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綁雙手的慘死者 | 罪案遺蹤

科技 07-14

圖片來源：Pixabay

「罪案遺蹤」系列第2篇

《知識分子》科學新聞實驗室第5篇

撰文 | 格蕾絲（《知識分子》科學新聞實驗室特邀作者）

翻譯 | 張晗

責編 | 黃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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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我爬進一座位於瓜地馬拉鄉下的高海拔山坡上的萬人塚，協助發掘和記錄裡面的遺體。這座墳墓是瓜地馬拉持續了36年的內戰所留下的一個痕迹，那場戰爭隨著1996年和平協議的簽訂而結束。瓜地馬拉法醫人類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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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醫人類學家們發現了這座墳墓，然後為包括我在內的一批法醫人類學田野實訓學生建立了開挖基坑。

墓穴是一個狹小的深坑，勉強能讓我和已經在裡面的另外兩個學生容身。除此之外，現場還有兩處墓穴，我們會輪流進入。一名學生需要困窘地把身體緊貼在坑壁上，才足以讓我走到分給我發掘的遺體旁邊。有人從上方把工具遞給我：一把刷子，一個用來篩土尋找細小碎骨的濾器，和一個簸箕。我蹲伏著保持平衡，一隻腳放在身下，另一隻腳由於空間的限制只能不牢靠地踩在坑壁上。調整身體重心時，我甚至都沒法避免更多塵土滑落到我正在嘗試清理的區域。

與此同時，來自附近村子的人三五成群地站在地面上，用當地的曼姆瑪雅語交談著，我們沒有一個人聽得懂。有時候某個人會從基坑邊緣窺視我們，有時候我能捕捉到西班牙語的隻言片語，我注意聽的話能聽懂個大概。孩子和狗也在我們頭頂上跑來跑去。一個小女孩的一隻小小的塑料鞋滾進坑裡，落在我們身上。另外兩名學生中的一人把鞋子遞給了上面的人。到那一周結束的時候，我已經習慣了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掉下來。

然而，有種糟糕的感覺我從頭到尾都沒能習慣——哪怕僅僅失去平衡一秒鐘，我都有可能不小心向前滑跌到其中的一具骨骸身上，毀壞一項戰爭罪的寶貴證據。

宋慈是對的

在美國這邊，談起法醫人類學，幾個著名的名字經常出現在現代法醫人類學的討論中，其中有威廉·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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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萊德·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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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曾在阿根廷和瓜地馬拉幫助訓練法醫人類學家。

不過法醫人類學的歷史要久遠得多。法醫人類學和法醫病理學可以被看作我們英語中所說的「一枚硬幣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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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確實地說，是一具遺體的兩部分。法醫人類學研究骨骼，而法醫病理學關注軟組織。已知最早的法醫病理學著作《洗冤集錄》出版於1247年，作者宋慈是南宋的一名驗屍官。

宋慈把有些事情搞錯了。比如他說人體有365塊骨頭，但實際上科學家一致認為一名成年人體內骨頭的數量是206塊。即便是在從出生到童年的這段時期，我們的許多骨頭仍處在融合的過程中，但總數也從未超過270。知識小課堂：即便在你停止「長身體」（長高）——一般是14到16歲之間——之後，你體內的某些骨頭仍在生長（融合到一起）。兩段鎖骨在胸前的連接處通常是最後融合的，可以晚至你30歲出頭才發生。

宋慈在其他一些事情上是對的，考慮到他那個年代在技術資源和生物學理解上的局限性，這是令人嘆服的。在《洗冤集錄》1980年版英文譯本序言里，李約瑟和魯桂珍指出宋慈識別出了數個「人體表面受到創傷後尤其可能危及生命的位置」。這些位置已經得到了現代法醫學的承認，「它們在今天的重要性相較於宋慈的時代也絲毫不減」。

《洗冤集錄》還有一章是關於檢驗死亡很久後的骨頭的，這部分現在主要是法醫人類學家的工作。

屍體農場

[提示：後續幾段話中關於人體腐爛過程的描述可能引起不適。]

並不是所有法醫人類學家都同意「組織—骨骼」是他們與法醫病理學家之間最好的分工方式。「最好是在情境中觀察骨頭，看到周邊組織的關聯情況，以及組織是否有創傷的跡象，」密西西比州法醫辦公室的全職法醫人類學家斯蒂芬·賽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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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說。「我最初的幾份工作是和法醫病理學家一起屍檢，但我知道有些地方甚至都不讓法醫人類學家參與屍體解剖。」

賽姆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法醫人類學創傷分析」。他從1979年開始涉足這一領域，那時他還是美國第一所露天法醫人類學研究機構——也就是「屍體農場」——的助教，這一機構由威廉·巴斯博士建立於田納西大學，直至今天還在運轉。這些年來，其他的屍體農場在我的國家美國各處開設起來，兩座在德克薩斯州，一座小型的在東海岸，一座在中西部，一座在西部。當前，美國共有六處露天人體腐化研究機構。

屍體農場的建立，是為了讓科學家研究生物體——尤其是人體——在死亡後是如何分解的。那裡的研究使得科學家可以記錄到許多細節，像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屍體分解的速度有多快；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化學物質如何影響屍體腐化；掩埋的操作會如何影響屍體腐化；哪些昆蟲會寄居在屍體上，以及它們出現的時間表；焚燒和冷凍有機組織會如何影響腐化；諸如此類。

儘管我在2011年訪問了田納西大學，我卻從未去過屍體農場。它對公眾是不開放的，許多此類研究機構都是如此。遊客污染研究結果的可能性實在太高了。但是我可以根據我掌握的知識想像那個場景：一萬平方米的草地和林地區域里，躺著大約150具屍體，有的在地上，有的埋在土裡。屍體農場剛剛出現的時候，當地人曾抱怨說他們能夠看到那些未被掩埋的正在腐爛的屍體，後來高高的用於遮擋的籬笆就被建立起來。

屍體可能隨著脂肪和肌肉的分解而變干，或者它們先是腫脹，然後皮膚隨著細胞死亡的發生而分裂。陽光照射之下，皮膚顏色變深，就像是晒成棕褐色的皮革，緊緊地綳在骨頭上，直到它也消失掉。附近的昆蟲以特定的時間表來到這裡進食屍體。較為大型的食腐動物可能會把肉從骨頭上咀嚼下來，在骨頭上留下牙印。2017年5月，一位朋友給我看了一張照片，在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法醫人類學研究所（也就是「屍體農場」），一隻鹿正在咬人骨。儘管科學家知道鹿偶爾會吃肉，但它們是被當做食草動物的。2017年5月的這張照片，是鹿吃人類腐肉屍骨的首個影像證據。

儘管澳大利亞和英國已經自2014年就開設了屍體農場，但是人體遺骸的使用在澳洲飽受爭議，而在英國則是違法的。可是我們美國有六座屍體農場。六座！都在一個國家！我不禁想，相較於世界其他地方，美國對於死亡有著某種痴迷。或許是對於收集荒誕數量的科學數據有什麼執念。也許兩者都有。

當我告訴賽姆斯六座屍體農場在我看來似乎太多的時候，他笑了。「我們可以在每個州的各個角落開設一個，收集新的數據。」他說。他說的是事實：屍體腐化因氣候而異。不僅不同地區的氣候各異，同一地區的氣候也由於海拔高度、城市發展等諸多原因而多種多樣。

成千上萬的細節

我第一次見到海瑟·沃爾什-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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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是2014年2月法醫人類學田野實訓期間，在瓜地馬拉城的維爾維娜公墓。沃爾什-哈尼是佛羅里達海灣海岸大學的副教授，同時為好幾個佛羅里達法醫區擔任法醫人類學顧問，她在田野實訓裏手把手教學生如何做骨骼鑒定和評估。

維爾維娜是瓜地馬拉城的一座主要墓地，內有單獨的萬人塚，即藏骨堂。維爾維娜的空間極其有限，家屬要為埋葬親人的地下墓室支付租金。（我不知道這種情況在中國是不是常見，反正在美國不是。我們美國人一般是在公墓買一塊地，或者火葬後將骨灰交還家屬。）如果太多次欠繳租金，家人的遺骨就會被丟棄到藏骨堂里。

很多人認為在瓜地馬拉內戰期間，警察殺害的人的遺骨被暗中送入了維爾維娜的藏骨堂。因此，2010年，瓜地馬拉法醫人類學基金會開始了發掘其中遺骨和建檔記錄的工作。

作為學生，我們的工作是記錄與評估藏骨堂里那些已被瓜地馬拉法醫人類學基金會的專業法醫人類學家記錄和分析過的骨骼。在基金會設在維爾維娜公墓的臨時帳篷里，我小心翼翼地開始把「我的」研究對象按照解剖學的正確位置擺放在桌上。當我看到高大卻並不起眼、性格開朗而富有耐心的中年女人沃爾什-哈尼博士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地指導學生，我有點恐慌。我實在很想弄好我分到的骨骼讓她檢查，但是有幾塊肋骨丟失了，我也很難找出其他肋骨的正確順序。

作為參考，人體有24塊肋骨，左右兩邊各12塊。我修過兩次人體骨骼分析的課程，本科生時一次，研究生時又一次。為了把幾百塊骨頭擺放到正確的位置，需要記住成千上萬的細節。如果有骨頭破碎和/或遺失，那就更複雜得多了。

在把肋骨從所有骨頭裡撿出來之後，我把它們分成了三堆：左側肋骨、右側肋骨和我無法辨認的碎片。在學校里我們拿到的是完美的樣本，但現實中，在秘密地點、萬人塚和類似環境里找到的遺體，骨頭是斷裂、破碎的，有時被焚燒過，有時整個缺失。

最上端的兩對（第1、2肋）和最下端的兩對肋骨（第11、12肋）在形態上和其他肋骨存在顯著的不同，意味著找到它們的位置相當容易。我正和剩下的8對肋骨較勁的時候，沃爾什-哈尼走過來幫我。

在我完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期間，我們也查看了顱骨。在前面一周的實訓課程里，我們跟著基金會的法醫人類學家學習了鑒別各式各樣武器造成的顱骨骨折模式，不過我沒能在這個顱骨上發現任何明顯的骨折。沃爾什-哈尼把頭骨的轉過來，指著前臼齒上的一個明顯的凹陷。「看到了這個嗎？」她說。「這應該是頭的側面被鈍器打擊造成的。」

我從她手中拿過頭骨，仔細檢查那顆受損的牙齒。它甚至都沒有鬆動。它讓我想到扁平而黯淡的珍珠。

我長出了口氣，都沒發現我一直在屏住呼吸。不論我學習多少人體骨骼分析知識，都是遠遠不夠的。

死亡到發現之間

法醫病理學家和法醫人類學家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確定死亡時間[7]；埋葬學，研究在機體死亡到遺體被發現之間都發生了什麼。儘管賽姆斯和沃爾什-哈尼專攻的都是創傷分析，但賽姆斯說，「創傷和埋葬學是緊密相連的。」

「埋葬學有無窮無盡的變數，」他繼續說道，「它比我們做的大多數事都要複雜。它難以重複，難以復現，難以模擬。創傷也一樣。創傷很難偽造，很難在人體以外的物體上呈現，也很難量化或者檢驗。」

確定死亡時間在瓜地馬拉並非什麼問題，因為我們知道山坡上的墳墓埋葬的是軍營里的平民囚犯，他們在內戰期間被安置在此處。信息源自當地村民，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親屬在幾十年前被從家中擄走，再也沒回來。

然而在大多數發現身份不明人員遺體的案例里，正如賽姆斯和沃爾什-哈尼最可能在他們美國的日常工作里遇到的那樣，死者的死亡時間是未知的，除此之外很多也是未知的：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機理；死者的年齡、性別、血統、身高。屍體農場收集到的數據就是用來幫助確定死亡時間的。

儘管其他的大學和組織也嘗試了，但在田納西之外的州開設露天屍體腐化研究機構卻是一項令人望而卻步、經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14年在威斯康星的福克斯谷技術學院建設一座「寒冷天氣下」的屍體農場的計劃至今沒有結果。

「很多州都有法律規定對死後的人體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在威斯康星，我們州的法律規定，屍體只能捐給醫學教學機構，用作學生教具或者外科手術研究。因此我們需要修改州法才能開展人類學研究。」福克斯谷技術學院法證科學系主任約瑟夫·勒費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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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解釋說。

沃爾什-哈尼也曾嘗試在佛羅里達建一所相似的機構，可是資金短缺和當地社區的反對成為了障礙。佛羅里達另一處研究機構於2017年5月破土動工，但研究工作可能直到2018年1月才能開始。（裡面的屍體需要時間來腐化分解。）在如今不斷變化的氣候條件下，收集數據十分必要。

「我剛進入這一領域的時候，遺體變成白骨，部分組織留有脂肪但是基本上白骨化，大概需要7到10天，」沃爾什-哈尼回憶。「自從這裡（佛羅里達）的天氣變得更加炎熱乾燥，這影響到昆蟲密度，我見過遺體在4天之內就達到了同樣的腐敗程度。過去至少需要7天的過程現在4天就能發生，有時只要3天。」她認為這些變化是氣候變化造成的。

回到墓地

讓我們一起回到2014年2月，回到瓜地馬拉鄉間山坡上的那座萬人塚。是的，我很害怕我疲憊的雙腿會堅持不住，讓我跌倒在我一直協助發掘的遺體上。但我能感覺到的遠不止這個。我希望你們明白，從萬人塚里發掘遺體的時候，你從不會僅僅只有一種感受。如果你對法醫人類學非常感興趣，還有過人體骨骼分析的基礎訓練——即便我是個作家也兩者兼而有之——你會感到毋庸置疑的興奮，尤其是當你找到什麼不同尋常的東西的時候。比如說，找到手部所有細小的骨頭。我在學校里學到的是，真實條件下我不該指望能找到所有的小骨頭。但是，它們就在我眼前。

接著，我們在手骨旁邊找到了一小段打著結的繩子，由此推測這個人的雙手很可能被綁在一起。現在我們可以拼湊起這個人死亡的過程。我愈發激動了！在大學的人類體格學實驗室里花費的那些時間——熟記每塊骨頭的學名和形態學特徵，學習利用形態鑒別骨骼碎片，練習根據骨長度和骨縫估計身高年齡——引導我走到這一步。

接著就是殘酷而醜陋的頓悟：這個人死的時候雙手被綁在背後。

此時我為我的興奮感到羞愧。沒有誰應該在發現這種事情的時候還感到激動。

我們把山坡墓穴里的所有骨骼打包之後，它們被送往位於瓜地馬拉城的瓜地馬拉法醫人類學基金會總部等待鑒定。我則返回了美國。

有些時候，當我回想起瓜地馬拉的那些墳墓，我仍然有種會失去平衡跌落到某人遺骨上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