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投日後想聯絡地方軍閥反蔣沒成功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時多，汪精衛以赴成都演講為名，偕陳璧君、曾仲鳴等人潛離重慶。下午1時多，抵達昆明。當晚，向雲南省主席龍雲透露：將到香港與日本人商談「和平條件」。19日，匆匆轉飛越南河內。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與蔣介石之間在抗戰中形成的分歧有關。

【一】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分歧源遠流長，複雜紛紜，其內容，大體分兩類：一為政見之爭，一為權力、地位之爭。抗戰爆發後，二人的分歧除權力、地位之爭外，主要集中於對日本的和戰態度上。

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即反對抗戰，認為抗戰必敗。廬山談話會上，他將神聖的抗戰說得愁雲慘淡，調子極為灰暗。他說：「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廬山談話會後，汪精衛與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調俱樂部」，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為唱「高調」。自1937年8月起，汪精衛即連續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8月4日函稱：「如認談判所開(條件)尚可接受，則負起和之責任。」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國史館」藏。8月23日函稱：「當悉力抗戰之時，不惟不宜塞斷(對日)外交途徑，且當力謀外交途徑之打開。」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廣田宏毅發表談話，聲稱希望英、美、法等國出面勸說中國，按照1932年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撤兵於該協定「所定範圍之外」，「如是則滬戰可止」，國民黨中宣部禁止國內報刊發布這一消息。汪精衛於9月5日致函蔣介石，要求中宣部開禁，斟酌發表，並由外交部發表針對性的談話。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衛再次致函蔣介石，要求蔣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請英、法、美使節，徵詢意見，說明中國立場與界線，使之相機行事。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5。12月，南京淪陷，國民黨內部出現一片主和聲，汪精衛覺得有機可乘，即向蔣進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這個所謂「第三者」，即進攻中國的日本為一方，領導抗戰的蔣介石為一方，他自己則自居「第三者」。蔣當即拒絕：「此不可能之事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西義顯：《日華「和平工作」秘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

1938年3月，蔣介石籌備在武漢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他就設立「黨魁制」問題和汪精衛商量，汪精衛不贊成。《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22日，蔣介石訪問汪精衛，討論日本托義大利出面非正式調停中日戰爭一事。當日，蔣介石日記云：「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痛苦更甚於戰時，而況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這一天，蔣、汪之間可能有比較激烈的意見衝突。蔣在日記中所批評的「妄想速和」的「世人」應該就是汪精衛。25日，蔣介石計劃利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宣言，表達抗戰意志，對日本進行心理戰。日記云：「大會決議與宣言如果有力，則其效果不惟可使敵適可而止，當能使敵知難而退也。」盧溝橋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在一段時期內，蔣介石對「聯共抗日」態度積極，日記云：「對共黨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對各黨派主聯合」。同時，蔣也決定自己當「領袖」，「推汪為副」。26日日記云：「團結黨內，統一國內，是對敵國最大之打擊。」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開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張在國民黨內設立總裁。蔣介石當日日記云：「此時設立總裁，至少可表示本黨不妥協之決心，與敵以精神上之打擊。」4月1日，大會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蔣介石心情興奮，日記稱：「對總裁責任應當仁不辭，以救國與對外之道已無他法。此為最後一著，實與抗戰增加實力不少，而且確定黨國重心，無異於敵精神與其策略上一大打擊也。」但是，汪精衛卻因居於蔣介石之下，心情極度沮喪，見於形色。陳布雷：《回憶錄》(二)，二十世紀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頁。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等一系列文件，堅持抗戰，堅持聯共。4月1日通過的《大會宣言》聲稱：「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463頁。同日，蔣在大會《閉幕詞》中聲稱：「本黨同志要站在當政黨的地位，發揚這種固有的精神，寬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之下，來接納各黨派人士，感應全國國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511頁。蔣的這些意見都和汪精衛相反，汪自覺「和平」希望毀滅，自此，對蔣徹底失望。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政府惱羞成怒，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其後，日本政府一方面轉託義大利，接替德國，在中日兩國間調停「和平」。同時，積極動員民國初年曾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少川)出面組織傀儡政權，與國民政府談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學家羅家衡到武漢，見到汪精衛，談及由唐紹儀出面談判一事，汪即說：「在辛亥南北議和時，我們俱是在少川先生領導之下進行的。現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才是辦法。現在日本不是較以前對華主張緩了一步么？從前日本是不以蔣政府為對象的，現在日本僅主張不以蔣個人為對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蔣的下野，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要國家有救，甚麼犧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剛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檔。這段話既暴露出汪精衛急於與日本謀和的面目，同時，也暴露出汪精衛對蔣介石失望，急於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隱秘企圖。同年6月14日，汪精衛的親信高宗武與日人西義顯在香港簽訂備忘錄，準備組織「第三勢力」。雙方心目中的「第三勢力」的領袖就是汪精衛。同月20日前後，義大利駐華大使授意汪精衛致函近衛首相，意圖在汪精衛和日本政府之間建立直接聯繫。《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衛鼓勵下秘密訪日，會見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以及近衛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員，決定「找尋蔣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而此人，雙方也都認為非汪精衛莫屬。影佐禎昭：《漫談》，《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戰爭》(5)，第360頁。影佐禎昭公然對高宗武說：「可否請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負責。」《會晤影佐談話紀要》，〔台北〕《近代中國》第129期，第125頁。

蔣介石並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這些活動內幕，但是，他對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動強烈不滿。6月24日，蔣介石日記云：「高宗武荒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態度的反覆變化，認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關。7月22日日記云：「倭閥對我變更態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之荒謬赴倭亦有關係也。」他當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2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訪日報告，日記云：「覺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國民政府自武漢撤退，汪精衛更加喪失抗戰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與日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等文件。《記錄》規定雙方的「合作」條件有「締結防共協定」，「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中國承認滿洲國」等六條。其行動計劃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發表上述「合作」的條件，汪精衛等即發表聲明響應，「與蔣介石斷絕關係」，「見機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慶向汪精衛彙報，隨身攜帶與日方達成的協約以及近衛首相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陳公博到重慶，對陳說：「中日和平已經成熟」，「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現在我們已經無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們結果必為共產黨的俘虜。」陳公博：《自白書》，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0頁。他並向陳透露，準備離開重慶，以個人身份出面，與日本交涉。汪隨即召集周佛海、陳璧君、梅思平等會商，決定接受「重光堂協議」，電港通知。《周佛海日記》，1938年11月29日。當日下午決定：汪於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達昆明，近衛首相於12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互相呼應。

武漢失陷，蔣介石並未隨國民政府遷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繼續抗戰。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在重慶開幕，蔣介石致電會議，認為日軍自進窺武漢以來，死傷三十餘萬，計窮力絀，抗戰已入「第二階段」。他估計，「吾人預定覆滅敵人之計劃，必可實現於不久將來。」《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08-1310頁。11月7日，他在長沙主持軍事會議。25日，又在南嶽主持軍事會議。11月30日，視察桂林，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以白崇禧為主任，統籌西南抗戰。直到12月8日，蔣介石才到達重慶。這一天，本來是汪精衛預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蔣的到來，汪不得不改變計劃。12月9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約集孔祥熙、汪精衛、王寵惠、葉楚傖、朱家驊等人談話。汪精衛堅持對日主和，他表示：中國和日本都有困難。「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事」，「故調停之舉，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將到來。」《傀儡組織》(三)，第51-52頁蔣介石所言與汪精衛相反，日記云：「下午，與黨政各同志談話，指示以後對倭方針，言明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並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當時，蔣介石正在謀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兩黨合并為一個新的「大黨」。談話中，汪精衛詢及此事，認為「可慮」。《王世傑日記》第1冊，第446頁。國民黨關於這一天的談話，蔣介石後來電告龍雲時也說：「中此次在渝，並曾詳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獪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謀和，則寇之猙獰面目必畢露，萬不可為。」《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7頁。可以看出，汪主張與日本言和，蔣反對與日本言和。針鋒相對，涇渭分明。後來汪精衛回憶說：「12月9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至重慶，(兆銘)復激切言之，卒不納。」汪精衛：《曾仲鳴先生行狀》，《河內血案》，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頁。可見二人之間辯論的激烈。蔣這一天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大為失望。陶希聖致函胡適說：蔣先生12月8日到重慶。他的態度完全改變。對於國家處境困難，全不考慮。他的全部計劃在提攜共產黨。他說日本沒有兵打仗了。他對日本的和議，不假思索的拒絕。這樣的變動，以及客觀的困難，使汪先生及我們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進言都成了畫餅，更都成了罪狀。眼見國家淪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連一句負責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幻想支配了一切。我們才下決心去國。《胡適往來書信選》，(中)，第397-398頁。陶希聖的這段話，生動地描寫出蔣介石和汪精衛等人的兩種不同精神面貌。汪精衛等人，最初是在國民政府內部「主和」，現在，由於和蔣介石意見對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內閣成立興亞院，其目的在於加強對中國佔領區的統治，其總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總裁由外相、藏相、陸相、海相兼任。在中國北平、上海、青島、漢口、廣州、廈門等地設有分支機構。此前2日，蔣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衛到蔣處探病，蔣當日的日記說：「日本對中國之最後目的雲者，乃滅亡中國之謂也。興亞院成為確定對華政策執行之樞紐者，乃以興亞院為中國之斷頭台。換言之，滅亡中國之總機關也。因此興亞院之成立，中國若要自取滅亡，俯首而上斷頭台則已，否則除抗戰拚命以外，再無第二道路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16日。武漢會戰期間，蔣也曾幻想過以和平方式結束中日戰爭，但從這一則日記可以看出，嚴酷的現實終於使他認識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戰一途。當時，日本特務土肥原約原天津市市長蕭振瀛到香港見面談判，蔣決定不準蕭赴港，對土肥原「堅拒不理」。《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17日。

關於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汪精衛在出逃後曾於12月23日致電蔣介石稱：「在渝兩次謁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龍雲轉呈汪自河內致蔣委員長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梗電之迴電》，《傀儡政權》(三)，第48頁。蔣介石認為，汪所言，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慶時，則「未有一言提及」。見致龍雲電，《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7頁。他在電告他的朋友、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彭學沛時也說：他之所以離開中國，「系因中央不願考慮和議，及本黨有進一步容共之趨向」，故不得不「以去就爭」《王世傑日記》，第455－456頁；參見《張群以接汪自河內電為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致蔣委員長之馬電》，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權》(三)，第46頁。。汪所稱「進一步容共之趨向」，指的就是上述蔣介石企圖聯合共產黨，甚至與共產黨「合并為一大黨」的意見。這就說明，汪精衛不僅主張與日本言和，而且反對蔣進一步「聯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為向蔣抗爭的手段。當然，汪的出走，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蔣電及致彭電中均未說明，這就是，他準備在重慶國民政府之外，另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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