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家族的大一統江山何以如此短命？

文史 07-13

上次分享了司馬懿的故事。如下，點擊鏈接即可跳轉閱讀。

末世梟雄司馬懿

今天繼續。當然不僅僅只是他的故事。畢竟他還是西晉王朝的奠基人。所以，今天的主要內容是他的孫子司馬炎建立的那個只有短短50年壽命的西晉王朝的興衰故事。有人可能會說，東晉也是人家司馬家族的嘛。的確，算上東晉，司馬家族的江山一下子就多了一百多歲，比秦朝和隋朝可是長命多了嘛。可是，西晉好歹是一個大一統的局面，再想想

衣冠南渡、

偏安江東的東晉那時候的中國大地上的分裂、混亂，唉。。不說也罷。

總之，關於晉朝的歷史，大家可以先看看坐觀君以前分享的極簡兩晉史的爆笑版，以一種輕鬆的方式再度熟悉一下那段歷史。

極簡兩晉史（爆笑收藏版）

（點擊可跳轉閱讀）

對於晉朝這個朝代，史家基本沒有啥好評價，一般認為，晉朝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坐觀君（ID:china_2049）以前在其他文章中提到過雷海宗對西晉的評價：

「經過漢末的大亂與三國的擾攘之後，天下一併於晉，大局似乎又安定下來。但這只是片時的安定，不過是大崩潰前的迴光返照。自殷商以下兩千年來建功立業的華夏民族至此已頹廢墮落到可驚的程度，無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約而同地走向自殺之路。」

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個朝代如此短命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但具體究竟是怎麼回事？開始閱讀下面的長文吧。注意：說的只是西晉。雖長，但好讀。

作者：孫立群，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在我國歷史上，有一個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權對歷史和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這就是司馬氏及其建立的晉王朝。司馬氏先後建立了西晉和東晉兩個政權。西晉建立於265年，280年滅東吳，統一中國，結束了自東漢以來百餘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後（291年），爆發「八王之亂」，接著永嘉之亂、五胡內遷，流民起義，全國陷入大混亂，316年，西晉滅亡。西晉共51年，是一個短命的王朝。

在西晉王朝建立過程中，司馬懿是奠基者。他發動高平陵政變，控制曹魏大權，中經司馬師、司馬昭的苦心經營，到晉武帝司馬炎代魏建晉，再到最後一個皇帝晉愍帝司馬鄴被毒死，西晉滅亡。西晉的興和衰與司馬家族緊密相連，從始至終充滿了激烈的政治鬥爭。研究西晉的興亡過程，可以深刻、形象地理解「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興亡周期律，從西晉的興衰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低調展才華

司馬懿贏得曹操信任

在中國歷史上，王朝的更迭有多種形式，如，有的王朝是經過急風暴雨般的農民起義之後建立的；也有以和平的方式--禪代，後者將前者趕下台。所謂禪代，實則宮廷政變，乍看是和平交接，卻是經過了激烈的政治博弈，贏家穩操勝券，敗者體面下台而已。

司馬氏取代曹魏，就是經歷了激烈的政治鬥爭才打敗政敵的。其歷程可謂驚心動魄，血雨腥風。

司馬氏是河內溫縣遠近聞名的大族，世代為官，司馬懿的祖父輩，三代（鈞、儁、防）均為兩千石以上的高官，可謂高門望族，遠近聞名，屬於士族階層。

司馬家族有一定的文化傳承。「伏膺儒教」，其家風受禮教影響較深。司馬防對子女教育要求嚴格，把家庭當作模擬朝廷，「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司馬氏顯赫的家世與宦官之後的曹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雖然司馬家族中有的人與曹操關係不錯，但從內心深處而言，司馬氏家族不少人是看不起曹操的。尤其是司馬懿，他對曹操控制漢獻帝，掌控朝政大權的行徑十分不滿，更瞧不起曹操的出身，「不欲失節屈從曹氏」。但當時曹操勢頭正盛，在朝廷說一不二，為發展勢力，他很需要得到司馬氏這樣有影響的家族的支持。

為拉攏司馬懿，他軟硬兼施，使司馬懿感到恐懼，終於出山，來到曹操身邊做官。雖然曹操比司馬懿年長20多歲，但司馬懿「聰亮明允，剛斷英特」，被譽為「非常之器」，其才幹不在曹操之下。當這兩個強人一見面，矛盾便隨之產生了。據說曹操曾做一夢，夢見「三馬同食一槽」（三馬，指三司馬，司馬懿、師、昭；槽，曹家也）,這讓曹操十分不爽，他對兒子曹丕說：「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關於這個夢，雖然不排除有後人附會之嫌，但曹操見到精明的司馬懿之後，在潛意識中產生防範戒備之心也是可能的。

不過在曹操當政之時，司馬懿不顯山不露水，做事低調，十分謹慎，這是因為他知道曹操的厲害。司馬懿工作勤懇，辦事謹慎，盡量迎合曹操，討曹操歡心。司馬懿在以下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第一，辦事認真，盡職盡責。

據《晉書·宣帝紀》記載：司馬懿「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他工作勤勉，夜以繼日，甚至連割草放牧這樣的小事，全都親自過問，曹操這才逐漸放心。

第二，曲意迎合，以求好感。

曹操晚年，權勢強大，代漢稱帝時機日益成熟，可是曹操卻堅持不稱帝，這表現了曹操顧全大局，具有政治家的胸懷。因為他一旦稱帝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曹操何嘗不想稱帝，他只是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慾望，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司馬懿深知曹操的矛盾心理，便有意投其所好，以求好感。

有一年，孫權給曹操寫了一封信，建議曹操順應天命，代漢稱帝。曹操一眼看穿了孫權的真實用意，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顯然，曹操罵孫權是從維護天下穩定這一大局出發的，而內心極力壓抑當皇帝的慾望。

當時正在曹操身旁的司馬懿也見到了孫權的信，立即說：「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孫）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舜）、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此話極力投其所好，讓曹操高興。雖然曹操沒有稱帝，但司馬懿卻贏得了曹操的好感。217年，曹丕被立為太子，司馬懿被任命為太子中庶子，與曹丕的關係進一步密切。

第三，獻計獻策，展示才華。

司馬懿是才華橫溢之人，但他又很清楚曹操的性格。所以他盡量做到既展示才華，又不過分張揚，更不與曹操發生衝突，點到為止，不溫不火。這期間，有三件事他做得很漂亮，司馬懿的才華也得以表現。

之一，得隴望蜀，具有戰略眼光。

建安二十年（215年），他隨曹操征討張魯。--張魯原來在益州牧劉焉手下做官，後來被派往漢中駐守。漢中在今陝西南部，是進入四川的必經之路，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張魯到達漢中後，自以為羽翼豐滿，便宣布脫離劉焉，建立了割據政權。

曹操認為，張魯政權的存在對他是個威脅，決定進行征討。曹軍逼近漢中後，張魯見抵擋不過，便投降了曹操。在張魯決定向曹操投降的時候，司馬懿向曹操建議，說：「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

顯然，司馬懿是希望曹操乘勝進軍，一舉奪取益州。按當時曹操和劉備的力量對比，曹操是有可能趁劉備立足未穩拿下益州的。即使打不下來，也可以震懾劉備。但曹操似乎沒有勇氣繼續南下攻佔益州。他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曹操沒有聽從司馬懿的意見，司馬懿也很知趣，不再堅持。

「得隴望蜀」似乎指司馬懿貪心不知足。但是司馬懿的建議立足點高，認為得到漢中後，乘勝進軍，以攻為守，即使不能完全消滅劉備，也可以重創劉備，以保漢中不丟。從這點看，他具有戰略眼光。曹操沒有採納司馬懿的建議，結果後來漢中得而復失，還損失了一員大將。

之二，興辦軍屯，具有經濟頭腦。

軍糧是軍隊的重要物質基礎，東漢末年，社會動亂，農民流散，土地荒蕪，軍隊糧食奇缺，曹操為解決軍糧問題，於196年實行屯田，把流散的農民組織起來，以管理軍隊的方式組織生產，屯田當年就大見成效，是為民屯。建安末年，戰爭減少，司馬懿又向曹操提出利用軍隊屯田的建議。他說：「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且耕且守」就是軍屯。曹操採納了建議，命令軍隊不打仗時種地，從事生產，「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建議實行軍屯是司馬懿對曹魏政權的一大貢獻，減輕了政府的負擔。

之三，利用矛盾，顯示軍事才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鎮守荊州的蜀將關羽率軍攻魏將曹仁於樊(湖北襄樊市)。關羽引漢水淹樊城，駐紮樊城的于禁七支部隊全被淹死，史稱「水淹七軍」。此時關羽聲勢大振，威鎮中原。曹操擔心樊城失守，許昌不穩，想遷都河北，以躲避關羽的鋒芒。司馬懿時為曹操的軍司馬，他經過認真分析局勢後，向曹操建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

司馬懿的意思是：于禁雖遭水淹，但整個戰局沒有失敗，如果遷都，不僅會造成「示敵以弱」，還會造成民眾不安，政權不穩；所以不能遷都。孫權、劉備明和暗不和，應與孫權秘密聯合，讓孫權在後面牽制關羽，前後夾擊，打敗關羽，解救樊城之圍。

曹操採納了司馬懿的這個建議，派使者去見孫權，魏吳經過密謀達成了聯合進攻關羽的計劃。在魏吳軍隊南北夾擊下，關羽丟失荊州，敗走麥城，最後兵敗被殺。這一仗的勝利，展示了司馬懿善於利用矛盾，擊破敵人的軍事才能。

司馬懿的才華和對曹魏政權的貢獻使曹操漸漸打消了對他的懷疑，甚至任司馬懿為太子中庶子，接近、輔佐曹丕。

曹丕稱帝之後，曹丕對司馬懿非常佩服，他每次向司馬懿問計「輒有奇策」。司馬懿在抗擊諸葛亮北伐、發展經濟、興辦屯田等諸多大事上功績顯赫，逐漸成為曹魏朝廷最具影響力的大臣。

司馬氏代魏

一場激烈的生死博弈

司馬懿取代曹魏的政治野心是何時形成的？

我認為，司馬懿取代曹魏之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曹操時期，司馬懿不顯山不露水，因為曹操的權勢在司馬懿之上。曹操死後，曹氏父子一代不如一代，這本身就容易使權臣產生非分之想。而司馬懿超人的才幹，卓越的功績，也容易被認為有政治野心。雖然你沒做什麼，但有人已經感覺到了。

《三國志》中有三條材料可以說明。

第一條，前引曹操曾對太子曹丕說：「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這可能是曹操通過對司馬懿的觀察，感覺來者不善，心存疑慮，又做了一個「三馬同食一槽」的夢，進而產生不祥之兆，故說此話。

第二條，《三國志·魏書·陳矯傳》注引《世語》說：（魏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司馬懿是朝廷重臣，但能否忠於魏室（社稷）還不太清楚。陳矯見司馬懿權勢不斷增大，對其發展前景有些擔心。

第三條，《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載老臣高堂隆臨終前口占疏文說：「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高堂隆所說鷹揚之臣也顯然系指司馬懿。

司馬懿萌生取代曹魏之心，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後，他和曹魏宗室曹爽共同輔政時期。曹爽是一個既愚蠢又貪心的傢伙，他排擠司馬懿，司馬懿藉機歸家「養病」，暗中準備，拉攏黨羽，訓練軍隊。到249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政變，將曹爽集團一網打盡，高平陵政變後，司馬懿掌控了曹魏大權，但是反司馬的力量依然很強，司馬懿和他的兒子為掌控大權，與反對派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爭鬥，但不管怎樣說，曹魏歷史進入了司馬氏時代。

司馬懿死後，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將曹魏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過，曹魏勢力是不會輕易退出政治舞台的。從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到265年西晉建立，16年中，反抗司馬氏專權的事件從未停止過。從外部看，曾爆發過三次以對抗司馬氏為目標的淮南之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儉之叛；258年諸葛誕之叛。從內部講，僅皇帝發動的反司馬事件就有兩次。第一次是254年，小曹芳密謀襲殺司馬師；第二次是260年，魏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馬昭的專橫，向幾個大臣訴苦水，曆數司馬昭：「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並且親自披掛上陣，企圖殺掉司馬昭。曹魏勢力對抗司馬氏無異於以卵擊石。結果他們的圖謀均被粉碎，曹芳被廢，曹髦被殺，曹魏集團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為有效地震懾反對派，司馬師還對士人群體實行高壓政治，順者昌，逆者亡，著名的文人團體--竹林七賢，在司馬氏的威懾下，分化瓦解，有的投靠了司馬氏，有的繼續與司馬氏持對抗態度，著名士人嵇康竟被司馬昭殺掉。

司馬懿父子對政敵毫不手軟，擊敗了曹魏集團一次又一次的反撲，到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迫使魏帝曹奐下台，取代曹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司馬氏家族奪取曹魏政權從根本上講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比較而言，司馬懿是憑藉軍功登上高位的，在曹魏政權中屬於「事功派」；而曹爽集團，是由曹魏宗室及貴戚子弟組成，不務實，尚空談，可稱「浮華派」。事功派的司馬懿能夠最終取勝，反映了司馬氏集團在政治謀略、政治鬥爭經驗方面遠遠強於曹爽集團。

不過，在這場殘酷的政治博弈中，也暴露出司馬氏奸詐、殘忍的一面。比如他對曹爽集團成員「夷三族」，許多無辜之人也慘遭殺害。受到牽連的人，無論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連坐處死。為使士人就範，他們軟硬兼施，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團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賢為例，王戎、山濤不失時機地加入了司馬氏集團，向秀則步他們後塵，頂著司馬氏的嘲諷，違心加入。向秀入仕僅為保全性命，《晉書·向秀傳》說：「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卒於位。」可知他僅掛個做官的空名。同樣為保命的還有阮咸、劉伶。他們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是勇敢地參與政治，又不投靠司馬氏，而是崇尚老莊，放達任性。終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常有驚人之舉。

七賢之中，只有嵇康、阮籍敢於站在司馬氏的對立面。嵇康性格剛烈，厭惡司馬氏篡權的行徑，拒絕司馬氏的拉攏，作《與山巨源絕交書》，以斥責山濤為名實則表示與司馬氏絕交。嵇康的不合作態度激怒了司馬氏，捏造罪名將嵇康殺掉。而性格軟弱的阮籍，在司馬氏的高壓逼迫下，鬱悶而死。嵇、阮死後，聞名遐邇的竹林七賢徹底瓦解，司馬氏進一步掃清了取代曹魏的障礙。

「居治忘危」

司馬炎喪失大好局面

司馬懿及其兒子經過16年的不懈努力，不斷挫敗政敵的反抗，掃清了障礙，到265年，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稱帝，終於取代了曹魏。

司馬炎即位之初，能夠以國事為重，勵精圖治，實行無為而治的寬鬆政治，使社會矛盾有所緩解。泰始四年（268年），司馬炎發布詔書：表示「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所謂「無為」，是道家的思想主張，本意是無所作為，但是運用到治國理念上，並不是什麼事都不做，主要是對人民少干擾，輕徭薄賦，不大興土木，讓人民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環境,歷史證明，國家在社會動蕩之後實行這樣的政策，會使社會安定，經濟恢復。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為實行了清靜無為的政策。

同年，司馬炎又在詔書中提出治國五條原則：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當政者要以身作則，起好作用。「勤百姓」，關注百姓的生活。「撫孤寡」，關心社會上老年人、家裡有困難的那些人。「敦本息末」，這是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本」指農業，「末」指商業，「敦本息末」就是要重農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際關係弄得太繁瑣、複雜。

為使詔書的精神落實到實處，司馬炎帶頭遵守執行。他嚴禁奢侈，有一年司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帶禮物前來祝賀，司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醫向司馬炎獻上一件雉頭裘，精美無比，司馬炎不但沒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氣，一怒之下當眾焚燒於殿前。並下令：朝廷內外再有人敢這樣做一定以罪論之。

司馬炎這樣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對社會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馬炎在位期間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發動滅東吳的戰爭，實現了天下歸一，三國歸晉。晉武帝司馬炎發動的滅東吳戰役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西晉是魏晉南北朝近400年歷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國統一。國家的統一對於民族凝聚力的彙集和民族融合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

西晉在280年統一中國後，進入了重要的發展時期。國家統一後，迫切需要恢復經濟秩序，發展生產，晉武帝推行了一些積極的政策。太康元年，西晉政府頒布了占田、課田和戶調的法令。

所謂占田，就是允許農民佔有法律上規定的土地。即一個男子可以占田70畝，女子可以占田30畝；課田是督課種田的意思，也就是政府向農民徵收的田租和實物。正丁（16至60歲），男子按50畝徵收，女子按20畝徵收。次丁(13至15歲、61至65歲)，男子減半即按25畝徵收，女子免課。

課田的田租是每畝繳納8升，50畝共交租4斛（升、斗、斛都是十進位）。除田租以外，西晉政府還頒布了戶調製，即按戶徵收實物，規定丁男做戶主的每年交絹3匹、綿3斤，婦女及次丁男做戶主的減半交納。

對占田制，從積極角度看有促進農民與土地結合的意義，占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對土地的開墾和利用。在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的條件下，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不過，占田制的問題也很明顯，在政府沒有保障措施條件下農民佔有土地是不平衡的，占田之數有多有少，而課田數字卻是固定的，這必然使那些土地較少的農民負擔加重。所以，占田制理想化的成分頗多，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根本沒能解決。

在占田制的規定中還有官員按照品級占田。當時官分九品，品第一者占田50頃，每品之間，相差5頃，第九品占田10頃。貴族官僚還可以蔭親屬，多者九族，少者三族。從一品官到九品官還可以蔭佃客十五戶到一戶，蔭衣食客三人到一人。蔭即蔭庇，被蔭庇者不再向政府交納租賦。這樣一看，貴族官僚和農民在經濟上的差別真是一天一地。

晉武帝司馬炎在平吳前後，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由於北方戰亂較多，勞動力缺乏，西晉在滅蜀之後，招募蜀人到中原，應招者由國家供給口糧兩年，免除徭役20年。滅吳後，繼續用優惠政策吸引吳人北上，遷居北方者，免除徭役20年。為增加農業人口，鼓勵早婚，下令女子17歲以上不出嫁者，由官府代找配偶。晉武帝還多次下令「省徭務本」，減輕農民負擔，發展農業。汲郡太守王宏搞經濟有成效，晉武帝予以表彰，提拔為大司農。

在西晉太康年間，由於國家統一，戰爭減少，加之晉武帝司馬炎推行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出現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景象。史稱「太康之治」。《晉書·食貨志》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晉紀·總論》則這樣描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甚至出現了「天下無窮人」的諺語。

這些記載，顯然有誇張，但國家統一、社會比較安定應是真實的。

然而，在國家統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馬炎開始飄飄然，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生活上由提倡節儉開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晉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官僚大臣爭相貪污斂財，炫富比富。社會風氣變得腐敗不堪，西晉王朝淪落為歷史上最腐敗的政權之一。

西晉社會風氣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風氣最為突出，嚴重地腐蝕社會機體。

第一，奢侈腐化之風。

西晉統治集團腐化先從皇帝開始。晉武帝司馬炎在民間大選宮女。後宮宮女多達數千，但他仍不滿足，滅吳之後，又把吳國宮中數千名宮女運到洛陽，這樣，後宮宮女達到萬人。由於宮女太多，司馬炎不知所從，有時就坐在一輛羊拉的車上在宮裡轉悠，車停在哪個宮女的門口，就在哪兒過夜。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荒淫無度、縱情享樂，怎麼能對下面進行約束？於是那些皇親貴戚、官僚大臣緊隨其後，縱情聲色，極盡奢華。

有的講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斂了許多錢財，「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每天吃飯的花費達到兩萬，超過其父一倍。

西晉盛行炫富、比富之風，石崇和王愷比富斗寶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晉，有些權勢過大、財產過多的人，牛氣衝天，缺乏自製，甚至拿殺人當兒戲。

據《晉書·王愷傳》記載：外戚王愷在宴請賓客時常安排一些女伎奏樂助興，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調，王愷便當眾把她處死。石崇也是個以殺人為樂的極其殘忍的傢伙，每次請客飲酒，常讓美人斟酒勸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讓侍衛把美人殺掉。一次王敦與王導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結果石崇斬了三個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導責備王敦，王敦卻惡狠狠地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關於「斬美人勸酒」的故事,史書記載有所不同。《晉書·王敦傳》載為王愷事，非石崇。《世說新語·汰侈》說是石崇所為。後來的學者認為在傳說過程中，把人物搞錯了。

但無論是王愷還是石崇，我們已無法追究他們的殺人罪行，我們只能說，王愷、石崇還有王敦，都是一批冷血動物，他們良心泯滅，自私冷酷，是西晉腐敗社會的產物。

對社會自上而下崇尚奢華的現象，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大臣傅咸就向朝廷上書，憤怒指出：「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他還說：「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

第二，金錢崇拜之風。

在司馬炎的縱容和包庇下，西晉的官僚富豪們不遺餘力地追求利益，貪婪地搜刮民財，金錢成為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有了錢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西晉是中國古代金錢拜物教最盛行的時期。錢本來就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在西晉，錢卻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物，人們痛感這一社會風氣對社會的腐蝕，紛紛寫文章予以抨擊。其中魯褒寫了一篇著名的《錢神論》，辛辣地譏諷一切為錢、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現象。

魯褒對錢的作用的論述，十分精闢，他把官僚貴族對錢的貪婪掠奪和錢的作用描繪得淋漓盡致。文中寫道：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發，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魯褒還寫道：

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暗使。」又曰：「有錢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故日：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

魯褒的批評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錢」變成了社會一個有力的「槓桿」，人們毫不隱諱地談錢、愛錢、貪錢、掠錢，朝野上下，一切向錢看，一切可以用錢換，社會風氣腐敗透頂。

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如果舉國上下的人都在爭利、逐利，國家就危險了。如果此種現象成為社會時尚，那國家肯定要出問題了。在錢的驅動下，西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統治危機日益顯現。

第三，清談虛浮之風。

西晉社會上瀰漫著一股清談虛浮之風。清談又稱「談玄」、「玄言」，專門討論一些抽象的脫離實際的問題。討論一些抽象的哲理問題，如有與無、才（才能）與性（道德）、名教（政治制度與道德）與自然（天道、人類本性）等，如果是士人研究討論，不僅與政局無關，反倒是一種雅興。

問題是西晉官僚們也大倡玄風。他們以「名士」自居，一邊瀟洒地揮著麈尾，一邊侃侃而談，故弄玄虛。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譽為玄談領袖。他從黃門侍郎歷任中領軍、尚書令。職務很高，卻不幹實事，「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手執玉柄麈尾，「妙善玄言」，和他一起善於談玄的還有樂廣。《晉書·樂廣傳》：「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宅心事外就是心思在政事以外，不好好乾事，每天樂此不疲的就是清談。西晉官員們終日談論玄遠、喝酒放縱，不去處理和解決實際問題，這種風氣必然給國家帶來嚴重的後果。西晉滅亡時，大臣王衍被殺前，嘆息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後來人稱清談誤國。

不過，我認為，清談只是表象，士人清談往往談哲理、概念，有些命題很有價值，這不能說誤國，而官員不工作，凈瞎扯，影響工作效率，但還不至於誤國。西晉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政治腐敗導致的社會動亂，官員清談是政治腐敗的表現，是表而不是本。

陳寅恪先生曾著文分析所謂「清談誤國」，他說：「

如果是林泉隱逸清談玄理，則縱使無益於國計民生，也不致誤國。清談誤國，正因在朝廷執政即負有最大責任的達官，崇尚虛無，口談玄遠，不屑綜理世務之故。

」

陳寅恪先生還說：

「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那時候的西晉官場是一面奢談名教與自然將無同，一面窮極奢侈享受，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而變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此風不到西晉最後滅亡，不能終止。

」此話有理。

西晉滅亡有很多原因，晉武帝司馬炎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社會風氣敗壞肯定是原因之一。司馬炎的過錯並不只是這些，他在位期間還有一個更大的失誤，為西晉動亂埋下了禍根。

選太子失誤，八王之亂

使西晉陷入滅頂之災

在家族統治的專制時代，皇權的交接是在王室內部進行的。「太子，天下之本」。選對接班人，天下平安；若有閃失，往往造成天下大亂。因此，選擇接班人就成為朝廷的頭等大事。司馬炎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重大失誤。他選擇的接班人是司馬衷。司馬衷是司馬炎的次子，老大在兩歲時死了，司馬衷成了實際上的長子，從資格上講司馬衷沒問題，不過，司馬衷既痴又笨，凈說傻話，根本不是當皇帝的材料。司馬炎也知道兒子太笨，甚至感到他很可能「不堪奉大統」，不能繼承皇位，擔當大任。那他為什麼還要固執地立司馬衷呢？有兩個原因：

第一，頂不住枕邊風。司馬炎曾與司馬衷的生母楊皇后商議，想另立一個太子。在「母以子為貴」的封建時代，換太子可能關係到楊皇后及其家族的地位，司馬炎的想法剛一說出就遭到楊皇后的強烈反對，楊皇后道：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司馬炎很清楚這個從西周就傳下來的宗法制傳統，其實宗法制還有變通的內容，就是當沒有合適的嫡子時，「立子以貴不以長」。意為如正妻無子，可以立這些妃妾中地位最高的兒子為繼承人。這顯然是楊皇后不答應的。面對楊皇后的阻撓，司馬炎無力反駁。

第二，心存僥倖，企圖寄託皇太孫。司馬衷雖然傻乎乎的，但是他有一個叫司馬遹的兒子卻十分聰明，這是他和宮女所生，一直在司馬炎身邊。這孩子聰明伶俐，晉武帝非常喜歡這個孫子，經常把他帶在身邊。時間一長，一個念頭在司馬炎心裡形成：雖然太子司馬衷不令他滿意，但孫子大有希望，將來把他立為司馬衷的太子，司馬氏的天下不就可以振興了嗎？

作為一國之君，司馬炎的想法真是太幼稚、太簡單。試想，傻乎乎的司馬衷能否順利做皇帝，晉王朝能否保全都是未知數，這第三代接班人幾乎是沒影的事。再有，司馬遹非正妻所生，司馬衷的正妻是賈南風，司馬炎也不想想，這個女人會讓司馬遹順利接班嗎？

司馬炎在選接班人問題上，徘徊猶豫，缺少理智，終於釀成大禍。

司馬炎晚年在為司馬衷選擇太子妃的問題上也犯了糊塗，他選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賈南風。此女是司馬師的親信賈充之女，長相奇醜，心胸狹窄，報復心很強，入宮後，見宮裡處處是粉黛佳麗，不僅妒火中燒，不許司馬衷接近別的女人，甚至加害她人，險些被廢。司馬衷繼位後，她被立為皇后，更加肆無忌憚，急於干政。291年，她先策動楚王司馬瑋（司馬衷的五弟）進京殺掉外戚楊駿，又命司馬瑋殺掉執朝政的汝南王司馬亮和老臣衛瓘，接著，又以司馬瑋濫殺大臣為名，將其殺死。

賈南風以卑鄙的手法，一箭雙鵰，一石數鳥，翻雲覆雨，在很短的時間內連除晉朝四員名臣老將，製造了西晉歷史上空前的大殺戮，從此開始了賈南風專朝時期。

後來賈南風又設計殺掉庶出的太子司馬遹，自以為得計，可以壟斷朝政了，但司馬諸王都想攬權，於是紛紛出場，一場爭奪皇權大戰展開，這就是八王之亂。

這場大亂前後進行了1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觸目驚心的王室內部大屠殺。這些王其實都是很近的親戚。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反目成仇，勢不兩立，不顧親情，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中國古代像八王之亂給社會造成極大破壞的動亂，並不是很多，由於中國古代是家天下的人治社會，能使社會基本穩定，皇帝的作用很大，因為沒有制度能夠對皇帝有根本性的節制，如果他的作用發揮不好，一意孤行，那社會可就遭殃了。應該說，八王之亂的主要原因就是晉武帝選擇的接班人有問題，立司馬衷為太子不當，選太子妃賈南風更糟糕，導致司馬炎死後賈南風乘機上下其手，釀成動亂。唐太宗說：「惠帝（司馬衷）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

司馬炎的糊塗，說到底還是皇權至上的專制制度造成的，中國古代對皇權，缺乏一個有力的制約、監督機制，往往個人一意孤行，就沒人敢管了，致使他一錯再錯，終於釀成大禍。

不能善待民族

反抗烈火葬送西晉

西晉王朝不僅內部存在嚴重的統治危機，還有外患，即周邊地區出了問題史稱「五胡內遷」。所謂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生活在現在中國的東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廣大區域，主要以游牧生活為主。東漢以來，他們逐漸向黃河流域遷徙。

北方少數民族內遷的原因大體有兩個：

一是受中原農業文明的吸引。農耕經濟，春種秋收，生活穩定，不用四處遷徙，對周邊民族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們逐漸向黃河流域移動。

二是少數民族自身生存的需要。不少學者認為，北方自東漢末到三國以來氣溫下降，自然災害嚴重。

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曾寫過《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在這篇文章中竺先生認為，中國五千年來出現了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的交替發生。特別是寒冷期，一次比一次時間長，一次比一次強度大，氣溫低。其中從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

這時期的寒冷情況在史書中有一些記載。如，曹操在銅雀台(河北臨漳)種橘，只開花不結果。225年，曹丕率10萬大軍至廣陵（今揚州附近）準備伐吳，但，是歲大寒，結冰期比往年早許多，沿江的水道都結上了冰，戰船不得入江，最後只能停止。這是目前所知的淮河封凍的最早記載。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記載：「赤烏四年(241年)一月，襄陽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晉書》中多次記載春秋時節天反常甚至降雪的情況。

如，「武帝秦始七年(271年)五月雪。」「武帝咸寧二年(277年)八月暴寒且冰，河間暴風雪，寒冰，五郡國隕雪傷谷。」「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夏四月，隴西隕霜傷麥。」「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夏四月，八郡國隕霜。」有學者推算，當時的氣溫比現在低2℃－4℃。中原地區尚且如此，北方的天氣更加惡劣。

《十六國春秋》記載：「前燕慕容暐十四年(374年)，八月天降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旅作役者凍死數人，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當時慕容氏活動地區主要在冀南豫北一帶，這段材料充分說明這一時期的寒冷。由於天寒地凍，大量牧草、牲畜都被凍死，住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無法生活，只好向黃河流域遷徙。

從漢末到魏晉，北方南遷的民族人數很多，達到數百萬人。關中地區（今陝西）戶口百萬，其中少數民族佔了一半左右。

少數民族內遷後主要居住在今甘肅、陝西、山西以及河北、遼寧南部的廣大地區。怎樣看待這麼多的少數民族進入黃河流域呢？從經濟發展上看，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就要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適應農耕生活，加速他們的漢化。漢人在與少數民族接觸中，也可以向他們學習，各民族雜居，互相取長補短，有利於民族融合，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作為國家統治者，應該利用民族混雜的實際狀況，推行有利於民族交往的政策，這樣做，有益於民族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

然而，西晉接連不斷的內亂已使統治者喪失了處理內遷民族問題的自信心，他們害怕少數民族內遷威脅他們的統治，所以對少數民族內遷的態度是堅決拒絕，而且要把他們趕出去。早在西晉滅東吳（280年）之後，大臣郭欽就向晉武帝上書，提出要解決少數民族內遷問題，說：「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郭欽的上書，殺氣騰騰，把少數民族視為洪水猛獸。郭欽的建議雖然符合當時朝廷的意願，但真正實施可就困難了。因為這些少數民族經歷了很長時間才遷到內地的，人數眾多，分散各地，與漢族雜處，不可能將他們再遷回。

由於西晉政府不能善待少數民族，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少數民族的強烈反抗，他們不斷起義，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比如匈奴人郝散、郝度元，氐人齊萬年等都是帶領少數民族起義的首領。

而晉王室內部由於爆發八王之亂，兵力分散，鎮壓少數民族起義沒有取得成功，民族矛盾越發尖銳。元康九年（299年），大臣江統寫《徙戎論》，上書朝廷，再次呼籲朝廷把少數民族遷回故地。文章對少數民族持有強烈的偏見，竟然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還說：「關中之八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稱戎狄是「人面獸心」，建議摒除胡人，「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江統的主張和郭欽一樣，代表了西晉朝廷中那些思想頑固的漢人官僚，他們自我膨脹，盲目自尊，用鄙視的態度看待少數民族，其實表現了他們內心很虛弱，很不自信。歷史證明，西晉統治者對少數民族歧視、排斥的態度，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使民族矛盾、社會矛盾激化，後果極為嚴重。

相比較而言，在歷史上，處理民族關係比較好的是唐朝，唐統治者以比較開放的心胸看待民族關係，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樂於與少數民族打交道，政府中有不少少數民族人做官。唐太宗不把少數民族看作異己力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唐朝自身力量強大，社會穩定，他的重要大臣魏徵說「中國既安，遠人自服」，就是這個道理。西晉由於自身不穩定，所以在處理與少數民族關係上顯得很被動，很不自信，然而，當時少數民族的內遷和發展已成燎原之勢，西晉政府想擋也擋不住了。

八王之亂平息後，西晉又有永嘉之亂，以匈奴人劉淵及其子劉聰、劉耀和羯人石勒為主力的反晉武裝不斷向西晉政府發動攻擊，313年，國都洛陽陷落，晉懷帝司馬熾被俘，西晉殘餘勢力又在長安成立小朝廷苟延殘喘。在反晉武裝不斷打擊下，316年，西晉最後一個皇帝司馬鄴投降，西晉王朝終於壽終正寢。

西晉滅亡的啟示

縱觀西晉興亡的全過程，可以發現，西晉由興到亡，猶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馬懿、師、昭父子三人，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曹爽集團，掌控了曹魏大權。為了奪取曹魏政權，司馬懿父子經過16年的拼打，到265年，終於登到了山頂，司馬炎繼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為西晉的開國皇帝，但司馬炎沒有經營好司馬氏的天下，由於選接班人失誤，加之社會風氣敗壞，民族矛盾尖銳，西晉開始走下坡路。西晉衰敗，如同滑坡，速度越來越快，司馬炎之後的三個皇帝，個個短命，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晉帝國。

與強大的漢唐王朝相比，西晉缺少一個較為穩定、連續的統治群體是其短命的硬傷。比如，西漢從漢高祖劉邦中經漢惠帝、呂后、文、景到漢武帝，六七十年間，推行清凈無為的恢復經濟的政策，國家恢復了元氣，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局面，為漢武帝時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唐朝從李淵建國到唐玄宗雖然出現動蕩，甚至武則天還改了唐朝的國號，但是唐朝沒有大亂，根基未動搖，幾代皇帝勵精圖治，持續發展，終於開創了繁榮的開元盛世。

西晉社會腐敗，歷史聞名。腐敗問題歷朝皆有，但像西晉這樣自上而下、大面積的惡性腐敗並不多見。

《晉書·惠帝紀》講到西晉的社會風氣時這樣說：「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所謂「互市」就是交換。權與錢、權與人、權與色、權與所有有用的東西都可以交換，權錢交易，錢能通神，比富炫富，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嚴重腐蝕了社會機體。道德無底線，遊戲無規則，腐敗使西晉到處烏煙瘴氣。

從西晉滅亡中還可得到兩點啟示。

一是民生最重要。

在西晉社會連綿不斷的動亂中，受害最深的還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四處逃亡，大量人口死於戰火或逃難途中。西晉戰亂，究竟使多少人死於非命，無法統計。由於戰亂不已，政府無暇顧及民生，導致保障農業發展的基礎建設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維護，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時，由於災害防禦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衛生預防全無，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破壞程度，人民更加痛苦。據《晉書·五行志》記載，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嚴重缺水，「河、洛、江、漢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黃河、洛河、長江和漢江的水都幹了，可以趟水過河，可見旱到什麼程度。永嘉四年（310年），鬧蝗災，「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馬頸上的長毛）皆盡」。這是說整個北方地區，蝗蟲太多了，不僅草木被吃光，連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這是多麼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貴。

在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和建立晉政權的過程中，許多士人也遭到殺戮，他們自以為參與政治，可以「治國平天下」，到頭來卻陷入了權力之爭的殘酷遊戲。《晉書·阮籍傳》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斷被殺的慘痛教訓，人口大量死亡的悲慘狀況，使他們漸漸清醒起來，他們意識到，人世間最珍貴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貴適宜」，他們逐漸認識到「自我」，產生了與所謂「政治」的疏離感，他們追求屬於自己的生活，張揚個性，珍愛自我，行為舉止標新立異，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魏晉風度」。在文學史上，被稱為「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

總之，在短命的西晉王朝給後人的啟示中，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關注民生，遠離仇殺。

坐觀君：西晉滅亡後，短暫的大一統局面再度喪失，中國再次進入大分裂、大混亂、大動蕩時期。接下來的這段歷史，五胡十六國、南北朝啥的，很多人提起來都是一團漿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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