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報636期：蔣經國的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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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5日晚10時，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時，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華盛頓的專線秘密電話。這位特命全權大使於是奉命在凌晨三點的時候，撥通蔣經國助手宋楚瑜的電話，說是有緊急公事，必須立即面見「總統」。來自華盛頓的消息說，卡特原定在中美建交公告發布之前的兩小時通知蔣經國，因為幕僚的反對，卡特才決定：提前7個小時通知。蔣經國只得在半夜爬起來會見了安克志大使。臨別時，安克志大使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要求，請求蔣經國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點之前，暫時不要對外泄漏這一消息。蔣經國強忍著怒氣，始終不肯答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九點鐘（台北十六日上午十時）卡特上電視宣布和中共建交前，安克志大使（圖左，本報資料照片）接獲國務院急電，訓令他立即求見蔣經國（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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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自述中回憶年少時其父蔣介石對他讀書的指導：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民國11年，父親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還寫信告訴我說：「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不久又來信叮嚀地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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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回憶說：我回國以後（指1937年從蘇聯回國），父親又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偶或因我報告身體有病，父親回信就說是我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為那書裡面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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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東方雜誌》專門設計農民狀況調查號，發表各地農民狀況的調查和評論文章。第一篇文章題為「農民問題與中國之將來」，一針見血地說，「土地問題與農民經濟問題，為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但土地問題在農民問題中卻比農民經濟問題更佔主要的地位。……所謂農民運動與農民革命，幾乎是專指土地運動與土地革命而言」。文章預言：「中國農民現在受了四方八面的逼迫，生活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再要不改革已是不可能，中國如果革命，那一定是由農民問題促成的，是因為農民的要求而革命的。」明確指出中國一定會發生農民革命或土地革命。這個預言不久就成為事實：國共決裂之後，被迫上山打遊記的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開始建立根據地並實行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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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意圖從改變中國人日常生活習慣入手，增進民眾道德，從而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新生活運動開始前不久，蔣介石就已經開始強調生活習慣的重要性。如果中國人不能做好基本生活，「外國人要把我們當作野蠻民族，格外要來欺侮，壓迫我們！」 新生活開始後，蔣介石還經常用外國人的評判來強調生活習慣的重要：「比方講，禁止隨地吐痰，就是新生活運動第一件要緊的事情。這件事已成中國人普通最不好的習慣，實在是最容易傳染疾病，最妨害公共衛生，也是最為外國人看中國人不起的事情。我們提倡新生活，就是要先將這一類看似甚小而關係很大的不好事情改良。」

1941年2月，蔣介石（右三）及夫人宋美齡（右四）在重慶參加新生活運動七周年晚宴上與社會各界賢達帶頭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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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宣傳新生活運動的民眾大會上說：我們國家何以要被外國人侵略壓迫？我們民族何以要被外國人輕視、欺侮？何以我們中國人比不上外國人，要被外國人目為野蠻？我們個個人都應當要自己反省。首先從自己本身來看，我們的體格和精神是不是比得上外國人？是不是和外國人一樣高大，一樣強壯？再看我們一般同胞的智識、行動是不是和外國人一樣懂規矩？是不是和外國人一樣，一舉一動都能循規蹈矩，有禮守法？是不是事事物物都和外國人一樣有條有理，清潔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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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畫家吳冠中在晚年時，其作品動輒以百萬、千萬元的高價在拍賣市場上成交，對此吳冠中深惡痛絕。他曾多次炮轟「美協」和「畫院」的僵化體制，甚至將過熱的藝術市場比作「妓院」。他曾對賈方舟說起，「我現在就是一塊唐僧肉，誰都想吃一口。」而半個世紀前，他回國後的夢想是「能像唐僧一樣，安靜地譯經」。 晚年，他向故宮、中國美術館等捐贈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簡單的兩居室單元內，三個兒子無一人學畫。

在保利香港2016春拍上，吳冠中作品《周庄》以2.36億港元落槌，不僅創造了其個人作品的拍賣紀錄，同時刷新中國現當代油畫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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