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戰離合：宋氏三姐妹　攜手難同歸

宋慶齡

01

1937，共赴國難

80年前的7月7日，盧溝橋畔一聲槍響，「七七事變」爆發。蓄謀已久的日本依仗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很快佔領了北平、天津等地，準備吞併中國。此時，汪精衛公開說「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周佛海等人則組織「低調俱樂部」，鼓吹「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蔣介石雖然被迫抗戰，但執行著「戰而後和」的方針，希望跟日本打一打，引起國際社會幹涉調停，最終取得「體面」的和平。一時間，「亡國論」「失敗論」的悲觀論調在國內彌散開來。

宋慶齡與大姐成立婦女抗敵後援會

危急時刻，宋慶齡站了出來。1937年8月，她寫出《中國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我堅決地相信，中國不但能夠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並且能夠而且必須準備收復失地……日本的武力已不過成為一隻紙老虎。」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再加上為國為民盡心儘力，宋慶齡在國人心中地位很高。

正如德國反法西斯女戰士王安娜所言：「千百萬中國人把她當做理想的化身，對她無比尊敬。」她的文章一出，民心士氣為之一振。不久之後，英國工黨代表團來華調查日本侵略的情況。宋慶齡給代表團寫了封信：「儘管日本陸海空軍的技術和裝備遠勝於中國軍隊，但我們知道單憑軍事技術是不能贏得這場戰爭的……中國為了民族生存而抗戰，日本軍國主義決不能奴役像中國這樣偉大的民族。」8月13日，日軍開始大舉進攻上海，企圖攻佔南京，實現「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野心。眼見形勢危急，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先後調遣近80萬軍隊投入淞滬戰場。

在淞滬會戰爆發之前，宋慶齡考慮到上海婦女的愛國傳統，與廖仲愷的妻子、自己的老朋友何香凝一起，準備建立上海婦女抗戰後援會。

此前多年，宋慶齡因為政治分歧以及宋美齡的婚姻問題，與大姐宋靄齡關係冷淡。這一次，她聯絡了宋靄齡，希望大姐能為此做些事情。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林家有說：「其中細節史料上沒有明確記載，從宋靄齡積极參与的結果來推測，她答應得應該很痛快。」幾乎與此同時，南京成立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以下簡稱總會)，宋美齡擔任主席。林家有說：「宋慶齡是孫夫人，又是宋美齡的姐姐，如果以她為全國同類團體的領袖，想必全國上下不會覺得不妥。」但宋慶齡心胸寬廣，很快響應了總會「要求各地和各級組織給予支持」的號召，將上海婦女抗戰後援會改名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上海分會」。分會在宋慶齡、何香凝的領導下保持了組織和活動上的獨立性，從屬於宋美齡主持的總會。

傳記作家陳廷一對這個「以大讓小」的故事進行了戲劇化的描述——宋靄齡先開口了：「你說說這個小妹，咱們成立了婦女抗敵後援會，她又在南京成立個什麼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敵將士總會……自任主席不說，還聲稱她那個慰勞會是全國最高組織，別人建立的組織都得算她的分會，讓跟她聯繫，受她領導。你說這算什麼事？」宋慶齡笑了：「大姐一向不爭這種事的，怎麼今天和小妹計較上了……抗日是全國當前第一位的大事。她身為委員長的夫人，世人矚目，這樣做無形中就是向全國全世界表明中國抗日的決心。」

02

宋美齡與「我的空軍」

1937年10月8日，淞滬前線硝煙瀰漫，中國守軍的陣地上開來一輛軍用運輸卡車。官兵們正在日軍飛機轟炸的間歇搶修防禦工事，並沒在意這輛卡車。然卡車停穩後，走下來的一名中年女性令他們著實吃了一驚：「這不是蔣夫人嗎？！」淞滬會戰期間，宋美齡曾多次赴前線看望抗戰將士，還寫過有關上海戰場的新聞電訊，揭露日軍的侵略惡行、報道中國抗戰的情況。

槍炮無眼，宋美齡在戰火中也曾遇險。10月23日，宋美齡再次乘車到前線慰問官兵，途中遇到日軍飛機的掃射和炮擊。由於道路遭到嚴重破壞，她乘坐的汽車在一個急轉彎處輪胎突然損壞，失控衝進了一條水溝，宋美齡當場受傷昏迷。醒來後，她覺得走路困難，但仍堅持到前線慰問傷兵。慰問結束後，宋美齡接受醫生檢查，發現摔斷了肋骨。「身為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冒著戰火到前線慰問抗戰將士，象徵意義是遠大於實際作用的，對鼓舞軍心很有幫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羅敏說。

1936年，宋美齡成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投身籌備空軍的事業。她不僅憑藉談判中良好的口才訂購了2000萬美元的飛機，還物色到了「飛虎將軍」陳納德。1937年，陳納德初見宋美齡便為其傾倒，在日記中寫道：「她使我無法恢復常態。從那天起，她將永遠是我的公主。」「七七事變」之後，陳納德正式投身中國抗戰，在上海、南京、武漢的上空率隊與日軍作戰。而宋美齡則在美國積極活動，爭取到了100架戰鬥機。

宋美齡對自己在籌建空軍、參與抗戰中發揮的作用感到驕傲。出席重要場合時，她經常穿著旗袍，別上一枚空軍飛行獎章。據宋美齡的侍從官回憶，她喜歡稱國民黨空軍為「我的空軍」。在她晚年的寓所中，一直掛著她在抗戰期間與功勛飛行員合影的巨幅照片。尚明軒認為，宋美齡和宋慶齡1937年的大多數時間雖然不在一處——宋美齡在南京，宋慶齡在上海，但空間上的距離沒有妨礙姐妹團結抗日。1937年，同情中國抗戰事業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夫人，以及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發起組織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以下簡稱「工合」)。「工合」是一個「寓救濟於生產，使中國走上自救之路」的組織，宋氏三姐妹很支持，共同參與其活動。第二年，「工合」總會在武漢成立，宋美齡擔任名譽理事長。沒過不久，中國「工合」香港促進委員會成立，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宋氏三姐妹站腳助威，不僅擴大了「工合」運動的影響，還使得姐妹間的關係更為親近。

宋美齡

03

宋靄齡一改低調，走到台前

「宋家兄弟姐妹6人里，宋靄齡是大姐，對兄弟姐妹有特殊的影響力，但她對政治不是很感興趣，是宋氏三姐妹里政治立場最模糊的一個。」羅敏評價說，「宋靄齡感興趣的是錢，她嫁給孔祥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但是宋靄齡也算得上愛國。雖然孔家在抗戰中有發國難財的負面傳聞，但是宋靄齡支持抗戰的態度基本是明確的。」

宋靄齡婚後便返回孔祥熙的山西老家，過著相夫教子的生活，很少拋頭露面，一心想著如何經營家族財富。不過，「七七事變」後，她一反常態地投身到抗戰中。除了和兩個妹妹共同參與抗戰團體和活動，她還拿出了自己最愛的錢。當上海戰雲密布時，宋靄齡常到醫院，詢問紅十字會的醫療工作是否準備周全。當時，輿論普遍認為紅十字會有國際背景，日軍對醫院不敢有過分的動作，因此紅十字會的人回答宋靄齡說：「萬事周全，請孔夫人放心。」但是，隨著戰事越發激烈，上海的醫院很快受到波及，陷入了極度擁擠、缺醫少葯的困境中。

宋靄齡出資設置了傷兵醫院、兒童醫院，她還自掏腰包購買了3輛救護車和37輛軍用卡車，以解燃眉之急。駐紮在上海的軍隊也收到了宋靄齡的慰問品，當幾輛裝滿汽油的卡車開到陣地時，軍官們很是意外：深居簡出的孔夫人居然深知汽油在戰爭中的重要性。

然而，隨著戰事的深入，「靦腆」的宋靄齡也走到了台前。1937年10月底，上海的婦女團體在國際飯店招待在滬的各國婦女領袖。在招待會上，宋靄齡用流利的英語致詞，呼籲世界各國的婦女「主張公道正義，保衛世界和平」。第二天，她來到金陵廣播電台，破天荒地做了一次廣播演說，譴責對日本侵略中國有利的《九國公約》。當時的報紙對這次演講進行了報道，題為《孔夫人對美人士作廣播演講》。除此之外，宋靄齡還漸漸地開始參與義賣、推銷戰時公債等活動。

宋靄齡

「1937年，正值外敵大規模入侵、國難當頭之時，宋氏三姐妹暫時拋開政治分歧，一起加入了抗日救國的行列，既各顯其能，也相互扶持。但是，她們的關係是微妙並且複雜的，即便在十四年抗戰期間也是如此。短暫的重歸於好之後，她們很快又走上了岔路。想要真正理解她們，還要往前看、往後看。」林家有說。

04

1931~1936，從天涯到咫尺

裂痕

姐妹間出現裂痕，是在上世紀20年代。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決定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追隨者，宋慶齡毫無保留地表示支持，但是宋美齡不贊成。為此，兩人發生過爭論，很長一段時間互相不說話。

孫中山去世後，1926年末到1927年初，宋美齡隨母親到武漢住了一段時間，得以和宋慶齡團聚。在武漢，宋美齡與蘇聯顧問鮑羅廷有過幾次談話，對共產主義理念非常排斥，由此與堅守三大政策的宋慶齡越走越遠。

就在此時，蔣介石開始向宋家靠近。他曾對人說：「我現在有了地位，但缺少聲望，所以我要和總理（即孫中山）身邊的人多走動走動。」追求宋美齡是他接近宋家最好的辦法。宋美齡對蔣介石有好感，但宋慶齡考慮到蔣介石可能背棄孫中山的遺志，叛變革命，同時認為他的人品也不好，表示了反對。這時，一向低調的宋靄齡出面了。1926年底的一個夜晚，宋靄齡在江西九江江面的一艘小船上，與蔣介石密談，表示支持他和小妹交往。林家有說：「宋靄齡考慮的是孔家的商業利益。她相信蔣介石日後必能飛黃騰達，因此選擇站在蔣介石一邊。這就使她與宋慶齡的關係出現了問題。」

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促使姐妹三人加速做出選擇。宋慶齡對蔣介石深惡痛絕，宣布退出國民黨中央，與蔣介石決裂。宋美齡從上海來到武漢，希望說服二姐改變立場，被斷然拒絕，兩人不歡而散。8月，宋慶齡在憤怒和失望中離開中國，前往蘇聯和歐洲，開始了獨立的政治活動。4個月後，宋美齡與蔣介石成婚。

雖然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但宋慶齡不時流露出對姐妹親情的眷戀。她常和人說：「美齡很聰明，拉丁文學得比我好，在音樂上也很有天賦，鋼琴彈得特別好……我們一起說政治往往不歡而散，我們完全是為了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分開的。」宋美齡的態度也很矛盾、微妙：一方面她沒做過破壞私人感情的事，另一方面又對二姐堅決反對蔣介石很不滿意。漸漸地，兩人關係越發冷淡，基本上斷絕了往來。宋美齡偶爾寫信問候也只談私事，不談政治，有時候還由秘書代筆。宋靄齡已經隨丈夫孔祥熙站在了蔣介石一邊，與宋慶齡的關係同樣疏遠。「這段時期，她們的裂痕是因為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隨著宋慶齡的出走，三姐妹在空間和內心的距離都到了最大。」林家有說。

重聚

1931年，對於宋家和中國來說都不太平。那年夏天，中國發生了大面積水災，財政部長宋子文焦頭爛額，正在全力「剿共」的蔣介石給他發來成堆的電報，要款催糧。7月23日，宋子文接到噩耗：母親倪桂珍在青島病故。據說，宋子文當時曾問給二姐的電報發出去沒有，在得到「大姐不讓發」的回答後，和宋靄齡吵了起來，堅持要通知宋慶齡回國奔喪。8月13日，宋慶齡從歐洲回到上海，隨後她參加了母親的葬禮，宋家兄弟姐妹時隔多年得以重聚。對於宋慶齡的到來，蔣介石心情複雜。「一方面，他對宋慶齡常年反對自己的態度懷恨在心，另一方面，又得到了顯示自己與孫夫人是親屬的機會。」尚明軒說。然而，就在宋慶齡「因母喪回國，暫時擬留滬休養」時，蔣介石下令逮捕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宋慶齡幾番努力，終於在獄中見到了鄧演達，並承諾設法營救。消息很快傳到了蔣介石耳朵里，他的侍衛長跑來質問安排宋、鄧會面的中央軍人監獄的監獄長鬍逸民。胡逸民說：「這是孫總理夫人自己要求的，你敢不讓她見？」

蔣介石深恐夜長夢多，密令戴笠將鄧演達「斬決報來」。恰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拉開帷幕。迫於壓力，蔣介石暫時「下野」，但「下野」前還是殺害了鄧演達。這對宋慶齡刺激很大，她發表了《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宣言，痛陳蔣介石專制獨裁，聲稱國民黨已經「滅亡」。隨著這份宣言，三姐妹關係再次受到影響。

短短一個多月後，1932年1月28日，日軍對上海發動突襲，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兩天後，宋慶齡來到十九路軍的前線指揮部慰問，她說：「你們抗戰的槍聲一響，海內海外，男女老幼，都覺得出了口氣！億萬同胞聲援你們，支持你們！」此後，宋慶齡冒著炮火多次來到前線慰問將士，呼籲社會各界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軍抗戰。

宋慶齡口中的「億萬同胞」也包括自己的大姐宋靄齡。面對裝備先進的日軍，十九路軍損失很大，上海的醫院已經收容不下傷兵，宋靄齡和宋慶齡姐妹倆緊急籌辦了兩所臨時醫院。在她們的帶動下，上海各界人士紛紛出資，資助或籌辦醫院。年初的上海天氣陰冷，宋靄齡和宋慶齡又發動民眾縫製棉衣，幾天之內，數萬套棉服就送到了將士們手中。當時，上海的報紙曾以《孫宋慶齡夫人孔宋靄齡夫人與蔡廷鍇將軍在前線》為題，報道了姐妹倆攜手抗日的故事。眼看姐姐們為抗戰奔忙，宋子文也豁出老本兒，把自己屬下的精銳部隊稅警總團拉到了上海前線，還親自頒發了作戰命令。在抗戰初期，宋家成員的關係出現了一線緩和的曙光。

大義

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抗戰，但蔣介石仍沒有改變對日妥協的態度，最終和日本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1935年夏天，國民政府又與日本簽訂了《何梅協定》，華北告急。這年秋天，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一直和中共保持著聯繫的宋慶齡得到這個消息很興奮。當天晚上，她「一反往常的文靜儀態，左手拿著一瓶香檳，右手拿著一瓶白蘭地，端莊的臉上泛著紅暈」，來到紐西蘭朋友路易·艾黎的住所，為紅軍的勝利乾杯。

面對全國上下要求抗日的浪潮，蔣介石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越來越困難。於是，他耍起了新手段——與中共談判，企圖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為了與中共「打通關係」，蔣介石派出幾路人馬，宋子文便是其中一路。他第一時間想到了二姐宋慶齡，請她代為聯繫。宋慶齡雖然與蔣介石決裂，但是認為這個做法符合民族利益，欣然同意幫忙。1936年初，宋慶齡托中央特科的董健吾將一封用火漆印封的親筆信送往陝北，交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手中。董健吾到陝北後，幾經周轉拿到回信，回上海向宋慶齡復命。宋慶齡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望，為中共、為國家和民族做了很多事。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她努力在國共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然而，1936年12月12日，在各方均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正在西安督戰的蔣介石，「西安事變」爆發。這是抗戰的轉折點，也是宋氏三姐妹由分到合的重要節點。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宋美齡「一下子暈了過去」。在南京國民政府內部，何應欽等人蠢蠢欲動，希望借討伐張、楊除掉蔣介石。事變發生後，孔祥熙急忙找到宋慶齡，希望她在一份譴責張、楊，要求無條件釋放蔣介石的聲明上簽字。宋慶齡搖了搖頭，孔祥熙大吃一驚。埃德加·斯諾在《復始之旅》一書中提到了宋慶齡拒絕的理由：「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甚至還會走得更遠！」孔祥熙聽罷無言以對。

第二天，平靜下來的宋慶齡把密友鬍子嬰請來家中。鬍子嬰原以為蔣介石被扣押，宋慶齡會很高興，沒想到她說：「能陪我去西安嗎？」鬍子嬰問：「去西安幹什麼？」宋慶齡解釋說：「去勸張學良放了蔣介石。現在何應欽他們唯恐中國不亂，如果蔣介石被殺，勢必爆發內戰，日本就有機可乘。」後來由於何應欽準備轟炸西安，宋慶齡前往西安的計劃未能成行。

宋美齡急於救出蔣介石，卻不知道中共的態度。她硬著頭皮讓宋子文找宋慶齡，想通過二姐探聽中共立場。宋慶齡將宋美齡的話轉達給了潘漢年：「美齡願出五萬銀洋，保住蔣介石的性命。」潘漢年笑言，蔣介石的人頭何止值五萬銀洋，接著又說：「您告訴宋美齡，我們願意和平解決問題。您勸勸她，派人到西安和張、楊以及我們商討解決辦法。我願意到南京，見她和宋子文。」隨後，潘漢年前往南京，轉達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誠意。有了信心的宋子文和宋美齡先後赴陝，最終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

在「西安事變」中，宋慶齡不計前嫌，讓宋美齡非常感動。她說：「二姐深明大義，不計榮辱恩仇，美齡甚為欽佩！」「在抗戰前6年里，宋氏三姐妹有過共同對敵的合作，政見分歧帶來的隔閡也一直存在。宋慶齡堅持全民族共同抗日，宋靄齡、宋美齡在歷史的緊要關頭還算識得大體。「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關係緩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三姐妹的關係也漸趨好轉。」林家有說。

05

1938~1945，共國難易，同勝利難

攜手

淪陷前的香港，是一個國際化港口，免於戰火紛擾，又能連通國際社會和中國大陸。姐妹三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來到這裡，繼續抗日救亡工作。

最早來到香港的是宋慶齡。1937年12月，她在日軍攻佔上海後轉移至此。不久武漢失守，宋靄齡也撤到了香港。1940年春節過後，宋美齡因治病從重慶來到香港，住進了宋靄齡家中。沒多久，宋慶齡也搬了過來。這次團聚，三姐妹只是回憶親情、閑話家常，並一起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三姐妹身穿中式旗袍，出席了一個集會，宣布成立宋美齡領導的全國性組織「傷兵之友」的香港分社。三姐妹都發表了講話，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團結之意。

首先發言的宋美齡讚揚宋慶齡「通過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以下簡稱『工合』)為救助戰爭災胞所做的工作」，提出由保盟對「傷兵之友」香港分社的財物賬目進行審計。她的講話贏得了長久的掌聲，因為此前國民政府對保盟和「工合」採取迴避態度。緊接著發言的宋慶齡熱情地回應，提出香港分社應由組織才能卓越的大姐宋靄齡擔任主席。最後發言的宋靄齡並未多談自己的付出，只是稱讚兩個妹妹對抗戰的貢獻，表示今後要多做工作。

對「傷兵之友」活動的積极參与，是三姐妹在整個抗戰時期政治上最融洽的表現之一。這種融洽延續的產物，是她們在3月31日聯袂踏上了前往陪都重慶和四川省會成都的征途。

在長達７個星期的旅行中，宋氏三姐妹同出同歸，以女性特有的堅韌，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孤兒院、醫院、工廠、學校、機關，以及遭日本轟炸的災區。大量照片記錄下了她們的身影：在集會上鼓舞士氣；在防空洞的燭光下擠在一起商討形勢；像母親一般擁抱著孤兒，把臉貼著他們的臉；小心翼翼又保持風度地走過一片被轟炸過的廢墟……一位外國記者感慨道：「我們知道，在中國的這種旅行，人們要住當地的伙鋪，挨臭蟲咬、蚊子叮。你當然認為，例如孔夫人(宋靄齡)，她是受不了的……但是她卻能吃苦耐勞。她們姐妹全都吃苦耐勞。她們在這次最艱苦的旅行之後，在成都的一次空襲中還露出了笑容，可想而知她們是人們心目中出類拔萃的人物……」

1940年4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邀請三姐妹發表廣播演說，向美國播出。她們分別用英語呼喚國際社會的支持：「成千上萬的和平居民喪失了他們最後的一點東西，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當我向美國講話時，我感到並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國的朋友們講話。」「我所說的話，是要請一切愛好自由的人們知道中國應該立刻得到正義的援助。」「太平洋和世界的未來歷史必然會變樣，因為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已經拿起武器，為自己的自由、為你們和全人類而戰鬥。」廣播演說後的第二天，紐約州立大學就有上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戰。

這些行走在硝煙中的婉約身影，構成了抗戰期間宋氏三姐妹親密情感與團結行動的最高潮。

離心

在一次宴會上，蔣介石對宋慶齡格外殷勤，不僅親自夾菜，還不時小聲說幾句關切的話語，以示親密。但宋慶齡在發言時仍提出兩點希望：一是希望國民大會儘早召開，二是希望憲政儘早實施。這兩點都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努力推動的大事。

在隨後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報道中，蔣介石的出席被大肆渲染，宋慶齡的講話隻字未提。宋美齡看了報道後大為惱火，痛罵中央通訊社，反而宋慶齡並未計較，還是抱著鞏固統一戰線、促進全國抗戰的願望，繼續作鼓舞士氣的工作。不過，蔣介石的小動作的確讓宋慶齡想起了姐妹親情之外某些不和諧的東西。「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願望到重慶來了，但這裡並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著我，不像在這裡，當展品。」話雖委婉，傳遞的意思卻清晰明了。

宋慶齡心中「更有益的工作」是指通過由她一手創立的保盟，向中國戰地提供救濟和援助，特別是援助在敵後開闢游擊區的中共。當時，中共領導的部隊屬於統一戰線，但蔣介石心懷鬼胎，明裡暗裡阻撓中共部隊的軍需供應。

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化舞台，宋慶齡不遺餘力地宣揚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活動。她與美國駐華助理海軍武官卡爾遜進行了一次長談，並因「沉靜中顯得很美麗」「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愛」，給卡爾遜留下深刻印象。談話一結束，他就寫了一份報告呈遞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她(宋慶齡)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孫博士三民主義的真正的擁護者……她也認為——同我談過話的大多數外國人也這樣看——八路軍所創造的進行抗戰的模式是惟一能使中國取勝的模式……」

幾乎在每一次公開講話中，宋慶齡都不忘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國的游擊隊戰士們，因為「在中國的最大部分的日軍不是在前線上跟我們的國軍作戰，而是在徒費氣力，鎮壓成千成萬的、在所謂佔領區內長成的游擊隊伍所組成的人民軍隊」「這些英雄們不僅是用老式的步槍、有限的彈藥、土製的手榴彈、鐮刀、刀劍、棍子和拳頭，在跟具有各種現代戰爭的技術裝備的敵人作戰……他們不僅為著中國的解放而鬥爭，而且也為著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鬥爭」。在一份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密報中，宋慶齡被形容為「一個住在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女黨員」。

這些行為和言論自然令蔣介石很不滿。「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宋美齡的反應，但不難推測，她好不容易與二姐修復了關係，此時夾在其中，日子並不好過。但在民族大義面前，姐妹間還是盡量放下矛盾，攜手抗日。1940年5月回香港時，宋慶齡是『謝絕』了大姐和小妹的極力挽留。雖然離開了重慶，但是大家一同為抗日出力，姐妹間的關係表面上還算融洽。」

殊途

「皖南事變」的發生，使得三姐妹儘力維持的關係受到了巨大衝擊。1940年底，正值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總參謀長的名義致電八路軍和新四軍，要求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1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中共顧全大局，表示了讓步，答應將駐紮在皖南的新四軍先開赴到長江以北。

然而，蔣介石對中共的讓步置之不理，命令上官雲相等人「解決」皖南的新四軍。1941年1月，北上途中的新四軍遭到國民黨8萬多人的突襲，損失慘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犧牲。「皖南事變」震驚了世界，中國又一次走到了內戰的邊緣。

「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嚴密封鎖新聞消息，並誣衊新四軍是「叛軍」。宋慶齡聞訊很快做出反應，聯合何香凝、柳亞子等人，起草了一封致蔣介石的公開信：「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鬩牆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之勢難保持。」蔣介石深知這封公開信發表的結果，緊急命人扣下，不準發表。最終，宋慶齡以釋放葉挺為條件，答應不發表公開信。蔣介石這才鬆了一口氣。

事變發生時，宋美齡恰好在香港，那一次足足待了4個月。這與抗戰期間，她前三次到香港只待一個月左右，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有學者認為，宋美齡對蔣介石的做法不滿，對宋慶齡深感內疚，以滯港不歸的方式，宣洩自己的情緒。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為宋氏姐妹緩和關係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香港被日軍侵佔，宋慶齡退到重慶，再次與姐妹重聚。起初，她不得不暫住在姐姐靄齡家中——這也是國民黨當局的要求。親人雖在身邊，但家卻不再是舒適的家，而是「鍍金的、嚴實的『籠子』」。「在這個『籠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見她要見的朋友。」宋慶齡摯友愛潑斯坦說。

在這一時期，宋氏三姐妹共同參加了一些官方活動，但一起露面的次數明顯減少。「姐妹表面上的團結維持住了，但再不是抗戰前期的通力合作。此後，她們被迫各行其道，宋美齡投身於戰事外交，1942年訪美大獲成功；宋慶齡從事保盟的救濟工作，支持中共的抗戰。到了抗戰後期，形勢漸趨明朗，她們姐妹的政治分歧隨著國共分歧的加劇而凸顯。我們再看不到宋美齡公開稱讚二姐的救濟工作，宋慶齡也在很多事情上對小妹頗有微詞。」尚明軒感慨道。林家有則認為，自「皖南事變」到宋氏三姐妹在重慶相聚的這段時間，她們的關係不算和諧，只能說是「迴光返照」。

1944年夏天，宋美齡被皮膚病所苦，同姐姐宋靄齡一起去里約熱內盧度假，後又前往紐約求醫，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才回國。這一時期，宋氏三姐妹中只有宋慶齡留在國內，繼續工作，並時不時地公開表達對蔣介石的不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經過14年的浴血奮鬥，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此後幾個月，是舉國同慶之時，也是三姐妹最終分道之時：宋慶齡多次和到重慶參加談判的毛澤東、周恩來會面，討論勝利後的局勢和中國的未來；宋美齡則隨蔣介石到處做勝利視察，享受當下的榮光；宋靄齡離開政治前台，退回幕後，盤算著如何再幫家族大撈一筆……1945年12月，宋慶齡離開重慶，返回上海，繼續支持民主進步力量；宋靄齡退歸孔家，宋美齡則在第二年隨蔣介石回到南京。姐妹再次分別，漸行漸遠……（摘自《環球人物》　文/李靜濤、鄭心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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