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華語語系文學」：在被「祛中心」「反宰制」中啟動理論自新

王德威和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說，這兩派看似有種種不同，本質上都是對於漢語文學正在以語別文學的形態實現國際化傳播和國際化存在這一客觀事實的即時共感和理念反應。

兩派「華語語系文學」論說都同樣採取了以外延更廣而內涵更便於細分的「華語」來代替和涵蓋「漢語」的障眼法和變通術。這麼一來，「漢語」就不再是素麵朝天的漢語，而是頓遭附魅，立時化身為一個從文化政治的意義上可解構和待「驅邪」的語言與政治的複合體。作為一種理論策略，這確實很精巧，但它並不能真的代替事實，而且也無助於對事實本身的複雜一面——比如書面形式和口語形式的漢語國際傳播和國際存在狀態的巨大分野，做出恰切的辨析。

比排除偽問題和偽學術話語要緊得多的，是從「華語語系文學」的立論前提中，認定漢語文學國際化傳播和國際化存在的事實，並據此去為漢語文學尋求建構作為一種世界性和國際化的語別文學形態的知識和理念系統。

透視「華語語系文學」

在被「祛中心」「反宰制」中啟動理論自新

李林榮 | 文

「華語語系文學」從何而來

「華語語系文學」和它的英語形式「Sinophone Literature」，今天談起來，無論在漢語還是英語當中，都已不能算是新詞。其中的「文學」/「literature」，當然是一望而知的老字眼。可「華語語系」/「Sinophone」，到目前為止，還沒被哪部漢語或英語的權威詞典收作詞條，其含義和用法似乎都尚待進一步明確。不過，僅從詞語最初成型、啟用的時間和含義論，「sinophone」也著實夠得上「老成持重」了。

它在英語學術文獻里的出現，能夠追溯到1988年。而英語里的「sinophone」，又是對1983年新起於法語中的一個同形同義詞的借用。二者的意思，都同樣是指講漢語的、母語為漢語的，或講漢語的人、母語為漢語的人，做形容詞或名詞。10年後，馬來西亞僑生出身的台灣師範大學外文系教授陳鵬翔，在探討世界華文文學的一篇論文里對「Sinophone」所做的漢譯「華語風」，正與其原義相合。但這個詞並未就此即刻在英、漢雙語世界的任何一邊升溫。

又過了十來年，情況才忽然改變。英語世界裡是從2004年史書美髮表的《全球文學與承認之道》（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開始；漢語世界裡是從2006年王德威發表的《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開始：一方面，「sinophone」和「literature」日益多見地連接起來，奔上了問題化、概念化和學理化的快車道，行文形式也從平平常常的整詞小寫，悄悄升格成了鄭重其事的首字母大寫；另一方面，隨著相關論述的深入推進，「華語語系」和「華語語系文學」，逐漸被海內外一批學者當作了分別與「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固定匹配的漢譯詞。近年，國內刊行的中文學術期刊和出版物，大多已把「華語語系文學」當成了無需特別注釋的熟詞，逕稱「華語語系」或「華語語系研究」的說法也頻頻顯露。

但這並不意味著「華語語系」與「Sinophone」之間的對應關聯，是明朗、清晰、確切的。相反，從「Sinophone」到「華語語系」，詞義及語境、語用都發生了趨於複雜、含混的轉換。「sinophone」一詞最初在法語里現身時，仿照了「francophone」和「anglophone」等的構詞方式和表意路數，在形容「講漢語的」和指稱「講漢語的人」的概略詞義之外，更有詞義語境特指在兩種或更多種語言並行的國家和地區講漢語的細微意思。

借入英語後，「sinophone」詞義上的這層特別內涵和整個詞形，都一概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因為法語和英語里本來都有足夠多的同詞根或同後綴的近義詞，對法語和英語在世界各地語言政策和語言傳統殊異的環境下，所呈現的不同使用狀態和所擁有的不同使用人群，給予精細區分和各別表徵。而這一點，在「Sinophone」譯入漢語、變身為「華語語系」的過程中，是無法相伴隨行的。

或許正因此，為「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在漢語中費心尋找以至刻意創製「華語語系」和「華語語系文學」這兩個嶄新對譯詞的王德威，曾感慨：「Sinophone Literature一詞可以譯為華文文學，但這樣的譯法對識者也就無足可觀。長久以來，我們已經慣用華文文學指稱廣義的中文書寫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所輻射而出的域外文學的總稱。由是延伸，乃有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台港、星馬、離散華文文學之說。相對於中國文學，中央與邊緣、正統與延異的對比，成為不言自明的隱喻。」（《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

依照王德威這番持論的感受和判斷，「華文文學」不管前面是否帶著「海外」或「世界」之類的限定詞，都一樣是在凸顯唯本土是尊、以故國為尚的主從有序和內外有別意識，都有重蹈殖民主義宗主國與領屬地想像的嫌疑。既然這樣，作為認知範疇和理念框架的「華文文學」，對於在同文同種的華人區域內部展開互動對話、進行同語種內的比較文學研究，就只能起消極妨礙作用了。

於是，向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phone、Lusophone等自19世紀以降歐洲帝國主義的世界擴張史中延續下來的一脈語言霸權遺產，借取其名而祛除其魂、沿襲其表而超越其里，像廢舊物資再生利用，又像防疫接種促發抗體。順承著前列各詞的漢譯形式「英語語系」、「法語語系」、「西語語系」、「葡語語系」，意在開闢包括中國本土文學在內的多元跨國的華語文學對話場域的英語新詞語「Sinophone Literature」，即相應地被譯作了漢語新詞「華語語系文學」。

「華語語系文學」緣何而熱

通過前文梳理，不難覺察：表面上，「華語語系文學」和「Sinophone Literature」是跨在漢英雙語兩邊一對一的同義詞；實質上，「華語語系文學」和「Sinophone Literature」在含義、語境和聚焦的問題、立足的背景等方面，都各具幽微、多有差異。細究王德威從11年前到最近一路不斷豐富和修正的相關表述，「華語語系文學」原本就不是為了單純地翻譯「Sinophone Literature」而出世的，之後自然也並不為此而存在。

作為一個漢語學術圈裡的新術語，它生成的直接目的，是徹底取代老化、僵化和扁平化了的「世界華文文學」這個已經發展成學科名稱和學術範疇的舊詞，突破「世界華文文學」內涵和外延上耽於外而疏於內、敏於收編而昧於離散的視野和疆界，改變「世界華文文學」觀念和方法上的一個中心、一個主體、一個邏輯和一個層面的預設定勢。與此同時，明明遠非僅作為「Sinophone Literature」的漢語對譯詞而存在的「華語語系文學」，又絕不鬆動、更不放棄它同「Sinophone Literature」的形同跨語際合體的表象層的緊密關聯。

即便是在它成型之初有意無意地埋下的一個致命內傷——誤用了已成歷史比較語言學術語「language family」的漢譯通行定名的「語系」來翻譯「-phone」，經香港學者黃維樑等人的辨正、批評之後，論理已經喪失了構詞表意的嚴謹性和合法性的「華語語系文學」，卻依然處在活躍的運用和持續的闡發中，絲毫沒有被召回的跡象。對於「Sinophone Literature」的漢譯，倒像是多少受到了一些批評的觸動。在黃維樑的批評發表3年後的2016年，王德威為自己領銜編選的一冊華語語系文學讀本作導言時，一邊給「Sinophone Literature」新增了一個與該書書名相同的漢譯法「華夷風」，一邊也反過來給「華語語系文學」補充了一個與「Sinophone Literature」並置的英語副譯名「Xenophone」，以附註並強調「Sinophone」所隱含的外來的或異邦的等非本土華語之意。

「華語語系文學」之說興起以來，在漢語學術界、尤其是國內專事或涉獵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中，引起廣泛關注，成為經年聚訟不休的一大熱點。這與它本身從立論首倡到後續的一系列修訂擴容，始終在名相界定和理念邏輯的各環節上露出破綻，有很大關係。因而，從許多長駐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看來，它肆意冒犯的一面超過了善意建設的一面。由此也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儘管言辭形態或溫或火，熱議「華語語系文學」的一片聲浪中，捍衛和守護「世界華文文學」的原裝概念及價值本色的態度，卻是整齊劃一而又堅定分明的。

此外，相比之下，史書美在漢語學術圈裡對於「華語語系文學」的申論遠比她在英語學術媒介上圍繞「Sinophone Literature」所展開的著述，數量要少，系統性也顯得不足。而在實際影響上，她作為將「Sinophone Literature」、問題化、學理化和概念化的始作俑者，又遠不及構造和延續了漢語化的「Sinophone Literature」即「華語語系文學」的王德威。至少從漢語學術圈的能見視野中，可以看得越來越清楚：在同一個出發點之後，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和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走上了兩條不同的路。

這兩條路的基本取向相似，都是要背離尊奉本土華語為惟一正統的文學價值體系。但在相似的取向上，具體設定的目標並不相同：王德威瞄準的，是一個全球華語文學能夠以多元對話的關係和諧共存的理想場景；而史書美中意的，則是一種從全球各地的華語社群中生髮出來的反中心、反離散、反宰制的價值觀和認識論。至於達成各自目標的路徑規劃，相差就更大。前者講求越界整合，後者力主多邊對抗。歧異如此，多且尖銳，王德威和史書美不能不在各自面向漢語學界的理論寫作中，時時為此相互問難、反覆切磋。

「華語語系文學」意欲何為

概觀當前「華語語系文學」議題所系的學術局面，這樣的陣型清晰可辨：兩位發起者、一隊追隨者、一隊批駁者、遠近環繞一圈觀望者。其中，兩位發起者王德威和史書美，分別支撐、發展起了一套自成體系的「華語語系文學」論；一隊追隨者主要由台港地區和新馬、北美的中青年華語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者組成；一隊批駁者大多來自海內外共同參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的學者群落；周邊的一圈觀望者里，最上心的當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淵源牽連最深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教研從業者。

顯而易見，這是個熱鬧的局面，但也是一個尚未凝聚在共同的問題意識和深切的學理思考基礎上的鬆散、分裂的局面。對此，首先需要的是完整的把握和審慎的分析，而不是貿然入局選位站隊、架秧子起鬨亂湊熱鬧，更不是籠而統之劈頭蓋臉橫掃一棍搞大批判。因為上述局面的形成，足以表明：經過十多年理論話語層面的持續運演，「華語語系文學」如今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抽象概念，它所激發、衍生的一連串文學批評和文學接受的反應，本身已構成了一種癥候式的現象和事實。這一現象和事實中，值得詳加審視的關鍵細節在於：「華語語系文學」的理論提議最初的用意究竟是怎樣的？後來有怎樣的變化？到了不同語境中的不同受眾那裡，又是如何被認識、理解和評價的？

尋思這些細節，使我們注意到：從同一起點上分道揚鑣的王德威和史書美所分別建構的一派「華語語系文學」論說，都同樣起步於「Sinophone Literature」一詞表達的強烈共感。只是因為從這種共感出發的理論建構岔路而行，走了兩個方向，所以它們最初的共感也模糊得似有若無、影影綽綽起來。而要辨明「Sinophone Literature」所表示的共感，先得暫時拋開「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既曖昧又刻板的熟詞，另找一個俗白或者陌生的說法。在更簡練醒目的說法被發現之前，這種共感不妨剖解為兩個意義上交互參見的煩瑣片語，一是「漢語文學國際化」，二是「作為語別文學的漢語文學」。

順接並且補足上節的概括，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說，以全球華語文學的多元對話為願景，以越界整合為路徑，以企圖超越單一國族的歷史、疆界和身份局限的後遺民、後移民、後夷民闡述為支撐，在「政治正確」和理性思辨上力求溫和、穩健。依國內流行的文化俗稱，或可名之為「華語語系文學」話語場里的「左派」。恰與此相對，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說，顯出整體向「右」偏傾的特色：以從全球華語社群的文學生活維度，抵抗所謂「中國中心主義」和更大範圍的「帝國間性的語言文化連鎖建構」為試驗場，以推行反離散、反宰制的價值觀和認識論為目標，以內外並舉、全面開花、多邊對抗的歷史批判和理論挑戰為手段。兩相對比，前者姿態保守，後者姿態激進，轉換到它們原生的英語學術語境中，該加貼的思想派別標籤，正好與其在我們的慣稱譜系中的定位相反：前者為「右」而後者為「左」。

但這裡的種種區別和所謂「左」「右」之分，歸根結底仍是一層表象。這兩派看似有種種不同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說，本質上都是對於漢語文學正在以語別文學的形態實現國際化傳播和國際化存在這一客觀事實的即時共感和理念反應。貫穿在兩派論說中的同一感受——單極化和一元論的國族語言主體正在消退，雖然分頭披上了柔軟亮麗如霓裳的「多元對話」和堅挺冷硬如鎧甲的「多邊對抗」兩件質地、款式完全不同的外衣，但骨子裡的共性毫無減損。

而在面對國際化傳播和國際化存在狀態中的漢語這一語種時，出於試圖劃清它在不同社會政治語境和歷史文化傳統中的不同表現方式和運用效應的考慮，兩派「華語語系文學」論說都同樣採取了以外延更廣而內涵更便於細分的「華語」來代替和涵蓋「漢語」的障眼法和變通術。這麼一來，「漢語」就不再是素麵朝天的漢語，而是頓遭附魅，立時化身為一個從文化政治的意義上可解構和待「驅邪」的語言與政治的複合體。作為一種理論策略，這確實很精巧，但它並不能真的代替事實，而且也無助於對事實本身的複雜一面——比如書面形式和口語形式的漢語國際傳播和國際存在狀態的巨大分野，做出恰切的辨析。

如何回應「華語語系文學」

自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傳統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由內而外，前後相繼分櫱出台灣文學、台港文學、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新學科和新領域。這當中的每一個後起者，都覆蓋和收納了它的前身，同時也都從它的前身中汲取了知識、觀念、方法和視野上的營養。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傳統，則是傳輸在這條學科臍帶中的最主要也最寶貴的一份營養。沒有這份營養，就沒有今天台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發展的齊備格局和豐碩成果。

但隨著全球化潮流日趨縱深，世界範圍內各民族文化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競爭的複雜態勢也同步加劇，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家族中惟一面向當代世界紮根的專門學科分支，在應對新形勢、新課題、新挑戰方面，也正亟需與時俱進，從知識、觀念、方法和視野上快速徹底地完成更新，進而努力提升到能夠主動及時地介入國內外人文學術前沿的層次，在與民族文化的根本大義和國際境遇利害攸關的重要場合和關鍵時刻，積極創製議題，把握話語主動權，講好自己的理論故事。

著眼這一背景，再來看「華語語系文學」，也許視之為海外華裔學者對國內學界所做的一種知識、觀念和思維方法及思想視野上的通盤「反哺」，要比視之為一場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挑戰甚至挑釁更合適、也更有益。借著「華語語系文學」這面鏡子，應當看到，一段時期以來我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這兩個學科在概念和事實上到底該是整個相融還是部分交叉、或者完全互不沾邊這類問題，喋喋不休地再三爭論，純屬浪費時間。因為這樣的問題，下不觸地、上不接天，充其量是一個繞口令似的語言遊戲，不管得出什麼結論，都沒有半點實際意義。

比排除偽問題和偽學術話語要緊得多的，是從「華語語系文學」的立論前提中，認定漢語文學國際化傳播和國際化存在的事實，並據此去為漢語文學尋求建構作為一種世界性和國際化的語別文學形態的知識和理念系統。假如不另起爐灶，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對現有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知識和概念要做全方位的充實和重構。積存於世界華文文學的知識和概念中的國別文學的因素，以及與此相關的思維定勢、認知慣性和思想視野里的盲區，都得在語別文學的知識和理念系統的建構過程中，被甄別或被克服。

「華語語系文學」的鏡面里，也映照出我們在既有的世界華文文學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框架和知識視野中，一直看不全也看不清的異邦人的艱難而又豐富的漢語文學寫作。在「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說尚未照亮的世界華人移民史的冊頁中，針對漢語的幽暗壓迫和嚴厲制約遍布今昔。當我們經由「華語語系文學」的熱忱倡導者和積極追隨者精心的評論和編選，得以切實、細膩地感受東南亞和美歐各國華人各種題材和各種情調的漢語文學創作時，我們所能確知的，既有漢語在域外各處在地生根、頑強舒展的飽滿生命力，也有華人在心向故土的地緣情感之外，更加深沉持久的守護母語和增進母語表現力的語緣情結。

而這些惟有擺在語別文學的觀念焦點和價值尺度上，才能一目了然的現象，在被以「祛中心」為中心、以「反宰制」為宰制的自悖且自負的執念緊緊束縛住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說中，是很難得到鮮活的闡釋和精當的評析的。若要予以彌補，正需期待世界華文文學在不為某一片面、狹隘的理論預設所拘滯的方向上，及早啟動自新自強的步伐。當「華語語系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相剋相生，終於促成漢語文學以語別文學的形態躋身主流世界文學行列之時，或許也就是「華語語系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各自功德圓滿之際。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7月12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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