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律師爸爸們成為一名女權主義者的必要性

作者=林垚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作者

爸爸到底有多疼女兒？

我估計很多人看到這個題目，第一反應都是舉例說明自己怎麼對女兒（或者爸爸怎麼對自己）噓寒問暖百般寵溺之類。可是這些難道不是做父母的本分？難道父母不是本來就應該關心子女、愛護子女，不但父女之間應該如此，父子、母女、母子之間同樣應該如此？

如果說爸爸對女兒有什麼特殊的、無可替代的疼愛，恐怕只有這麼一種可以滿足條件：因為對女兒的關心，而注意到她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到的種種有形無形的性別歧視，體察到社會文化規範如何潛移默化地塑造和固化不同的性別角色，意識到自己身為男性在男權社會中享有的種種隱性特權；因為對女兒的愛護，而對現有性別制度施加於她的規訓與約束高度敏感，對身邊無所不在的性別主義言行無法忍受，對自己曾經和繼續享有的性別特權充滿內疚並積極補償：

比如己所能及地承擔家務、為女兒從小樹立性別平等的榜樣，而不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成天支使妻子忙這忙那操持家務、讓女兒看在眼裡以為這就是女人的宿命；

比如和女兒一起抵制各種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鼓勵她打破偏見追求夢想與事業，而不是對她說「女孩子理科天生不行，你還是學文科吧」、或者「女孩子讀那麼多書/賺那麼多錢/事業做那麼大有什麼用，還是早點嫁個好人家才安心」；

比如在日常的社交和工作中推己及人、踐行並倡導對女性的平等尊重，而不是對親朋好友的性別歧視言論應聲附和、隨單位同事帶有性騷擾意味的玩笑起鬨、或者對社會熱點事件發一些「一個巴掌拍不響，你被家暴/強姦/性侵還得從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之類的「高論」（參見《衣著暴露與性騷擾》）。

簡而言之，如果說爸爸對女兒有什麼特殊的、無可替代的疼愛，那就是：為了她，努力做一個合格的女權主義者。

資深媒體人長平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不能假裝自己不是牆裡那塊磚》，其中尤其這段話令我心有戚戚：

自從女兒來到我的生活中，我對女權主義的思考，不再只是一個男人的愧疚與難堪，更多了作為父親的憤怒。舉目四望，到處都是男權在奸笑。我每天給她講的童話，讀的繪本，她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自己在家庭及家族中的地位，到處都是她成長的陷阱。

唯其愛之深，方有憤之切；如果你是一名女兒的父親，而不曾感受到這番切骨的愧疚與憤怒，那麼只能說，你對她的疼愛，還不夠深刻。

地鐵設置女性專用車廂，你怎麼看？

地鐵設置女性專用車廂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做法。許多人倡議地鐵設置女性專用車廂，初衷是為了防範性騷擾；然而事實上，這種做法不但無助於防範性騷擾，並且效果還將適得其反。

在性騷擾事件中，我們本來就已經聽到夠多的「譴責受害者」的言論了：「別人怎麼可能平白無故騷擾你，肯定是你自己舉止輕佻讓男人起了小心思」；「誰讓你自己穿得這麼暴露，別人不騷擾你騷擾誰」；諸如此類（參見《衣著暴露與性騷擾》）。

一旦地鐵開設女性專用車廂，我們必將迎來新一種「譴責受害者」的論調：「誰讓你自己不去女性專用車廂，非要在這裡跟男人擠，被騷擾了活該」，甚至「你自己不去女性專用車廂，非要在這裡跟男人擠，這不擺明了是來挑逗勾引男人的嗎，怎麼還有臉反過來誣賴別人騷擾你」。

換句話說，一旦設置女性專用車廂，任何留在「公共車廂」的女性便面臨著額外的污名化困擾；而按照這種「防範性騷擾」的思路，為了儘可能「保護女性」起見，就只好增設越來越多節的女性專用車廂、將「公共車廂」的比例逐步減小到零，最終導致公共交通中完全徹底的男女隔離。

倘若出現最後這種公共交通中徹底男女隔離的情況，自然是極其可怕的場景。但如上所說，即便沒有走到這麼遠，只是象徵性地設置一兩節女性專用車廂、部分地實行男女隔離，也已經相當於為譴責受害者的論調推波助瀾，默認和縱容了公共場合性騷擾的常態化。

把三八婦女節改成女生節、女神節，有歧視成分嗎？

無論是把三八婦女節改為「三八女神節」，還是提前一天過「三七女生節」，都暴露出下意識的性別主義（及其與其它多種歧視及偏見的交織），但同時也是當代一些社會政治大背景的反映。

先說「女生節」。這個節日最初流行於高校，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大學生群體對僵化而陳腐的意識形態宣傳的一種反彈：由於官方話語體系早已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喪失了活力，其長期使用的「婦女」一詞（往往與「勞動」連用，即「勞動婦女」）也便連帶遭到了厭棄；一般人說起婦女，腦海中浮現出的形象大約不是「官僚古板的婦聯主任」，就是「聒噪市儈的中下層已婚女性」——後者就像賈寶玉說的：

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得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

以「女生節」作為替代，不得不說很符合在校年輕人的心理，但同時也暗含著與性別偏見交織的年齡歧視（是正當青春的「女生」、不是人老珠黃的「婦女」）、已婚歧視（是待字閨中的「女生」、不是賈寶玉口中的「死珠」）、階層歧視（是身為天之驕子的「大學女生」、不是終日為生計操勞的「勞動婦女」）。

其中，在已婚歧視的背後，又隱藏著更深一層的性經驗歧視：「女生節」最初流行時，之所以會被選在三月七日，其實與一個黃色笑話密切相關——「女生與婦女之間只差一『日』」；換句話說，這裡的「女生」，其實暗指的是「處女」；一旦有了性經驗，「女生」就「淪為」了「婦女」，其「價值」也就隨之大減（參見《處女情結》）。

至於「女神節」，源自最近幾年電商的策劃和推動。它最初帶有一部分相貌歧視的成分（「女神」最初是「美女」一詞貶值後的替代品），但在更深的一層上，它還反映出對女性的客體化與物慾化傾向：女性不再是主動參與勞動和抗爭的「婦女」、而是首先作為「女神」被男性凝視和觀瞻；「女神」們雖然平時高高在上，但只要男人多金、肯為她們「買買買」，再遙不可及的女神也會紆尊降貴。

與此同時，「女神節」也是代表著對「婦女節」的去政治化：後者對女性爭取平等權利歷史的紀念意義遭到掩蓋，最終被收編為又一個主打「買買買」的消費主義狂歡節。當然，在一個女權組織頻遭打壓的年代，婦女節的去政治化，大約也不是什麼很令人詫異的事情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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