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學城又添一座中國樓

百年歷史的巴黎大學城——將世界各國知識和文化融為一體的「建築烏托邦」，終於要有「中國樓」了。

「中國之家」方案北立面效果圖

初到巴黎上學的人很可能會特別震撼，巴黎的大學並不像想像中那樣。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學校沒有任何財力擴建。每所學校都特別小，只有幾棟教學樓，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設施。沒有英美國家一望無際的大校園，沒有球場和運動場，沒有學生的活動中心，很多學校甚至連食堂都沒有，更別提宿舍樓。

於是住宿成了大問題。由於巴黎公立大學沒有宿舍，於是19世紀法國政府在巴黎南部建立了巴黎國際大學城（Cité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邀請各國政府出資設計籌建自己國家的宿舍樓，為巴黎留學生提供住處。

但顯然當時的法國政府根本沒有想到後來的大學進行了大規模擴招，如今大學城內的學生宿舍只提供給國際交換生和極少數通過正規渠道申請的普通學生，即便在巴黎公立學校有獎學金的學生里，也只有30%的人能夠住上大學城。結果是，幾乎所有在巴黎求學的學生都要自己找房子住。在這座房價僅次於倫敦、香港、東京的城市中，學生們要與社會上有工作拿著薪水的人競爭租房房源，而在巴黎，一間20平米左右的單間月租金起碼700歐。

更慘的是中國留學生。由於巴黎大學城裡一直沒有中國宿舍樓，中國學生便更要在學校外租房住，僅有少數國內大學的交換生有機會在大學城其他國家的宿舍樓里住上短暫的半年或一年時間。

「瑞士樓」，勒柯布西耶設計

很多中國學生都有一種感受：我們不屬於巴黎大學城。在巴黎留學期間，我每次踏進大學城，都是去看望從中國國內交換過來的朋友，繞過勒柯布西耶設計的「瑞士樓」，穿過一片灌木和花園，然後鑽進有著琉璃瓦斜屋頂的「東南亞樓」，我的朋友就住在那裡。經常，我會蹭他的飯卡在大學城食堂吃飯，或者和他去大學城主樓「國際樓」看一場音樂演出，但因為我不是大學城住戶，沒有大學城宿舍門卡，所以沒法進到大學城質量很好的網球場里打球。當然，如果我想去「日本樓」欣賞旅法畫家藤田嗣治的繪畫，還要單付2歐門票。

「東南亞樓」內部

著名畫家吳冠中在《留學時代》中談及他1946年到法國留學時，曾憤怒質問：「中國呢？（巴黎大學城）沒有館，據說當年建館經費被貪污了，因此中國留學生分散著寄人籬下。」

關於沒有中國樓的原因，中國學生群中流傳著這樣一個解釋：說是原來法國政府邀請中國政府去造樓，正值慈禧太后當政，李鴻章把權。一來二去，打算建造中國樓的資金不知怎麼落入了貪官、大人物手裡，所以最終中國樓杳然無影，中國學生只能過著漂泊的日子。

學生們坐在巴黎大學城主樓「國際樓」前的草坪上

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在巴黎的留學生中依然口口相傳著這個傳說，信以為真。實際上巴黎大學城始建於1920年，並不是慈禧太后的鍋。這片被稱為「建築博物館」的大學宿舍區，真正的歷史裡隱含著一段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烏托邦」夢想。

「烏托邦」實驗

安德烈·奧拿拉（André Honnorat），這名本該從1910年至1940年一直爬模滾打於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的法國政治中層人物，曾在1920年至1921年短暫地出任法國公共教育部長。1920年的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血染歐洲大陸，人們在困苦和仇恨中生活。奧拿拉覺得，只有各國間文化的交流，才有可能避免衝突，鞏固來之不易的和平。

也正是在此時，法國工業大亨埃米爾?德奇·德拉默爾特（Emile Deutsch de la Meurthe）向政府申請了一項公益項目，他希望出資建造一處帶有花園的村鎮，為350名生活貧困的學生提供住宿。得知此事的奧拿拉在國民議會力主支持該項目，確保政府通過議案，他並開始頻繁出國，尋找更多支持此項目的贊助者。這時，巴黎大學校長保羅·阿培爾（Paul Appell）也加入了這個計劃。期間，公益項目逐漸擴展，最終變成了一片大型宿舍區，為法國和所有國際留學生提供宿舍。

鳥瞰巴黎國際大學城

奧拿拉將大學城地址選在了巴黎的14區，也就是大學林立的6區拉丁區的正南面。意圖很明顯，他希望巴黎上學的全世界學生都可以生活於此。「讓這些年輕人在可以交到真朋友和找到持久友情的年齡，充分地與別人交流，去欣賞別人。」

奧拿拉的「烏托邦」實驗就此開始。

為實現讓不同國家的年輕精英通過交流進行文化整合、促進國際和平的目標，巴黎大學城在建造伊始即提出，城內的建築設計要與其理想相符合，它應當是吸引人的集體生活的映射，同時要傳達出其所在國家的特色，並進而發展成為城中之城，宿舍樓、廣場和花園交錯，每幢宿舍樓所擁有的該國特色使留學生們感到「既在巴黎又如同在家鄉」。

巴黎大學城的第一棟建築「德奇·德拉默爾特樓」內部

巴黎大學城首先成為了一片建築實驗室。第一棟樓「德奇·德拉默爾特樓」（Fondation Deutsch de la Meurthe）在1925年建成後，「加拿大樓」、「比利時樓」、「阿根廷樓」、國家農學研究所和「日本樓」相繼建成。

「日本樓」

各國先鋒建築師們開始更大膽的實驗，而後出現的兩棟劃時代的建築就此改變了建築史。1928年，荷蘭建築師杜多克（Willem M. Dudok）設計的「荷蘭學院」建成，後來成為杜多克一生在法國設計的唯一一座建築。1933年，建築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設計的「瑞士樓」建成，重點詮釋現代建築的五大原則：底層架空、屋頂平台、自由的空間、條形窗、自由的立面，自此開啟了他對集合住宅的著名探索和實驗。

「瑞士樓」

「荷蘭學院」

到了1938年，大學城已經有了20棟建築，但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髮結束了奧拿拉的和平「烏托邦」計劃，學生們離開了大學城。曾經同在一個屋檐下的同學們回到各自的國家應徵入伍，在前線重逢。德軍佔領巴黎後一直使用大學城建築，而後巴黎解放，美國人到來，直到1945年大學城才再度開園，實驗繼續。

在這片歷史橫跨近百年的大學城內，每棟宿舍樓都帶有自己的歷史。1951年建成的「法國海外省樓」見證了那個法國即將結束殖民地統治的時代，兩年後，「突尼西亞樓」和「摩洛哥樓」相繼建成。

「摩洛哥樓」內院

勒柯布西耶與科斯塔（Lucio Costa）聯合設計的「巴西樓」1954年建成，由當時的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剪綵，就在剪綵幾個月前，巴西剛剛確定了自己國家的新首都巴西利亞。

「印度樓」1968年建成前後正好趕上巴黎「五月風暴」學運，立面上既有勒德納吉里佛洞風格的淺浮雕，也有甘地半身像。建築師帕朗（Claude Parent）設計的「伊朗樓」1969年完成，標誌著大學城一段建造時期的結束。

全世界知識相互融合

如今，巴黎大學城擁有超過40座以各個國家命名和建設的宿舍樓，總共6000間宿舍，每年可以接待來自140個國家1.2萬名學生和學者。

為了讓全世界的知識相互融合，巴黎大學城做出硬性規定，每個國家自己的宿舍樓，起碼要將30%的房間用來接待其他國家的學生。此外，各國宿舍樓定期放映電影、組織派對、音樂會等展示各國文化的活動，鼓勵國際交流。每學年各樓都選舉自治委員會，組織本樓的文化生活。由此，不同國家的學生混住在一棟樓中，每座樓的客廳、廚房變成了學生們相遇及國際文化交流的場所。

「可以肯定，我一生中最忘我的學期時期是住在巴黎大學城的時候，我每天學習10個小時，但從周六晚上6點到周一早上，我充分放鬆。在大學城，我看話劇、看電影、聽演出、逛展覽，參加周六晚上的派對，當然還有緊接著周日凌晨的舞會。」塞達·桑戈爾（Sedar Senghor）這樣寫道，他曾是塞內加爾的一位作家，後來成為了塞內加爾總統。

埃里克·侯麥電影《娜嘉在巴黎》里學生娜嘉60年代在巴黎大學城的生活，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可以這樣過。對學生來說，大學城是天堂，是巴黎精神的十字路口，歷史建築環繞，人們交換、分享，人們生活於此。大家是同學，是鄰居。曾獲諾貝爾獎的法國科學家喬治·夏帕克和呂克·蒙塔尼，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指揮家小澤征爾都曾是巴黎大學城的留學生。

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愛情也始於大學城。當時學生薩特住在大學城的「德奇·德拉默爾特樓」，正是在那一時期，他認識了巴黎高師的波伏娃，波伏娃經常去大學城見薩特。波伏娃在她的回憶錄《端方淑女》中曾描述，「周一早上，小夥伴們會在大學城等著我，希望和我一起研究萊布尼茨。」然後她寫道，「這就是一切的開始。」

但這片「烏托邦」，始終沒有「中國樓」。

儘管佔地34公頃的大學城仍有不少空地，但從1969年開始，便再沒有新的建築，而中國也錯過了最初的建設時期。

經過漫長的申請過程，7月初巴黎大學城公布，非常建築事務所和法國Coldefy& Associates 建築規劃事務所的中國宿舍樓「中國之家」設計方案中標，將成為1969年之後巴黎大學城新建的第一座宿舍樓。待到2020年，巴黎國際大學城建成100周年之際，這幢9層高、半圍合式的「中國之家」將會向留學生提供300套獨立宿舍房間。當然，這只是整個計劃的第一步，同年巴黎大學城將完成10棟新宿舍樓的建造，總共增添1800間新宿舍。

「中國之家」方案模型東南立面

「中國之家」方案中庭模型照片

為此，我們專訪了「中國之家」設計師張永和。

張永和

三聯生活周刊：之前去過巴黎大學城嗎？

張永和：我和魯力佳1993年就去過巴黎大學城了，很多中國建築師都去過，去那裡看建築。那裡就像個建築博物館，能在那兒蓋個房子，感覺挺好的。其實外行有一個誤區，以為建築師在設計之前必須要去看現場，但實際並非如此，通過材料，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那裡的建築環境。這次就是，我們再次去看了現場，但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三聯生活周刊：按巴黎大學城的傳統，各國建築師設計本國宿舍樓，會不會覺得自己像是在為世博會設計中國館？有點為國出征的意思？

張永和：有點像，但又不太一樣，世博會的建築有點像大比武。其實我們建築師不太關心是否為國出征，更關心大學城裡建築的設計語言和文化。比如勒柯布西耶設計的「瑞士樓」，你看不出來哪裡有什麼瑞士特色，「荷蘭學院」則是建築師杜多克自己的個人風格，也不代表荷蘭。但「東南亞樓」和「日本樓」都是傳統亞洲式的傾斜屋頂。這就好像踢球，主場在歐洲，人們不要求荷蘭建築有荷蘭特色，但亞洲建築要有亞洲特色。另一方面，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自己文化與其他文化的關係不再是單一關係。作為中國建築師，我們每天的功課就是在想，當代中國建築是什麼樣？當代中國建築跟中國的傳統是什麼關係？跟國際建築發展進程又有什麼關係？

「荷蘭學院」內部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之家」的設計有什麼中國特色？

張永和：我自己其實對蓋房子特感興趣，所以「蓋」這個動詞非常重要，建築不僅是一個名詞。轉化成具體設計，首先我們這次用的是灰磚來「蓋」樓。全世界都有磚頭，但每個國家使用的成分和燒制方法不同，灰磚是中國特有的。其次建築是空心的，裡邊有個內院，就像福建的土樓。當然，巴黎奧斯曼時期的建築，也有內院。

三聯生活周刊：在設計時怎樣考慮學生宿舍作為一種集合住宅的特殊性？

張永和：對於旅館、宿舍等集合住宅，通常來說都是一個個重複的小單元。典型的宿舍都有雙邊走廊。我1956年在北京出生，對我來說雙邊走廊有一種官僚氣息，就像卡夫卡的小說，走進一條走廊，兩邊都是房間，都關著門。你挨個敲門，一敲，裡邊一個人坐著喝茶，一敲，裡邊一個人打盹呢。我對雙邊走廊有一種偏見，所以使用了單邊走廊。我們選擇了一種有變化的重複設計，通過外立麵灰磚的幾種不同組合產生變化。當然，勒柯布西耶在設計「瑞士樓」的時候也使用了單邊走廊，不過整棟建築很小，沒有內院。

「瑞士樓」內部

三聯生活周刊：怎麼看待勒柯布西耶的集合住宅？

張永和：其實早在勒柯布西耶為巴黎大學城設計「瑞士樓」時，便特別鮮明地提出來，應該如何讓學生的生活更健康？如何能有更多陽光？我最喜歡「瑞士樓」給人的親密感，說白了，它的樓高都比較矮，空間比較小，同時它的一層是開放的。我認為應該繼承勒柯布西耶，但我們與「瑞士樓」的敞開方式不一樣。「中國之家」南邊挨著巴黎環城高速路，高速路產生的噪音對設計是個挑戰，就是再喜歡打開也不應該在那兒打開。所以我們設計了內院，並決定不封閉單邊走廊，讓它開放與內院相連。

三聯生活周刊：在一座歷史接近百年的建築博物館裡加入一件當代展品，是種什麼感覺？

張永和：可以說巴黎大學城展現出了過去一百年建築發展的問題。大學城20、30年代的建築是設計上的飛躍，而當時建築師關心的是生活的健康問題。可這些年新建的房子，關注點都是建築形式，是不是跟得上潮流，沒有人關心生活了。今天我們工作里常常還會遇到一個悖論，就是說，現在的設計文化應該是非常多元的，可是同時又有非常明確的主流，如果你不遵從這些主流是很冒險的。當然我們這次就是冒著險不做主流。所以當時很多人看到我們的設計都很擔心，覺得太「重」了，很有「分量感」，不符合現在把建築「做輕」的潮流。我認為今天的建築應該有重量感，因為我們另有一個無重力的虛擬世界，兩個世界要有反差。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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