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比使館組織黨員參訪沙勒羅瓦勞動大學

中國駐比利時大使曲星在埃諾省、沙勒羅瓦市相關領導及勞動大學負責人的陪同下參觀勞動大學

國際在線報道（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 史靖洪）：「七一」前夕，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全體黨員、駐比中資企業黨員及留學生代表70餘人前往位於埃諾省沙勒羅瓦市的勞動大學，探訪開國元勛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這裡留下的足跡。中國外交史專家、中國駐比利時大使曲星現場講授了題為《勤工儉學 復興中華》的黨課，引起在場聽眾的思考與共鳴。

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學校

6月26日，在埃諾省、沙勒羅瓦市相關領導及勞動大學負責人的陪同下，中國駐比利時大使曲星帶領使館全體黨員、駐比中資企業黨員及留學生代表一同參觀了勞動大學。

沙勒羅瓦勞動大學創立於1903年。主校區內，幾幢紅磚大樓外表的斑駁痕迹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勞動大學圖書館管理員維利?普塞爾介紹說，學校的主樓建於1911年，聶榮臻、劉伯堅等老一輩革命家當年在此上課。

當記者走進主樓時，驚奇地發現第一層居然是一個寬敞的車間。據普塞爾介紹，車間里擺放著所有專業需要的各類機器，甚至還有飛機的模型。裡面還陳列著上世紀20年代的各類發動機，供學生了解發動機的發展變化。他還說，車間里原來還有一個小型發電廠，不僅能幫助學生了解發電的原理，產生的電力還可供教學樓使用。

主樓大廳里有一座特別的鑄鐵雕像，塑造的是一位冶金工人的形象。他的頭微微右偏，身著工裝，頭戴護目鏡，手持鐵鉗，身體強壯，神情剛毅。這樣的雕像在上世紀初實屬罕見，充分反映了勞動大學的與眾不同之處。沙勒羅瓦是著名的煤炭產地。20世紀初，這裡的冶金業、玻璃製造和電力工業已經相當發達，被稱為三大支柱產業。勞動大學當時就設有鑄鐵工藝專業，教授學生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鑄鐵工人或工程師。主樓大廳的大型鑄鐵吊燈及走廊的鑄鐵壁燈都反映了沙勒羅瓦高超的鑄造工藝。

說到勞動大學，就不得不提該校的創始人、學校董事會董事長保羅?帕斯圖爾（1866－1938年）。他是比利時工人黨（後改為比利時社會黨）成員，也是埃諾省議員。帕斯圖爾的辦公室如今已成為該校的一方「聖地」，只對非常重要的客人開放。記者在參觀這間辦公室時發現，茶几上擺放著兩盞礦燈。原來，帕斯圖爾的父親是一名煤礦工程師，對工人的生活非常了解。在19世紀末期，比利時工人的生活非常艱苦，有很多童工在煤礦工作。受父親的影響，帕斯圖爾對工人懷有一種天然的同情心。他認為，如果工人沒有知識、沒有技術，是無法改變處境的。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帕斯圖爾和朋友們合作創辦了一所這樣的學校。

沙勒羅瓦勞動大學和傳統意義上的大學非常不同，其辦學目的是讓工人享受到儘可能多的教育。學校主樓上鐫刻的「讀書和欣賞、觀看和模仿、思考和工作」充分反映了勞動大學的辦學理念。這一學府不僅向學生傳授知識，還要求學生進入車間學習實用技術。大學下設培養高等技術人員及工程師的工業高等學院和培養初中生的技術學校。聶榮臻當時就在工業高等學院就讀。

到上世紀20年代，勞動大學已發展成為一所擁有約3000名學生的技術院校，在歐洲地區享有廣泛聲譽，同時引起了中國教育界的關注。1928年出版的《中法教育界》刊有題為《中比教育運動導言》的文章。其中寫道：「比國曉露槐（即沙勒羅瓦在當時的音譯）有工業大學，於工藝之理論與實習，兩者並重，班次林立，設備極優，最宜於勤工儉學生之練習，亦宜於高深工學之深造。」

曲星大使親自講授題為《勤工儉學 復興中華》的黨課

努力救國的中國留學生

結束對勞動大學的參觀後，曲星大使在該校已有百年歷史的階梯教室為大家講授了題為《勤工儉學 復興中華》的黨課。曲星曾長期在中國外交學院執教，擔任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兼博士生導師，主要講授《當代中國外交》和《中法關係史》等課程。

曲星先介紹了晚清時代「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的官派留學情況，然後重點介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勤以做工、儉以求學」的留學高潮。他說，在上世紀20年代初，受一戰華工經歷的啟示，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並催生了里昂中法大學這所特殊的學校。在這期間，約有2000名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其中大約有十分之一轉到比利時學習，沙勒羅瓦勞動大學成為是接受中國留學生較多的學校之一。由於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大多數留歐學生都在思考和探索什麼樣的道路能夠救中國。在比留學生先後參加了兩場救國運動。

第一場是「修約外交」。一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希望修改或者廢除過去和西方列強簽署的不平等條約。1865年簽署的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條約》就是其中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賦予比方單方面的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權、設立租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並且規定條約修改只能由比方動議，否則條約延期十年。1926年中國政府提出修改此約，比方反對並將中國訴至海牙國際法院。同年6月15日，勞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髮表了《為廢除中比不平等條約告國人書》。10月，留學生三次在布魯塞爾市中心舉行遊行示威，向比利時外交大臣遞交請願書，甚至有學生在市中心有軌電車的線路上卧軌以吸引社會關注。一名卧軌學生遭拘捕後在獄中表示：「吾輩為國犧牲，無所顧惜。惟望國內人士努力奮起，救我族種，挽我國權，我等雖粉身碎骨亦不辭也！」同年11月6日，當時的北京政府發布命令，宣布廢除中比條約，這是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單方面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應該說，留比學生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場是「庚款留學」。比利時雖未參加八國聯軍，但因「損失」獲得庚子賠款總額1.8854%的賠償，計為白銀848萬兩，中方需38年付清，含利息共計1852萬兩。1920年，蕭子昇、褚民誼來比，與勞動大學校長耶諾（James Hiernaux）商定，按中法大學模式建立中比大學，促成比利時政府退還庚子賠款用於辦學。此提議獲得比議員、前教育大臣德斯特雷的大力支持，並在當地報刊發文《中國與吾人》。後來，中國政府籌款10萬法郎匯至沙勒羅瓦，建立了中國留學生宿舍，史稱「中比大學」。勞動大學的52名中國學生聯名向比政府遞交請願書，歷陳退款（時值44987萬法郎）之必須。1927年中比終於達成協議，經過複雜的銀－法郎－金法郎－金－美元轉換，中國在遭受了巨大損失後，中比「庚款委員會」獲得125萬美元的退款，其中有60%用於中比教育事業，40%用於中比衛生慈善事業。而60%的退款中用於支付庚款留學的只有20%，計25萬美元。但就是這25萬美元，在1929至1934年共資助了85位中國學生赴比留學，其中就包括後來的著名畫家吳作人。留比學生為庚款的退還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

中國留比學生向曲星大使提問

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在沙勒羅瓦勞動大學的眾多中國留學生中，新中國的開國元勛、名列十大元帥之一的聶榮臻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

「五四運動」時期，聶榮臻因參加家鄉學生愛國鬥爭，遭到反動軍警的抓捕。為了避開眼前的危險，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心懷「實業救國」大志的聶榮臻於1919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並積極投身留法學生的革命運動之中。1922年，聶榮臻轉赴沙勒羅瓦，成為勞動大學化學工程系學生的一員。他當時住在離學校兩三公里外的一個普通居民家裡，由於受到比利時工人黨的資助，他不必依靠打工維持學業。

當時，勞動大學成為中國留學生五大思潮交鋒的重要場所。這五種思潮分別是共產主義、三民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公教主義。

三民主義派由追隨國民黨的留學生組成，在歐總負責人是王景歧（後來成為駐比公使）。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來的共青團）中的80餘人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延伸到國外的典型事件。

國家主義派以曾琦和李璜為代表，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當時在留學生中頗有影響。他們主張國家至上，無條件支持北洋軍閥政府，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聯和「十月革命」，反對國共合作，辦刊物《醒獅》闡述觀點，故又被稱為「醒獅派」。

無政府主義派以李石曾、吳稚暉為代表，主張個人絕對自由、個性徹底解放，反對任何束縛，主張由工團聯合取代國家機器，必要時可採用暗殺等暴力手段，組建「工余社」，出版《工余》雜誌。因中比大學由李石曾創辦，勞動大學因而成為「無政府主義」影響中國留學生群體的重要基地。

公教派的代表是神父雷鳴遠。他主張「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在比利時魯汶大學成立了「中國之家」，指望上帝能救中國。

共產主義派的代表人物是劉伯堅、熊味耕、何長工、聶榮臻和江克明等人，中共旅比黨團支部就設在勞動大學。周恩來1924年春曾來到沙勒羅瓦勞動大學，給數十名留學生講形勢，作報告。

曲星強調，當時的留學生們不論信奉什麼主義，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要去除，不平等條約要修改，中國社會制度要變革，中華民族要復興，在愛國主義運動上各派學生都協作行動。但在各個派別中，只有共產黨人有遠大的政治理想，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嚴密的組織紀律。因此，共產黨能在各種不同的學說交鋒中越來越強，並最終取得政權，帶領中國取得今天的成就，絕不是偶然的。

曲大使還向大家朗讀了聶榮臻在勞動大學留學期間所寫的家書以及他的回憶錄中的部分內容。曲大使最後動情地說，看看今天中國的發展和在國際上的地位，再回想一下當年中國任人宰割的屈辱和悲慘局面，怎麼能不為中國共產黨而自豪，怎麼能不為中華民族的進一步復興而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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