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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位皇帝為了安穩大搞分封制,可苦了後面的子孫

劉邦、司馬炎和朱元璋重新構築的分封制有什麼異同?

和光同塵,不讀書,不求甚解。縱心往游三千年,沉魂立意三界間。

一、西漢的郡國並行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寒微,分封制度復辟

劉邦布衣出身,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僅用八年,就從平民一躍成為天子的人。劉邦是依靠項楚系復辟勢力起家,身邊的主要團隊成員,以鄉黨居多,大半功臣都是屠狗盲法之輩。劉邦在滅秦戰爭中拔得頭籌進入關中,並迅速積累起在秦地的民望。後來在楚漢戰爭中,以秦地為基礎,成為唯一能與項羽匹敵的諸侯領軍人物。跟隨其對抗項羽的諸侯盟友,尤其幾隻力量較強的諸侯王,都是平民出身。劉邦得天下時,已經近六十歲高齡。漢初皇室也算是人丁較為單薄的,劉邦僅幾個兒子年幼,加上兄弟和侄子也不過十幾人。劉邦稱帝後用數年時間,基本掃平異姓王,定下非劉氏不得為王的同姓封王制度。

2、分封性質:與關東劃天下而治

漢朝建立時,諸侯是擁有地方上完全治權的。調兵權、使節權、官員任免權都是在文景帝時期逐漸收回的。漢初的分封,可以理解為:皇帝將天下一分為二,一半是關西帝國轄區,另一半是關東諸侯國封區。皇帝在帝國轄區內施行中央集權制度。諸侯國是高度自治,中央並不干預其治理,還留有先秦分封特徵。

3、分封初衷:吸取戰國與秦朝之教訓,將無險可守的關東密集分封

一方面,吸取了秦之激烈集權轉型的教訓,為防止秦末以封建復闢為由的動亂再次席捲,所採取折中的「郡國並行」策略;一方面,劉邦也是反秦諸侯之一,秦國並未完全深入關東人心的集權制度,也是諸侯反秦的主要旗號,恢復分封相當於西漢建立的合法性來源之一。還有一方面,是以同姓分封,外部宗親勢力,來制衡強勢的功臣集團。

4、分封布局:守內虛外,帝國轄區在西,封國轄區在東

帝國中央佔據舊秦國土地,以西部半壁江山為高度集權之帝國轄區,基本佔據了中西部主要關隘,形成帝國區的閉合型戰略優勢,並以中原地區為控制關東的戰略前沿據點,以西壓東。這個戰略底盤,是周秦漢隋唐等多個王朝建立的地緣戰略基礎,是經多次實踐檢驗的地緣優勢。漢中央對東部封國區,先施行密集分封,後進行分化瓦解。

漢初外部局勢並不複雜。南方外族勢力不強。北方外部勢力,只有匈奴一國強盛,但也多為騷擾式侵襲掠奪,未有領土之憂。通過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北方大致穩定。

5、制衡思路:內部有派系制衡,外部有封國制衡

中央帝國與地方封國,實現外部制衡。功臣集團與外戚勢力,形成內部制衡。外戚、功臣、宗親,形成三方制衡。

在內,皇權與功臣集團充分合作。因為功臣集團的利益也在中央,與皇權一致。通過強化帝國中央集權,以帝國轄區的政治、國力優勢,壓制對中央有潛在威脅的諸侯王。

在外,諸侯皆為劉姓宗親,會對中央的功臣集團,時刻維持戰略壓迫感。功臣集團無法通過控制皇權坐大,必須依仗皇權宗室的強大,來避免可能觸碰的諸侯奪位之戰。中央官僚體系中,也有大量宗親力量的存在,形成了一個複雜的鉗制局面。

皇權,也時常在微弱時期,借靠外戚的力量來正常維繫對功臣集團的強勢。這是劉邦為身後布局,引領的外戚參政的傳統。而外戚一旦坐大,功臣集團又會通過與宗親合作來剷除外戚。

漢初的政治演化,基本就在這個制衡思路里進行,包括呂后專政,迎立代王,景帝削藩,武帝掌權等一連串事件。最終,在武帝時期,諸侯封國大勢已去,實現了全國性的中央集權。此時,內外製衡的政治均勢被打破,內部的皇權與功臣集團的平衡也即被打破。武帝徹底剪滅漢初功臣集團,正式完善漢制,確立徵辟察舉的官方仕宦拔擢渠道。這象徵著漢朝,分封制度到集權制度的過渡成功。

6、制度結果:成功向集權過渡

漢朝的分封制度,是處在後戰國時代,對秦國和項羽的兩次極端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批判性繼承。漢朝是進行分封過度最為成功的一次。漢朝的分封是歷史性妥協,先將道統紊亂的社會迅速穩定,而後通過數代人漸進式政治努力,最終取消分封完成集權,成功消化掉分封制的潛在險患。

漢朝分封制向集權制過渡之所以成功,有幾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社會條件,即普遍意識條件和階級結構條件。漢初,處於秦滅六國式硬體統一,但輿論尚未全部認同中央集權,故而在激烈的統一後,爆發了一次更為激烈的分封制復辟反彈。但這次反彈,卻向所有人展示了分封制再也無法回到先秦的戰略均勢狀態。先秦舊貴族和秦末新興諸侯,動用在秦朝統一戰爭中並未耗盡的地方力量,進行碎片化的割據戰爭和存量掠奪,最終以 8 年時間天下人口減損 60%,生產力和各類製造技術倒退,民怨沸騰而結束。此前分封制擁護派對集權的激烈抵觸由此結束。自原生社會就慣有的分治社會,失去了先秦時那樣足夠的輿論支持。人心嚮往統一成為逐漸普及的意識。另一方面,這場破壞力巨大且迅速的亂世,極大的改變了漢初的階級結構。歷經數百年發展和積澱,控制著大量地方資源、基層人口與土地,私兵眾多的先秦貴族地主階級,被消耗殆盡。到劉邦建漢後,對關東大貴族,動輒舉族強行遷徙,極盡控制力度,就是由於這個控制關東地區基層資源和要素,且有強大輿論導向能力的中間階層,在秦末楚漢戰爭中被抽空實力。漢初中央得以擁有了極其強勁的集權能力和集權趨勢。直到漢朝中後期,地方上新興豪強階層出現,填補了漢初的這一段中間階級真空,漢朝的中央集權能力才逐漸衰落。堪比此次階級塌陷式轉型特徵的,要到唐朝士族地主階級衰落,中央集權再次達到歷史頂峰了。

繼承人條件。漢、晉、明,三次建國分封,都經歷了主少國疑的階段。但劉邦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身後布局非常巧妙,功臣與外戚有博弈,有合作。外藩和中央,有互相支撐,有互相威脅。這個政治平衡設計的前提,是劉邦對呂后外戚,對功臣集團的包容。當劉盈意外之死,外戚擅權問題爆發。這個時候,功臣集團對中央穩固的利益驅動又表現出來。功臣集團迎立代王,再次幫助漢中央成功度過了有傾塌之危的政治混亂期。劉邦對功臣集團的制衡與利用設計,是晉、明初建時,所不具備的。

總結來看,劉邦的分封製成功,是因為他需要封宗親力量,又敢於讓外戚代政,更保存了功臣集團。而這三股勢力,恰恰又成了互相牽制的平衡狀態,哪一方不利於皇權,都會觸動另兩派對其合圍。當然,時代給予了這種平衡能夠實現的條件,也很關鍵。

二、西晉的封王出鎮

1、分封背景:司馬氏三代把權

西晉的分封背景,與西漢截然不同。劉邦的本質是諸侯,是軍閥。而司馬氏的本質,是控制兵權與政權的權臣世家。司馬家掌權到司馬炎,已立四世三代。面對士族盤根錯節的朝堂,年輕的司馬炎在登位之初,需要更多仰仗家族長輩的支持。甚或說宗族利益,是他必須首先考慮和滿足的。

2、分封性質:封王異地出鎮,掌都督兵權

司馬炎登位之初的分封,所封宗親輩分大都高於司馬炎,是倚重族中長輩,為獲取宗族支持。司馬炎穩固掌握住權力後的分封,是實際上的要求就國的封建。就國的諸王擁有了一定的地方兵權和治權,與地方官僚逐漸形成了主從關係。但是西晉的八王之亂,根子不在諸侯國反叛,而是出鎮藩王依靠軍鎮兵力奪取中央權力。出鎮藩王是沒有就國,而任軍職的官僚藩王,是軍鎮與自身封地並不一致,掌有一方兵權的大都督。八王之亂就是出鎮藩王以兵權操控中央,其他的藩王又發兵中央清君側,再由自己操控中央,而後又被其他藩王以同樣形式攻滅。這次亂源並非諸侯國叛亂,而是身為宗親諸侯王的軍鎮統帥以兵權發動政變,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分封問題的爆發。

3、分封初衷:吸取了秦、魏教訓,以宗室全面掌兵,抑制士族力量膨脹

司馬炎,面對的是與秦漢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士族門閥成型節點。這個時候,面對頂級士族壟斷地方資源、要素和輿論引導權力,並逐漸將中央仕宦權力把持,晉武帝已經能夠感覺到集權難度之高,遠非兩漢可比。士族高門全面掌握住地方上的入仕渠道,他們一旦掌握兵權,對中央會是巨大威脅。此時兵權應該倚重宗室還是官僚,晉武帝一定是有過持續且深刻的思慮。要說晉武帝可以參考的帝制王朝先例,還真就只有秦、漢、魏三朝。秦不封皇帝子嗣,結果滿門遭戮。西漢是分封對集權的一次成功過度。魏則是不興宗室,被自家司馬氏控於鼓掌,無人能救。僅就當時情形來看,司馬炎以史為鑒,廣封宗室的策略,倒不失為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於是,西晉建國後即有了泰始、咸寧、太康三次封建,並將軍鎮兵權也交給主要的宗親諸侯王,以壓制滲透入社會方方面面的士族階級。

4、分封布局:守外虛內,以洛陽為中心點,外圍逐層設立軍事要鎮

都城既位於天下之中的洛陽,西晉的地緣戰略,就和位於關中的西漢截然不同了。西漢的都城地緣戰略,是腹地本位的「面型」思維,是與封國劃清治理界限的思維。而西晉的地緣戰略,是以洛陽為中心點向外放射,多層圍繞防禦的「點型」思維。於是就有了西晉初年的八大都督區,即軍鎮軍區。這些出鎮都督基本由宗王和士族參半任職。但其中洛陽周邊的重要軍鎮,關中都督區的長安,豫州都督區的許昌,鄴城都督區的鄴,則多為宗室封王擔任。成了拱衛首都核心的三方重鎮。同樣定都洛陽的東漢,其司隸校尉部卻是將河內、河東、弘農與整片關中相連,這其實是延續西漢的腹地戰略的「面型」都城地緣思維。而從鄴城成為曹魏龍興王畿後,魏晉的都城地緣戰略,就逐漸形成中心點布局的無腹地式思維。這是從曹魏時期起形成的都城戰略特點。

西晉的另一個地緣特點,是對內徙胡族的包容。經過東漢魏晉長期的內遷,五胡已經盤踞包圍了洛陽整個西邊的戰略要位,幾乎佔據著洛陽的西部咽喉。

5、制衡思路:皇族把守關、鄴、豫三鎮拱衛洛陽京畿,外圍軍鎮布局在要隘,控懾地方州郡

西漢是典型的守內虛外,主動放棄遠藩治權,卻強化中央轄區集權,以國力壓制封藩。西晉卻則走了一條看似加強皇族宗室,實則守外虛內的相反制衡思路。這與魏晉一系政權,獨特的發展與建國進程有關。曹操最早的起家之地是兗州,後來向潁豫發展,並將獻帝迎入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在與袁紹河北決戰之後得到河北,稱王后隨即將魏國的腹地基盤定在河北,著力營建鄴城為魏王都,作為自己的根據地。曹丕建立魏朝後,又定都洛陽,為西晉所繼承。至此,加上與洛陽唇齒相依的西部關中,西晉洛陽必須兼顧的方向至少有三面:關中 - 河東,鄴城 - 河北,穎川 - 豫州。西晉是以緊鄰居中都城的這三個板塊為洛陽屏障,外圍為地方,扼此三方都督區以守京畿,將以洛陽為中心連帶此三大板塊,都視作帝國掌控的中心區域。

從政治制衡上來說,晉武帝主要是依靠做大宗族實力來應對士族力量。士族壟斷文官系統的入仕渠道。封王則在太康分封后則壟斷了地方兵權。在晉武帝年間,鎮兵拱衛洛陽,兩方相安。但從內在邏輯來講,宗室瓜分了地方兵權,其實覬覦中央。士族的家族利益則也在地方。這一制衡思路沒有固本中央。無腹地的「點型」洛陽中央,反而成了無力量布局的盲點所在。

6、制度結果:八王之亂,中原虛耗

西晉中心區域分散化的軍力布局,是在中心區內部形成了實封,比實封遠藩要更可怕。方向截然不通的三方俱守,如同洛陽無法聚焦任何一方為中央腹地。對軍鎮的多向分權,實則是孤立洛陽為一點,將都城的戰略安全寄予多方勢力,形成了帝國中心區域內的強枝弱干形勢。這種內外製衡效果,事與願違。所以,八王之亂最先起自中央,然後多方掌握鎮兵的封王再藉機反覆衝擊中央。拱衛洛陽的三大都督區,成了亂源所在,長安、鄴城、許昌三鎮,也在拉鋸戰中俱被蹂躪。都城洛陽,則被各方勢力在政治上東拉西扯,皇權被反覆架空控制。

藩王就國,有了一定兵權,也與地方低階士族有所融合。宗室都督掌兵,本為壓制地方力量,作為中央對外屏障,卻成為了中央的掘墓者們。士族出身的中央文官本就是地方利益派予皇權的代表,不似西漢功臣集團的家族利益之根在帝國中央,與是中央一損俱損。西晉士族不會舉族之力維繫西晉皇權。政治設計本為平衡,也許給予皇族宗室最大的軍事優勢,反而失去了士族與皇族兩間制衡的能力。封王出鎮,導致八王之亂,陷入輪番搶奪中央的惡循環,虛耗中原。最終,被內遷至華夏腹地要隘的五胡所推翻。中國歷史進入了帝制時代最漫長的一次分裂期和探索時代。

如何面對當時複雜的階級局面,難度之高,確實也難為晉武帝了,畢竟士族已經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形態。他的時代已經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亂世里,皇權最耀眼的時刻了。士族的產生起源於數百年前,察舉、經學與豪強的同時出現、進化又融合。西晉作為最有能力解決此道的統一帝國,卻也像是一次制度實驗的失敗。當然,這與西晉皇位的第二代繼承者孱弱無能,浪費了皇權成長的大好時機,也有脫不開的關係。時也,命也。

三、明初的塞王鎮邊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微寒,外部強敵環伺

朱元璋的出身是底到不能再底的底層。所以他的創業背景,尤其是功臣集團組成,和劉邦十分相似。但他並沒有遭遇劉邦時期,異姓諸侯王合理存在的問題。此時的中國,中央集權已歷一千多年發展,已臻成熟。明初最大的三個隱患,一是內部,粗放治理漢地的元朝,重財輕治,北方人口和經濟蕭條,地方上作為蒙元代理人而發展起來的漢族豪強大戶,廣泛存在。二是外部,元朝雖被推翻,漢地盡收,但退回蒙古的元並沒有被消滅。其復辟之志猶甚。而明朝從東北到西北,再到西域,被北元、東察合台汗國、帖木兒帝國等蒙古勢力包圍和佔據。蒙元作為蒙古帝國名義宗主被漢明驅逐出境,他們皆虎視眈眈,外部形勢不容樂觀。三是都城,明初首都南京,是朱元璋龍興經營多年之地,但方位偏南,對北部邊患顯得鞭長莫及。軍旅出身的朱元璋,顯然意識到都城問題,有過遷都考察。但最終,他卻用分封來替代遷都,這算是他的路徑依賴了。

2、分封性質:藩地較小,且無治權的鎮邊塞王

歷朝歷代皆封王,但封王是否威脅中央集權的關鍵,在於藩王是否有治權,是否有兵權。有治權,則可養兵。有兵權,更可奪地方治權。朱元璋對子嗣的封王,並沒有給予治權,只給予兵權。本質上,明的主要藩王,多是就藩於邊境一線,抵禦外部勢力入侵,是擁有精銳重兵的監軍塞王。地盤不大,難稱有伐國之力。

3、分封初衷:吸取唐、宋教訓,皇子監軍,既抵禦外患,又防止邊將坐大

朱元璋重啟分封的初衷,還是為了解決國都靠內,遠離邊患,以守外虛內的方式,將皇子置於邊塞要地,作為監軍,抵抗外部威脅。想見,朱元璋是反思過重武的唐朝之藩鎮割據,和抑武的宋朝之軍事乏力,然後定下這麼一個遠藩臨敵,腹地不封的格局。朱元璋早年在郭子興麾下,他與郭天敘的明爭暗鬥的經歷,讓他萌生了人為其家,不可盡信的人際觀。這其中,也包含了朱元璋,對於功臣集團幾次軍事動亂,對外姓掌兵的刻意防範。

4、分封布局:內外皆實,四道分封帶,皆遠離南京腹地

從封國布局來看,藩王封地大都不過一兩府之地,根本無法形成大國之勢。但個個把守形勝要衝。同為守外虛內,明初的分封布局,與西晉將的最大不同是,朱元璋沒有把圍繞南京的帝國中央區域外封,實則是要留一個強健的江淮 - 江南中央腹地,並沒有讓皇族有脅迫中央的近便之利。

其次,分封大概有四條帶狀層次,最第一條線為北部的遼、寧、燕、谷、代、晉、慶、肅諸王,第二條線為秦、周、魯、齊四王,第三條與南京同為長江一線,是蜀、湘、楚三王,第四條為南部的岷、靖江兩王。

5、制衡思路:遠藩、近藩制衡,地方與藩王制衡,南京國力仍呈壓倒性優勢

明初的封國,北部的遼、寧、燕、谷、代、晉、慶、肅,以及南部的蜀、岷、靖江,是最外圍,也扼守邊境要塞,直面外患。而秦、周、魯、齊、湘、楚,則在內部拉開一圈五百公里外的內部屏障。外圍邊防一線的諸侯王,要進犯中央,則必須越過內部一圈屏障式的藩王屬地。內部一圈屏障的諸侯王要威脅中央,則後方有外圍一線諸侯王與中央對其腹背夾擊。

以南京中樞為核心的京畿地區,面北掌握江淮防線,向南坐擁江東平原,江南富甲之地,仍不失龍興之基本盤。這面型的廣袤京畿腹地,正是與最終淪為孤點的西晉洛陽之區別。與西晉的越是封王重鎮越是靠近洛陽相比,明朝的鎮邊藩王是越重要越遠封,距南京和江南越遠。明初南京並未將京畿方圓 400 公里內的重要區域拱手藩王軍鎮。即使存在遠藩封王,南京中央內的集權,也是非常牢固的。帝國中心區域,仍足矣以一己之力,壓滅任何一方兩府之地的藩王反叛。這與當時社會上,再無能控制州郡之地的豪門世族的社會形態有關。

從地方上來說,朱元璋的設計是,包括封藩區域,官員任免權、治權都是收歸中央的,由官僚系統運作。密集分封的同時,每個封王封地,又不過一兩府之地,一旦試圖搶奪地方官署治權,就顯然有反叛跡象,中央也能及時應對。這種地方官僚與監軍塞王之間的制衡,也大大限制了藩王的主動權。尤其是南方與中原的內屏型藩王,根本沒有執結重兵的理由。除非是眾多藩王同時反叛,否則中央當是非常穩固的。

強大的中央轄區實力,封藩與封藩之間,封藩與地方官署之間的相互制衡,好處是建文帝後來激烈削藩和靖難對峙時,弱藩不敢造次。但局限之處也明顯,就是弱藩是坐山觀虎鬥,實則還是需要以中央實力對付強藩。

6、制度結果:靖難之役,燕王奪取中央,從此封藩淪為帝國累贅

這次分封,仍舊以藩王奪位成功失敗了。分封制雖留下,可藩王實際成了尊貴囚徒,並消耗國家越來越重的財力。明初與西漢時局相比,政治失衡的關節在中央。劉邦將功臣集團利益牢牢捆綁在中央,也肯讓呂后外戚掌權,使兩方成為嫡系皇權的托底構架。朱元璋則將功臣集團盡除,留下的繼承人,又是無強人輔佐,不諳世事的少年。

功臣集團,在西漢分封制向集權製成功過渡的歷史作用中,至關重要。因為它有效遏制了同姓封王真正的可怕之處——竊取皇權的低成本。實封同姓王,是對皇權法統被撕開了一道口子。西漢諸王伐呂、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明初靖難之變,背後都是宗王對皇位的渴望。有嫡系軍隊和官僚班子,有繼位而無需改朝的道統優勢,藩王對中央的離心力,對皇權的覬覦,幾乎是客觀上必然會滋生的。對宗室諸王來說,誰得到中央,誰就是中央。西漢迎立代王為此,西晉八王之亂為此,成功的靖難之變更是如此。這種局面下,與嫡系皇權牢固捆綁的功臣集團,是漢初分封過渡成功的關鍵點所在,也是也西晉、明初最大的區別所在。他們對中央皇權穩定性的需求更強烈。

劉邦不斷打壓異姓王,並非他絕對相信同姓王。吳王劉濞就國前,劉邦就直接了當問他:「阿濞呀,你將來會不會造反啊?」劉濞直言不敢。可最後領頭七國反叛的正是他。漢初功臣集團的作用,正是儘力維繫嫡系一支皇權的托底勢力。在中央,他們家族之間盤根錯節,一旦嫡系皇權被推翻,他們也勢必會被連根拔起。所以呂后活著,他們奉呂后。呂后死了,他們主動滅諸呂,堵住關東諸侯口實,迎立年長且素有賢名的代王,之後又儘力為景帝平定七國之亂。這是利益所在,是與皇權目標趨同下的合作。但朱元璋不然,他對功臣集團是一百個不放心。即使那些功勛權貴真的有反心,他這種拔出蘿蔔帶出泥的,動輒數萬人的連坐,也基本將中央功臣集團內,可用的次階儲備人才給滅乾淨了。這才有了建文帝削藩無將可用的局面。

建文帝低估了削藩的難度,從而採納文官激烈削藩的主張。其實形勢上,南京方面一直佔據上風。但建文帝沒有認清的一點就是,他的明初中央,雖然看起來強壯,可不是漢景帝的漢初中央。最大的差別,恰在漢朝功臣集團與景帝高度捆綁在一致利益下。而明初,主要由職業官僚組成的中央,無論是奉建文帝還是改尊永樂帝,都是效忠明朝。這個群體的利益、志向取向是多元的。而功臣集團,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其利益格局,就要維護嫡系皇權。而鏟滅了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後,明初作為科舉制下,鄉紳庶族地主階級主導的社會形態,職業官僚與皇權並無歷史情感作為紐帶,也無家族利益在中央網路交錯的負擔與責任。建文帝的皇權,是利益上孤立的皇權,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結果是,可笑李景隆成為了靖難首功。後來的永樂帝朱棣,是感受到了這層,他老爸朱元璋設計出的皇權之利益孤獨,於是他對南京中央官場洗牌,對南京舊臣施行暴力恐嚇,扶持靖難功臣集團全面上位,甚至把首都也遷到了北京。而藩王對中央的竊取關鍵,在於拿到中央,就拿到了皇權合法性。朱棣先於建文帝看到了這是兩個人的爭鬥,而不是兩個國家或兩個集團,於是擒賊先擒王,直接勾結內奸拿下京師,一舉解決所有問題。藩王的血統動力和極低的篡權成本,才是實封制無法忽視的先天弊端。

要說朱元璋的制衡之設計,如果建文帝不搞那麼激烈,那麼急功近利,或者他本人能夠殺伐決斷一些,或可穩定。畢竟明初的藩王,大都不具備國戰能力。朱棣頂著造反的名頭鏖戰三年,也才河北一隅。在政治合法性上,在實際控制地盤大小上,在軍力後勤上,始終無法與南京中央的雄厚國力比肩。他最大的依靠和優勢,是自身豐富的統帥經驗和能力,以及作為抗衡蒙古的精銳燕寧鐵騎之師。這說明朱元璋的地緣制衡設計思路,大體是發揮了作用的。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是朱棣最終孤注一擲,攜精銳騎兵,深入江淮,直臨南京城下。此時若是沒有建文帝發小李景隆的開城投降,這至多也就是朱棣一次孤軍深入,冒險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正是因為李景隆已經受到南京文官系統的彈劾,有了性命之憂,卻仍被建文帝委以重任,才會在關鍵時刻勾結叛軍並反水。可見南京中央,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以及一個能夠掌控局面的明君,來凝聚和穩定政治方向。其本質,仍是中央出身不同的各派別政治利益的不統一,造成的中央決策面紊亂。如果功臣集團能有一定的保存,或不至此。這才是南京遠遠不如朱棣團隊,不如西漢中央團隊的致命問題。

朱元璋的設計,強於西晉,因為偏重中央腹地之強實,集權程度之強力,對藩王封得多而碎小。但這次分封,不能說於國有太大損失,但又不及西漢成功,在優勢情形下沒能保存下嫡系一脈。因為沒有中央內部政治利益之一致,是失於人事。他對開國功臣集團的不保存,讓朝中無可以穩定局面之人,更讓李景隆這類僅存的功臣二代和新興職業官僚間,存在著無法調和又無法抵抗的衝突。而這些,又與朱元璋最初的太子意外之死而忽然引發的繼承問題,以及南京都城方位問題,不得不施行分封作為替代策略有關。

封同姓王是親親之道,拜異姓將是親賢之道。外姓會割據叛亂,同姓也會坐大造反。同姓、異姓相互制衡,才是帝王的權變之道。偏於任何一方,實則損害了平衡,勢必引發後權威時代的問題。這三次分封的成功與失敗,都有時代因素,繼承者因素,制衡設計效用發揮程度的因素。但從歷史的大視角來說,分封制的確是逆流。用問題堵問題,新的問題始終也是需要得到解決的。把問題交予後人,這大概是很多王朝第一代創業者,所留下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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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不願重蹈覆轍欲給保羅開綠燈,這可苦了登哥!
有種尷尬叫趙麗穎身高,每次拍戲可苦了劇組每個人!
明星們上節目不允許出現紋身!這可苦了後期剪輯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