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三大優良作風」是如何形成的？

1943年3月，周恩來結合整風學習，寫下了《我的修養要則》，提出「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鬥爭」，「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這份《我的修養要則》手稿，是見證周恩來進行優良作風修養的稀見文獻。

黨的作風直接關係著黨的形象和人心的向背。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形成了一系列優良傳統和作風，其中廣為熟知的是1945年黨的七大提出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三大作風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三大優良作風」的逐步形成

我們黨創立初期，就明確規定黨的任務是為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大革命時期，逐步認識到革命與群眾結合的重要性。如，毛澤東從1925年至1926年間，先後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和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初步闡明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情況和革命與群眾結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在領導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初步形成了「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1929年9月，周恩來在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強調，紅軍籌款、沒收地主財產等工作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同年12月，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指出，紅軍的任務，除了打仗消滅敵人，還要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的任務。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的「左」傾教條主義，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批評了離開實際調查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爭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在反「圍剿」鬥爭中，我們黨更加認識到依靠群眾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34年1月寫的《關心群眾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確提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關心群眾生活，是什麼任務也不能完成的。」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党進一步強調了理論與實際結合、堅持群眾路線的重要性。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深刻闡述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重要性，為最終形成「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毛澤東在此期間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講話，通過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延安整風使黨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得到極大的普及和推廣。1943年6月，毛澤東寫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科學闡述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

「三大優良作風」的正式提出

1945年4月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提出：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其基本精神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擴大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在於啟發黨員和幹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周恩來也指出：我們黨從六大到現在，之所以能夠經歷國內外重大事變和考驗，成為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強大的共產黨，是從永遠保持密切聯繫群眾中鍛鍊出來的，是從勇敢地實行自我批評中鍛鍊出來的。

黨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我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提出來。

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裡，「三大優良作風」得到進一步拓展和深化。1949年3月，為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要掌握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任務的到來。

「三大優良作風」提出的必要性

「三大優良作風」的提出和形成，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們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下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絕大多數的條件下，一開始就肩負著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使命，任重道遠。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來看，我們黨是在同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鬥爭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黨的發展壯大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這期間，我們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巨大勝利，也經歷了嚴重的挫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分別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我們黨批判並糾正了王明的「左」傾錯誤。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又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任務。1941年至1944年間，我們黨結合整風運動對黨的歷史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為徹底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理論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紛紛制定深入社會和群眾進行調查研究的計劃。如陝甘寧邊區政府專門建立了調查研究機構，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陝甘寧邊區政府到富縣、甘泉等地進行調查研究。通過實地調研，各級領導幹部寫出了一批具有較高價值的理論聯繫實際的調查報告，使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在全黨紮下了根。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形成的，有利於統一思想、團結同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時，提倡「批評」，但沒有提倡「自我批評」，批評成為攻擊個人和「殘酷鬥爭」的代名詞。遵義會議以後，我們黨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黨內「左」傾組織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也被全黨所認識。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新形勢，需要解決一些新問題，特別是整風運動，需要有正確處理黨內外問題的方式方法。在新形勢下，黨中央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在全黨培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在1941年7月頒布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明確規定：「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採取了以自我教育為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統一思想、團結同志的目的。

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和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從建黨伊始就決定了和人民群眾的緊密結合。是否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繫在一起，決定了我們黨革命和建設的成敗。黨的七大召開前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實際上也是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參加整風運動的群眾之多，發動之徹底都是空前的。整風運動中，從黨的領導班子整風計劃的制定，到每一個階段運動的部署，都貫徹了群眾路線。全黨上下結合，深入群眾蹲點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出一套緊密聯繫群眾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總結，提出了「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著名論斷。

在我們黨的長期革命實踐過程中，尤其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系統形成的黨的優良作風，在黨的七大上得到了全面的理論升華，被毛澤東同志概括為「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三大優良作風是黨付出極大的努力和代價培育起來的，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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