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被日本人狠揍十次你也能學會——白人戰俘在日軍戰俘營

軍官團系國內軍事歷史名家、青年學者集群，以普及中國近代史知識為己任。

本書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這裡節選的這一篇作者回憶了在奧唐奈戰俘營美軍戰俘並沒有忘記國家，通過故意減緩工作效力來拖延日軍的行動，「星條旗永不落」的歌聲雖然微弱，但仍不時響起。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在我感覺好了點兒之後，我的朋友們給我講了我受到懲罰的原因。似乎是因為指揮官只想殺死兩頭水牛，所以他問是誰殺死了第三頭，與我同去的日本兵告訴他是64號，那是我的號碼。確實是我殺死了第三頭水牛，但是日本兵命令我開槍的。那些日本兵出賣了我，沒有告訴指揮官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來等我慢慢了解了日本人的文化傳統，我才知道，日本人回答問題的時候，只回答問題本身，絕不會涉及問題之外的東西。也就是說，當指揮官問日本兵：「是誰殺死了第三頭水牛的？」日本兵只會回答：「是64號。」就這樣完了。指揮官沒有要求下屬做進一步解釋，他沒有問「為什麼要殺第三頭」，日本兵就不會做進一步解釋。換了美國人會說：「報告長官，是64號，當時那頭牛正向我們衝過來。」

過了幾天，我碰到了那個曾在我耳邊低語「只剩下五分鐘」的日本看守。我向他鞠躬，並用英語說：「謝謝你，救了我！你能幫我學日語嗎？我想理解你們的語言，學會說你們的語言。」他很高興，用英語微笑著對我說：「你們都很勇敢，是好樣的。別擔心，我教你。」於是我從工具棚里拿出一支鎬，舉給他看，然後說：「這個日語里叫什麼呢？」他慢慢地發出了一個詞的音：「Truabosh。」我的一個嶄新的學習階段開始了。

在幾天的時間裡，我已經學會了10件我們正在使用的設備的日語名字。每次日本兵命令我去拿一把常用工具，像一把鏟子、一把鎬或是鎚子的時候，我都可以直接對他們的日語命令做出反應。日本兵感覺不錯，因為他們讓我們去拿一件工具時，再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樣，費勁地手舞足蹈，連比帶劃，大喊大叫。

我的朋友們很奇怪：「Ten-spot，你真行啊！怎麼能這麼快學會這門語言呢？」「很簡單，」我說，「被日本人狠揍十次，你也能學會。」我要學這門語言，是因為有不懂日語而在指揮官辦公室遭到毆打的經歷。通過學日語，我幫助了自己和朋友擺脫了由於不能對看守的命令立刻做出反應而受到的暴虐毆打。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儘管我說的還是半調子日語，甚至犯了很多語法錯誤，但是我再也沒有因為聽不懂看守的話，而受到懲罰。

我就是這樣開始我的日語學習的。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的確幹得不賴。我下定了決心要學會日語，而且我也確實做到了，我要在夢魘般的地獄中生存下來，我也做到了。我那時相信，現在也仍然確信——只要能盡我所能，我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如果我真的想要做成的話。我已經靠著這種積極態度走了這麼遠，也一定會憑著它走完剩下的旅程。

我們的工作程序並不複雜，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小塊的廢鐵收集起來，大塊的廢鐵切割下來，再裝車運到馬尼拉。小隊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會開卡車，只有少數人懂得焊接和切割技術。因此，日本人就選了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我，跟著那些會使噴槍的人學習切割技術。其餘的人成為卡車司機和裝卸工。日本人沒有一個懂得切割技術的，所以我們就故意把工作效率放得很低，日本人也看不出來。我們還會故意破壞一些整塊的金屬，讓它不能被日本人直接利用。事實上，我們的工作既緩慢，又缺乏準確性。

除了把工作速度放慢些，作為戰俘的我們已經不可能為美國的戰爭出什麼力。不過有些兄弟還是想出了辦法：推著獨輪車往碼頭上卸貨時，故意裝作體力不支，故意弄歪車子，把車子上所有廢金屬倒入大海，一天當中，總會「偶爾」倒上那麼幾次。日本看守很光火，他們沖著我們大叫，用巴掌、拳頭，還有槍托教訓犯錯的兄弟。每當這時，推獨輪車的人就會輕輕地哼唱起「星條旗永不落」（美國國歌）。我們只要聽到這個調子，都會加入進來一起哼。這也是對日本人的一種抗議和報復。就這樣，我們每天「挽救」回來的金屬都會有一些註定要歸於大海，不會流到日本人手裡。

美國國旗（星條旗）

看押我們的日本小隊的官兵，僅僅在幾個月前，還如狼似虎，現在卻傷病纏身。瘧疾和痢疾等傳染病摧毀了他們的戰鬥力，我敢保證他們已經打不了仗。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在巴丹半島的戰鬥中受的傷。所以有一部分人極端仇視美國人，他們將這種怨恨毫無保留地表現了出來，喪心病狂地虐待我們，尋機報復。另一部分人則與之相反，這些士兵對我們懷有敬意，很欽佩我們的戰鬥精神，同樣是在火線搏命，他們對我們多少有一些同情。上一次救我的那個日本士兵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這個小隊在巴丹工作了三個月，發生了很多不尋常的事情。

首先，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重複機械勞動，讓我們成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專家。

第二，我們中間的一個美國中士——邁克·沙利文（化名），竟然和日本人搞到一起去了，他經常充當日本人的打手。

日本人賦予他懲罰我們的權力。戰前他是聖路易斯的一個職業拳擊手，他很強壯，寬肩細腰，有強壯的二頭肌，整個人鍛煉得就像一頭年輕的公牛。前幾個星期，他對看守表現得十分友好，長時間地和他們待在一起，巧妙地施展手腕，當了我們的頭。他告訴日本指揮官，他可以確保我們的工作幹得又快又好。我們的軍官和更高階的軍士，不想惹禍上身，默認了沙利文的領導地位。後來他們多少有些後悔，因為沙利文「得志便猖狂」，逐漸騎到大家的頭上。有時為了表示對主子的忠心，他竟然用重拳把我們打得魂不附體。

沙利文從不放過任何錶現的機會，他很樂意懲罰我們，似乎這會讓他在心理上獲得與主人相近的地位。有一次我臨時代替一個兄弟做卡車司機，要將車倒到一堆要裝車的金屬廢料旁邊，不小心倒過頭，卡車的保險杠撞在了金屬堆上，沒有造成什麼損失。幾秒鐘之後，沙利文凶神惡煞地沖了上來，拽著我的襯衫，把我從駕駛員座位上拖下來，扔在地上。他左手揪住我的襯衫領子，把我提起來，右手狠摑我的臉，咒罵道：「你這個笨蛋，耳朵聾啦！」我準備還手，但是身邊的朋友使眼色制止了我，因為他們看到日本看守哈哈大笑，拍著手，大聲說著：「吆西（非常好）。」還有一些日本看守走上來拍拍沙利文的肩膀，表揚他做得好。我很快意識到，如果我攻擊他們的走狗，日本人饒不了我。

話又說回來，沙利文當「頭」，並不是沒有好處。他確實拯救了我們當中的一些人的生命，如果不是因為沙利文插足進來，搶先懲罰我們，那些日本看守可能會把我們打得更慘。我們每個人都存在嚴重的健康問題，經不住日本兵暴虐地毆打，很可能會丟掉性命。換句話說，沙利文打在我們臉上的拳頭的滋味，要比日本人用槍托、皮帶鎖扣、灌滿沙子的竹棍猛擊我們頭部和背部的滋味兒好受多了。他正常兩三拳就把我們放倒，而不會像日本兵那樣，動起手來就沒完沒了。不過這種說法，只能在某些情況下站得住腳。毫無疑問的是，沙利文毆打我們的本意並不是保護戰友，而是為了向日本人獻媚。

日軍虐待美軍戰俘

第三件不尋常的事情，就是我們發現很多車輛、機槍，還有數以百計的手槍還能使用。一些兄弟撿了一些槍支回來，防備日本人在我們幹完活之後殺了我們。我們偷運了一些小型武器，藏在營地附近。手中有了武器，便有殺了為數不多的日本看守，逃到山區打游擊的想法，有人甚至主張殺死所有不願合作的人，當然特指沙利文。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戰俘營里三件不尋常的事預示什麼？一場暴風雨可能將要襲來。

編輯：張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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