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的西洋傳教士與澳門

明清時期的澳門，是天主教在東方的傳教中心，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活動的發展，與澳門有莫大的關係。本文關注的是：康熙一朝61年間，清廷與西洋傳教士的關係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澳門的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一

西方天主教自明末經澳門傳入中國後，其發展幾經挫折。但明清兩朝的鼎革，卻沒有給它帶來意料之中的衝擊。新入主中原的滿族統治者，以寬容的態度接納了不久前還在明廷中獲得恩寵的傳教士們。順治帝福臨命傳教士湯若望掌管欽天監，賜號「通玄教師」。傳教士出入宮廷，結交權貴，傳教事業有較大發展。

但福臨倚用湯若望等人修訂「時憲歷」，也引起某些守舊人士的不滿。順治末年，有新安衛官生楊光先等上書，指責傳教士湯若望等造歷謬誤，福臨不納。然而一旦福臨逝世，傳教士在中國的合法地位立即面臨了嚴峻挑戰。

順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玄燁即位，年僅8歲，由鰲拜等四大臣輔政。政治氣候的變化，使楊光先認為有機可乘，於康熙三年（1664）七月向禮部呈《請誅邪教狀》，更加激烈地攻訐湯若望等傳教士勾結澳門葡萄牙人，圖謀顛覆清朝：「假以修歷為名，陰行邪教」，「已在香山嶴（即澳門）盈萬人，踞為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要求將湯若望等「依律正法」。鰲拜等四大輔臣對曆法一竅不通，對福臨重用西洋人則抱有敵意，聽信楊光先等人訐語，將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及贊成西洋曆法的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等人下獄。

是年冬，禮部和刑部會審此案。楊光先所控雖屬捏造，仍勝訴。而有清一代第一場禁教風波隨之掀起。

康熙四年（1665）正月初九日禮部、吏部在密本中建議：湯若望所在教堂應拆毀，因系欽賞銀兩建堂，又賜有牌文，故留敕建教堂，僅毀天主畫像。利類思等所在教堂，系欽派佟吉購房新建，亦應將利類思所在教堂，以及阜成門外教堂，均交工部拆除。教堂內所有天主教經卷、畫像、《天學傳概》書版，俱應焚毀。至於入教人等，既奉旨免於查議，應將其所發銅像、綉袋、書籍等物，收繳禮部銷毀。在外省的教堂、堂內之物，應敕交各該督撫查收銷毀。[1]

密本中所指湯若望教堂在北京宣武門內順城街，明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始建教堂於此，至清順治七年（1650）湯若望在其舊址改建大堂，名「無玷始胎聖母堂」。後稱南堂。利類思、安文思二人於明末入華傳教，清初被從四川擄至肅王府當差，形同罪奴。因行為端正、言語得體，漸得信任。隨即在滿人中佈道，聲望日隆，終得福臨信任，召入宮廷任職，並於順治十二年（1655）欽賜教堂於今王府井大街中段路東，本名聖約瑟教堂，即後之「東堂」。順治十七年（1660），湯若望在福臨賜與他的塋地上建一聖母小教堂。其地位於阜成門外滕公柵欄，自明末起這裡便作為安葬傳教士的墓地。密本中所謂「阜成門外教堂」當指此。

此後不久，清廷分別叛處湯若望等人凌遲、斬首、流徙。適逢北京發生強烈地震，京師人心恐慌，認為是刑獄不公，上天示警所致。經玄燁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預，湯若望等傳教士倖免於死，而禮部、吏部請將京師兩座教堂「交工部拆毀」的建議也未獲批准。儘管如此，清廷並未消除對各地傳教士的疑慮，因湯若望供詞中有「在各省教堂之西洋人亦皆布教納徒」語，禮部、刑部遂題請密敕各省督撫，將在省之傳教士拿解到京，交刑部議罪。尋奉旨：「在省之西洋人，著免緝拿，可帶至京城議奏。」[2]

這年三月，除直隸、河南、四川、廣西四省聲稱沒有西洋人外，山東省送到西洋人栗安黨（又譯作栗安當、李安堂）、汪儒望。山西省送到西洋人金彌格、恩理格（時郭多敏病故）。江南省送到西洋人張瑪諾、魯日滿、畢嘉、潘國光、劉迪我、成際理、柏應理，湖廣省送到西洋人穆迪我，江西省送到西洋人聶仲遷、聶伯多、殷鐸澤，浙江省送到西洋人洪度貞、閔明我、費里伯、巴道明，福建省送到西洋人何大化、郭納爵，陝西省送到西洋人李方西、穆格我，廣東省送到西洋人瞿篤德、陸安德。[3] 二十五人中，不乏在華生活傳教數十年者，如栗安黨，明崇禎七年（1634）至澳門，順治八年（1651）在山東濟南府購房建堂傳教；金彌格於明崇禎三年（1630）抵澳門，至山西絳州舊堂居住、傳教。

清廷決定，除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四人仍留京師外，余者全部送廣東省安插，並宣布無論在京在省，均禁止再行「傳布邪教」。[4] 其時，湯若望已年老中風，不久病故。

湯若望一案，在當時產生了多方面影響，除導致清廷盲目廢除西法、排斥西洋人外，還涉及到澳門葡人的去留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最初提出是在順治十三年（1656）。當時，清廷為了對付割據台灣的鄭成功政權，決定對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沿海地區實行海禁，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違者處死；強令沿海居民內遷，實行堅壁清野。澳門屬廣東香山縣，本在禁海遷徙範圍。只是由於獲得順治帝寵信的傳教士湯若望等人多方斡旋，一再聲稱「澳門有功於國」，方使清廷收回成命，准許澳門葡人暫留當地，但航海亦被禁止。

康熙初年，清廷內部再次提出澳門葡人去留問題。康熙二年（1663）四月，廣東督撫以澳門孤懸海岸警戒線外，經濟上又日益窘困為理由，曾向朝廷提出「應遣回原籍」的意見。但兵部在後來的題本中則提出應准留住並解決其口糧：「查夷人既自明嘉靖年間從西洋遠道而來，居住有年，則擬仍准留住。至每日所需糧米，請敕下該督撫派道府等員核查夷人戶口，准許按人購米，不準額外供給」。討論結果，兵部的意見獲得清廷批准。[5] 從此，澳門居民的口糧全部由清朝官府售給。

三年（1664）十二月，在對湯若望一案的審理中，楊光先等人為了置湯若望於死地，誣陷他在「香山澳布有邪教同夥，踞為巢穴，接納海上往來之人。」[6] 而刑部對「湯若望從香山澳帶回南懷仁等十五人，皆安置於外省各堂」的口供也非常關注。在隨後呈給清廷的密本中請求，將香山澳之西洋人是否仍供給錢糧、以及是否仍准留居該處等問題，「一併密敕廣東督撫核擬議疏」。[7] 至此，澳門葡人的去留問題被再次提出。

廣東總督盧崇峻接到部文後，逐級密咨所屬海鹽道、市舶司查議。市舶司稟稱：澳門夷人，早在嘉靖年間即來此地。昔日禁海以前，每有貨物到澳，即收船稅地租。自禁海後，不曾徵收，且此處亦劃歸界外。自香山澳至虎門，皆有台墩武弁防守。今因禁海，封固甚嚴。「夷人只知貿易，今既禁海，已無長久之計，不敢妄議准留。」海鹽道意見：「夷人不事耕作，禁海以來計口購米，錢財短少，終有窮竭之日，故不可准留。」而廣東督撫的意見，與其下屬也如出一轍：

「查得此澳，乃濱海一島，原歸香（前）山寨官兵就近管理，並設關閘，以便於防守。即在立界之前，亦只准內地商人至澳門貿易而已，從不準夷人私自越界行走。且自勘海立界之後，該澳孤懸界外，加之關閘封閉，官兵嚴守，故不敢私入界地行走。惟來此澳居住之夷人，年代已久，生齒日繁，集聚漸眾，查老幼男女已有五千六百餘口。彼等不能耕作，除經商外，委實無力謀生。自從禁止海船以來，苦不聊生。是以，臣等於康熙二年四月為明確夷人去留之事題復時，曾議理應遣回原籍。後由部查核復又題稱，夷人自遠土西洋而來，居住此地年久，擬仍准住，計口購米，足其食用。等語。故而准留至今。今又欽命查議，故經臣等再三深思，自從禁止海上貿易以來，夷人委實無力謀生，目前雖可計口購糧，然而銀兩有限，歲月無窮盡也，終非長久之計，臣等仍以為不宜准留。如今或送至京城，或遣回西洋，但候部院大臣議擬。」[8]

對於廣東督撫「不宜准留」的意見，禮部未置可否，仍請敕兵部議奏。從會議結果看，驅逐澳門葡人的意見再一次被否定。但此時的澳門已處在開埠以來最困難的境地。清朝的海禁政策使它在經濟上入不敷出，經濟蕭條竟達到「城無百堵，眾無一旅，家無積粟，凄涼滿襟」的衰敗景象。只是在葡萄牙人對廣東大吏施以重賄後，才得以進行一些走私貿易，但這種活動不僅危險而且極不穩定。

二

康熙八年（1669），玄燁親政，清廷與傳教士的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

玄燁首先為湯若望冤獄平反，起用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重新使用比較精確的時憲歷。自此以後，被南懷仁援引入京的傳教士多被安排在欽天監供職。玄燁又下令被軟禁在廣東多年的傳教士栗安黨等20餘人歸各省居住。為籠絡傳教士，他親自巡視北京的天主堂，御書「敬天」二字匾額，賜懸堂中。並諭曰：朕書敬天即敬天主也。這一御書遂由各地教堂轉抄。

玄燁年青好學，對有專長的西洋人抱有求賢若渴的熱情。他曾派遣耶穌會士前往澳門，招通曉曆法的徐日升、安多入京供職。不少具有科學知識、善造奇器的傳教士在清廷中效力。玄燁患瘧疾，張誠、白晉等進金雞納，不日康復。為此，賜西安門內廣廈一所，又賜銀兩，在其旁隙地建築聖堂（即北堂）。後頒銀一萬兩，重修宣武門內天主堂。玄燁巡視塞外或江南，張誠、白晉、南懷仁與閔明我多扈從。平定「三藩」期間，南懷仁指導造炮120位。進呈《神威圖說》。病卒。賜謚勤敏，並御制碑文。

康熙二十五年（1686），玄燁遣耶穌會士閔明我執兵部文，泛海由歐羅巴往俄羅斯京，會商交涉事宜。二十七年（1688），葡萄牙人徐日升、張誠二耶穌會士隨索額圖等往塞外與俄國議邊疆，路途梗阻，召還。明年，葡人徐日升、法人張誠奉旨隨索額圖等北至尼布楚與俄國使臣議疆界，簽定尼布楚條約。玄燁本人孜孜向學，每日召徐日升、張誠、白晉、安多等輪班至養心殿講授西學，達數年之久。

即便如此，玄燁對傳教活動並沒有放任自流。親政初曾規定：只「許西洋人在京師自行其教」，「不許傳教於中國及直省，開堂者禁之」。[9] 只是到了三十一年（1692），在張誠等傳教士的遊說下，他一度取消了禁令，准人民自由信教。

玄燁積極延攬西洋人才的結果，凸顯了澳門的重要地位。因為所有的西洋人，幾乎都是經由澳門進入內地的。不過，真正使澳門處境明顯好轉的，還是海禁的解除。

康熙六年（1667），在澳門議事會一再請求下，葡萄牙國王阿豐肅派撒爾達聶出使清廷。撒爾達聶使團在廣東居留二年後進入北京。他們的費用全部由澳門葡人承擔，高達3萬多兩，呈獻的珍貴禮物有：國王畫像、金剛石、飾金劍、金珀書箱、珊瑚樹、珊瑚珠、象牙、犀角、乳香、花露、花氈、大玻璃鏡等。撒爾達聶力圖使清廷放寬海禁，但在台灣鄭氏集團依舊負隅頑抗的情況下，改善澳門處境的努力註定要落空。他本人也在返程道經江南山陽縣時病故。[10]

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清廷終於准許澳門葡人由陸路至廣州貿易。其時，盤踞台灣的鄭氏集團已成強弩之末。在此前一年，葡萄牙國王阿豐肅再次遣使萬里迢迢到北京，呈獻方物和獅子一隻。此舉促成了清廷對澳門葡人的網開一面。

二十二年（1683），清廷統一台灣，並在翌年解除了實行二十餘年海禁。接著開放澳門、泉州、寧波、松江為外貿港口，並設粵、閩、浙、江四大海關，允許各國商船前來貿易。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奏言，往日洋船「多載珍奇，今系雜貨，今昔殊異，十船不及一船」，遂將舊例丈抽之稅議減。[11] 所謂「珍奇」，主要是滿足極少數皇親貴戚的豪奢生活，價值昂貴，數量卻很有限，而 「雜貨」即日常用品的大量販入，卻與民間的需求和中國市場的拓展息息相關。每隻洋船的貨價雖大不如前，數量卻明顯增多。這無疑是海外貿易向更大規模發展的一個反映。而海關稅的減少，對發展貿易往來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此時的澳門，雖開始喪失長期專擅的中外貿易的樞紐地位，總的貿易形勢卻在明顯好轉。

三

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後，清廷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導致雙方關係的破裂。也使澳門的地位面臨了新的挑戰。

自明末以來，耶穌會傳教士多是沿用利瑪竇的傳教方式，盡量適應中國固有的禮儀風俗和儒家文化，阻力較小，不少滿漢官員亦對其教產生好感，連玄燁本人對它也是褒獎有加，認為「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淫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12] 。問題在於，耶穌會的活動長期受到葡萄牙的支持和庇護，葡萄牙國力強盛時，羅馬教廷不能不傾聽耶穌會的意見，而一旦葡萄牙國勢衰落，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就在歐洲受到越來越多的非難和置疑。較晚時來華的多明我派、方濟格派傳教士率先對其傳教方式大加攻擊，而耶穌會內部不斷增多的非葡籍傳教士，希望擺脫葡萄牙的控制，也發出了要求改弦易轍的呼聲。耶穌會則堅持自己的一貫做法。激烈的爭論最後被交由教皇第十一格勒門德裁決，他斷然否定了以往教皇對耶穌會傳教方式的認可。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教皇頒布《七條禁約》，交多羅大主教帶往中國宣布。禁約規定：中國的信徒從今以後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教堂內不許懸掛「敬天」二字之匾。不許祭孔、祭祖。不許入孔廟行禮。不許入祠堂行禮。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13]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二月，多羅行抵北京，玄燁多次接見多羅，向他解釋：祭孔是尊重聖人之意，祭祖是不忘養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義。這是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風俗習慣，決不能放棄。為與教廷繼續交涉，他要求多羅暫緩公布禁令。但多羅一意孤行，於四十五年十二月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禁止祀孔祭祖令。玄燁聞訊大怒，下令驅逐多羅，解送澳門，交付葡萄牙人軟禁監管。多羅於四十九年（1710）病死。

為了防止教廷對中國內部事務變本加厲的干涉，玄燁採取了一個重大的步驟，即建立傳教士領取信票制度。領票制度自四十五年（1706）底開始實行。十一月二十日，員外郎赫世亨奏報傳教士王義仁、高尚德在中國已分別居住了十七年和十年，奉旨：凡留華傳教士，「其表示永不返回之西洋人，發給信票，鈐總管內務府印，寫明西洋人國籍、年齡、會別、來華年限、永不返回西洋，因進京朝覲，特頒給票字樣，須以清、漢字繕寫，按千字文編號，從頭編記。」[14] 為了領票，傳教士必須申請入京覲見，由內務府發給印票。對於領票的傳教士，清廷准許他留居中國，行止不予限制；拒絕領票的，各地教堂均不得居住，一概遣往澳門。四十六年（1707）三月，直郡王、張常住為呈報西洋人孟由義等9人請安求票時奉上諭：「諭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15]

據內務府滿文檔載：從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發布上諭，至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間，領取信票的西洋人傳教士共有48人。除3人居地不明外，分別來自山東（8人）、江西（8人）、江蘇（8人）、湖廣（5人）、陝西（4人）、浙江（3人）、山西（2人）、廣東（2人）、京師（1人）、河南（1人）、江南（1人）、貴州（1人）等地。其中，博爾都噶國（葡萄牙國）傳教士12人，義大利亞國（義大利國）傳教士10人，佛郎西亞國（法國）傳教士18人，伊斯巴尼亞（西班牙國）傳教士5人，日爾瑪尼亞國（德國）傳教士1人，羅達聆日亞國傳教士1人，波羅尼亞國傳教士1人。他們中有40人屬耶穌會士，8人來自方濟格會。[16]

至四十六年（1707）四月，因拒絕領票被逐往澳門的法國、西班牙傳教士已有10人。此外，西班牙人郭多魯准住廣東天主堂；葡萄牙傳教士穆德我、安懷仁、利若瑟等5人是否驅逐待定，清廷令其暫住廣東天主堂，不準傳教，俟出使羅馬教廷龍安國、薄賢士返回後一同入京覲見，屆時再定是否給票。從後來的記載看，這幾位傳教士也領取了信票。

據說，康熙四十年（1701）時，全國有耶穌會士59人，方濟格會士29人，多明我會士8人，巴黎外方傳教會士15人，奧古斯定會士6人，共計117人。[17] 如按此數字估計，領票者還不到全部傳教士的半數。其他沒有領票的傳教士，或者藏匿起來，或者被驅逐。

領票的傳教士主要是來自以澳門為其後盾的葡萄牙系統的耶穌會士，他們與其它教派傳教士存在著深刻的矛盾。耶穌會傳教士通過領取信票，維持了在中國傳教的權力，保持了澳門作為在華傳教基地的地位。可是也因此受到其它教派更激烈的抨擊。

為了解決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玄燁於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分三批派遣白晉、龍安國、薄賢士（博士賢）、艾若瑟、陸若瑟等耶穌會士出使羅馬教廷。龍、薄於途中因船遭風暴沉沒淹死，陸、艾未及返回中國亦相繼病沒，未能及時復命。傳教士白晉與沙國安曾奉朝命攜帶三十匹綢緞和其它禮品，經由澳門搭船前往羅馬晉見教皇[18]，最終亦無功而返。

羅馬教皇格勒門德十一沒給康熙帝留下絲毫的轉圜餘地，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重頒禁約，強迫所有傳教士宣誓服從，要求中國信徒必須遵行禁約，否則「依天主教之罰處之」。儘管如此，在康熙五十六年，仍有47位傳教士領取了信票。[19]

五十九年（1720）底，教皇的另一使節嘉樂到北京，傳達教皇禁約，在中國的全體傳教士不得不表示服從。嘉樂試圖說服玄燁接受教廷的禁約，並允許教皇和他的代表管轄中國境內各教區教會。這一要求有損於中國的主權和君權，當然不會為康熙帝接受。閱罷禁約，他在上面硃批：「覽此告示，……比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 至此，清廷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完全破裂，嘉樂被驅逐出境。

清廷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玄燁下令禁止天主教，但終康熙一朝，禁令並未得到有效貫徹。

值得慶幸的是，康熙朝後期與羅馬教廷愈演愈烈的衝突，並沒有對澳門構成不利的影響，相反，這一時期的澳門還獲得了新的發展，並在經濟、文化上進一步密切了與清朝的關係。

對於清廷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葡萄牙政府和澳門當局從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出發，採取了謹慎態度。康熙五十年（1711），葡萄牙國王遣大臣往告教皇，謂「此事關係甚大，多羅之言不可信，應等嗣後到之消息。」又函告澳門當局，恐有多羅隨從「妄傳教化王在澳門禁止中國禮教」，命對此等人務必嚴禁，等候教皇的裁斷。[21]

從清朝一方來講，玄燁也並未因與教廷的衝突改變其對西學的傾慕，並繼續延攬由澳門入境的西洋人。四十六年（1707），派欽差大臣到廣東，傳旨與督撫：見有新到西洋人，若無學問，只傳教者，暫留廣東，不必往別省去；若西洋人內有技藝巧思，或系內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撫差家人送來。五十七年又諭：「西洋來人內若有各樣學問或行醫者必著速送至京城。」[22]

見於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的不完全記載，這一時期由澳門入境的西洋傳教士一直絡繹不絕：五十四年（1715）七月，耶穌會士郎士寧、羅懷中搭澳門往葡萄牙貿易商船回至澳門。郎士寧自稱「畫工」，時年27歲，羅懷中稱系「外科大夫」，時年36歲。他們於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船，八月初十日到小西洋，是年四月十一日在小西洋搭船，七月十九日到澳門。[23] 行抵北京後，郎士寧供職內廷專事繪畫，融通中西技法，取得了很高造詣。

五十五年七月，由大西洋回帆的澳門船隻搭載了西洋人三人，一名嚴嘉樂，38歲，稱會天文並會彈琴，一名戴進賢，36歲，稱會天文。自是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載上船。又有西洋人倪天爵一名，亦稱曉得天文。一併由驛送京。[24]

五十八年六月法蘭西船載來會行醫外科一名安泰，會燒畫琺琅技藝一名陳忠信。七月澳門商船自小西洋回棹，搭西洋人徐茂升一名，據稱曉得天文律法。[25]

五十九年七八月間，陸續抵達西洋人中有席若漢一名，會「雕刻木石人物花卉，兼會做玉器」。[26]

同年八月，教皇使臣嘉樂航抵澳門，其隨從人內有會畫者二名，做自鳴鐘者一名，知天文度數者一名，彈琴者二名，內科一名，外科一名，製藥料者一名，俱送京師。[27]

在此前後，有能刻銅板的傳教士法良，能造炮位的利白明，精通天文的龐嘉賓、德瑪諾、孔路師、楊保、宋君榮，精於音律的石可聖，善做鐘錶的林濟格，善製藥的魏格爾（魏哥兒）等人，也陸續由澳門進入北京，供職於清廷。

隨著西洋傳教士的不斷東來，一些帶有近代性質的自然科學成果繼續進入中國，特別是有關天文、地理、醫學、數學、音樂等方面。康熙後期，最有影響的一項學術工程是派遣耶穌會士白晉、費隱等測繪全國地圖。歷九年之久，傳教士足跡遍蒙古、直隸、黑龍江、山西、陝西、甘肅、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台灣、雲南、貴州、湖北、湖南等地。五十六年各省地圖繪畢，白晉等匯成總圖一幅，並將分省地圖進呈御覽，名《皇輿全圖》。這些成果，儘管不一定代表當時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文化水平，但對於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來說，卻無異於陣陣清風。一直到嘉慶年間，延續數百年之久的西洋傳教士在京供職的歷史才告尾聲。

當然，導致澳門地位加強的不僅是以傳教士為載體的文化交流，也還有海外貿易的發展。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鑒於閩廣等省貧民借出海之機流徙南洋，並將違禁物品私販出海，下令禁中國商民前往南洋貿易。最初，澳門也在禁令之內。葡人聞訊大驚，通過耶穌會傳教士李若瑟在京活動，又派代表赴廣州，請中國官府給予特殊的恩典。經兩廣總督楊琳奏請，以「澳夷」非華商為理由，特許他們前往南洋貿易，但不得夾帶華人，違者治罪。[28] 本來，因廣州等口岸的開通，澳門已不能再像往昔那樣獨享居停之利，但在華人被禁止前往南洋的情況下，澳門葡人卻意外得到了填補這一空白的難得機會。

每年冬，澳門商人前往小西洋、嘎拉巴、呂宋等地，售貨畢，逢順風，當年返棹。否則，留至第二年返回。他們運回當地的粗貨、藥材、香料、魚翅、紫檀、檳榔、鹿筋、海菜等物。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至八月，澳門商船往外國貿易回帆者有11隻。[29] 五十九年正月至八月，澳門本港回棹商船16隻。[30] 關稅每年達2萬兩。雍正二年（1724）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疏內提到：「禁止南洋之後，澳門西洋人非貿易無以資生，不在禁內，獨佔販洋之利。近年每從外國造船駕回，連前共有二十五隻。」[31] 註冊商船在短短几年裡激增到25隻，說明澳門的對外貿易獲得了新的發展。

其時，來自法蘭西、英吉利、加剌巴、呂宋、蘇栗等國商船也紛紛到廣東貿易。「番舶年多一年」，蘇栗國船載的有藥材、香料等物，英吉利船載的有嗶吱緞、哆啰呢、洋布、黑鉛、自鳴鐘、小玻璃器皿、玻璃鏡等物。英、法船還往往載來大量番銀，廣購商品。如康熙五十五年二月至六月，廣州港就到了法蘭西船6隻，英吉利船3隻，「俱系來廣置貨」。至八月，「統共到外國洋舡十一隻，共載銀約一百餘萬兩。廣東貨物不能買足，系各行鋪戶代往江浙置貨。」[32] 事實上，這些到廣東貿易的商船也往往要途經澳門。

概括全文，康熙年間清廷與傳教士的關係幾經變化，並帶給澳門不同的影響。第一次在康熙初年，其時玄燁年幼，由鰲拜等四大臣輔政，對傳教活動嚴加禁止，又議將澳門葡人全部驅逐，雖未實行，卻使澳門陷入空前困境。第二次在玄燁親政之後，對傳教活動轉而採取靈活態度，傳教士的不斷湧入，帶來了歐洲的奇器和技藝，也促進了澳門的繁榮。第三次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後，由於清廷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玄燁決定只給那些「遵守利瑪竇規矩」即允許教徒尊孔祭租的傳教士以合法居留權，拒絕者被驅往澳門。所幸當時澳門與內地的貿易呈蒸蒸日上態勢，以傳教士為主要載體的文化交流也在持續發展，宗教上的軒然大波未能對澳門的地位構成不利影響。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廣東總督盧崇峻題本。

[2] 《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題本。

[3] [法]榮振華著，耿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中華書局1995年本，第842頁載被放逐傳教士名單22人。

[4] 《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題本。

[5] 《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四年五月初五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題本。

[6] 《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三年十二月湯若望案傳教士口供。

[7] 《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三年十二月湯若望案傳教士口供。

[8] 《內閣滿文密本檔》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廣東總督盧崇峻題本。

[9] 夏燮撰：《中西紀事》卷二。

[10]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頁。梁廷楠著：《海國圖說·粵道貢國說》，中華書局1997年版。

[11] 梁廷楠著：《海國圖說·粵道貢國說》。

[12]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故宮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

[13] 同上。

[14] 《內務府滿文行文檔》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管內務府致兵部咨文。

[15]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16] 《內務府滿文行文檔》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管內務府致兵部咨文，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十日總管內務府致禮部咨文。

[17] 顧寶鵠編著：《中國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台灣光啟出版社1970年版第38頁。

[18] 《內閣滿文行文檔》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內務府總管赫碩色咨文。

[19] [法]榮振華著，耿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第849頁。

[20]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武英殿總監和素奏摺。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冊，檔案出版社1984年版。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摺，又第8冊，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23] 同上，第6冊，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24] 同上，第7冊，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又同年九月初十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25] 同上，第8冊，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又同年八月十二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26] 同上，第8冊，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兩廣總督楊琳奏摺。

[27] 同上，第8冊，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兩廣總督楊琳奏摺。

[28]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清光緒六年刻本，頁26。

[29]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30] 同上，第8冊，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兩總督廣楊琳奏摺。

[31]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3冊，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摺。

[32]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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