兩天，張百熙第二次來到吳汝綸住處。結果，張百熙「堅請」，吳汝綸「固辭」。情急之下，張百熙「竟穿著大禮服長跪不起，說『吾為全國求師，當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

張百熙手跡

朝廷大員「跪請」，吳汝綸依舊不肯出任。為勸說吳汝綸出山，張百熙委派的官員不下十人，但都被吳汝綸謝絕。吳汝綸為什麼態度堅決地不肯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呢？

北京大學

吳汝綸不是沽名釣譽之輩，而是有著自己的難言之隱。1901年，袁世凱將蓮池書院改作校士館，山長改為監督。袁世凱挽留吳汝綸留任，但吳以身體原因予以謝絕。拒絕了袁世凱，答應了張百熙，對外界難有一個合適的說法。除此之外，吳汝綸剛剛遭遇女兒與弟弟去世，家務事情實在太多。更重要的是，吳汝綸與李鴻章情感尤深，擔任了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就很難有時間整理李鴻章的遺著。

吳汝綸手跡

吳汝綸也深為理解張百熙的苦心，最終提出了一個折衷辦法：替張百熙赴日本考察學制。這樣，也是對張百熙辦好京師大學堂也是一個直接的幫助。

吳汝綸從日本回國後，沒有回到北京，而是回到了家鄉，這既是解決家事的需要，另一層也是看透了張百熙辦學的艱難。如何來辦京師大學堂，不是一個教育的問題，最終必然與朝政趨向相連，這一點也是朝廷重臣張百熙無法左右的。

啟功題桐城中學

吳汝綸決定在家鄉辦學，這樣便於實現自己的辦學思想——創辦桐城中學堂，吳汝綸就是基於諸多現實的考慮。桐城學堂是借安慶武備學堂校舍而辦的，然後才遷回桐城縣城。吳汝綸親筆為桐城中學堂撰寫了對聯：「後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於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披：「勉成國器」。

桐城中學

桐城中學堂籌辦結束，吳汝綸擬於次年春上北上。雖然不準備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但對張百熙的知遇之恩必須有個交待。可惜的是，桐城中學堂尚未正式開學，北上也還沒有成行，吳汝綸即在家鄉病逝。

桐城中學方守敦先生書石刻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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