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湘江》：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一戰

《血戰湘江》：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一戰

陳力導演、柳建偉等編劇的《血戰湘江》，是一部壯懷激烈的戰爭電影，描述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關係到中國工農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的全過程。這一戰，放在《資治通鑒》和世界戰爭史上都是如此，浴火重生的這支軍隊，從此不再有如此被動危急的時刻。北上抗日的中共，必須要從軍事上立住腳，才有可能將其理想和抱負實現。

1840年以來，一代代人（仁人志士）尋找和選擇救中國的主義、方式、辦法，事實證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晚清新政、北洋政府、國民黨（數次機會）等，都沒有實現將中國煥然一新的能力，既無從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基層，也解決不了各自為政的地方實力派和軍閥，更是觸摸不到工業化的邊緣，至於科學、教育的現代化完全無從談起。從國家（民族）利益至高無上的角度來看，無力者就應該退位，但是任何居於歷史舞台中心的失敗者都不甘心退出。

1921年創立於上海的中共，也是經過了在城市的發展和實驗，在文化教育界和城市工人運動、國共合作後發現，革命不徹底和反覆的國民黨無法作為穩定和有遠見的革命共同體，中共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才能實現組織化、紀律化的中國，才有可能將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尋找機會建立起工業體系，追趕以及超越西方發達工業國（也就是列強）。而這一切的關鍵，首先在於活著，然後發展。

自從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紅軍轉移就成了重中之重，以共產國際代表李德、中共領導人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決定著紅軍的前進方向，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代表的實幹派在長征途中與左傾路線、冒險主義的李德、博古進行了政治、軍事和路線上的堅決鬥爭。王霙飾演的毛澤東，以大無畏的膽識，不但要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及軍隊作戰，也要和桂系軍閥白崇禧周旋，更要和湖南省主席兼剿匪總司令何健進行血拚，尤其是後者更是殺死毛澤東與朱德夫人的元兇。桂系軍閥與中央軍有合作有矛盾，期間的縫隙可以利用，但也要隨時應對變化。至於何健，血海深仇無法共存於天下，是一條追來的瘋狗。

而在黨內、軍內，組織和軍事強行扭曲，特別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刻舟求劍，不能適應中國特殊的國情，在反圍剿和長征路上以教條主義不斷在客觀上犧牲著紅軍將士，而年輕的博古也是沒有足夠的社會經驗和歷史認知，無法擔當起特殊位置的考驗。而周恩來則被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不斷邊緣化，然而他與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的

紅軍的戰略性大轉移，史稱「兩萬五千里長征」，但是「正在進行時」的長征，卻沒有多少浪漫可言，而是血淋淋、赤裸裸坦蕩蕩、的生死之途。血戰湘江關係尤為重要，出發時的八九萬人，渡河之後只有兩三萬生還。1949年後的解放軍元老們，回顧往事，都會想起這一戰，關係到中共中央及紅軍絕大多數領導骨幹的生命之戰，是那麼的接近於團滅。

國民黨軍隊高層的各懷鬼胎、以鄰為壑、畏縮不前，即使讓紅軍損失慘重，但是以紅軍34師陳樹湘為代表的犧牲者的強力阻擊，還是為紅軍主力贏得了渡過湘江的時間。《血戰湘江》將批判的武器對準將士的血肉之軀，鏡頭非常貼近戰場，子彈橫飛、炮火連綿，李德在冒進的同時還要求毛澤東的部隊攜帶著成了累贅的輜重，導致紅軍行進速度過慢，讓國軍的轟炸和追擊造成更慘痛的傷亡。《血戰湘江》並沒有將毛澤東塑造成神，也給了李德自我辯護的理由。毛澤東以其豐富的游擊戰經驗和對中國歷史上的戰爭的熟稔，訴求明確的提出建議。而李德則「主觀上是好的」，但是能力確實不足以在最需要強有力的戰略軍事家的時刻繼續待在那個位置之上。

在不久之後的遵義會議上，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作為核心。《血戰湘江》講述的便是，沒有核心的紅軍是要被歷史有所犧牲的。而有組織、有紀律和上下精神的高度統一，則是黨派、企業實現自身目標，在歷史的大風口上有定力，有能力把握住這風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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