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中華民族危險關頭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果從七七盧溝橋事變算起，這場戰爭爆發已八十年；如果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這場戰爭爆發已八十六年。幾十年來，全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中國人對這場戰爭的記憶卻歷久彌新，恍若昨日。這是一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關鍵一戰，也是後世中國的起點。

世界大勢與日本的戰略誤判

中日兩國都是東亞重要國家，有著漫長的友好交往史。歷史上雖曾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甚至戰爭，讓兩國人民付出慘痛代價，但這並不代表中日兩國人民交往的主流，而是國際形勢演變以及兩國政治演化的結果。

近代之前，日本是中國文明的學生，而且是個「優等生」。到了近代，兩國幾乎同時面臨相同的問題：如何應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戰。在近代早期，日本依然如過去千年一樣，惟中國馬首是瞻：中國有限度、有節制、有選擇地接納西方，日本也像中國一樣，讓「蘭學」進入，但必須有約束，可管制。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東西方的形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方在技術上的進步，特別是工業革命的發生，使西方有一個超出今日想像的殖民衝動、市場需求。而東方，一方面在與西方的貿易交往中分享了巨大的市場好處，長時期享有貿易順差，另一方面視自己尚未獲得充分開發的市場為私家花園，不願意讓別人特別是巨大的西方染指。1840年的鴉片戰爭，就是這種情形的必然結果。

中國太大了，鴉片戰爭結束了，中國人並沒有從這場戰爭中學到多少東西，少數知識精英如林則徐、魏源的覺醒，並沒有喚醒整個國家。中國依然如故在原有軌道上前行。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一樣，日本密切關注著中國的一切。旁觀者清。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讓日本深切體會了西洋文明的魅力，特別是林則徐-魏源的《海國圖志》讓日本人受益無窮。在中國還陶醉於想像的東方大國時，日本採納了與中國相反的路徑，不是拒絕西方的貿易要求，選擇戰爭，而是打開國門，與西方通商，並發誓轉身向西，在東方構建一個西方式的近代國家。

中日兩國面對西方的不同應變方式深刻影響了後來的發展，日本漸漸學到了西洋文明的長處，同時也沾染了西洋文明病毒，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啟發了日本，使日本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樣殖民，那樣擴張。於是有後來的甲午戰爭，日本將殖民的目標鎖定了昔日的老師。這也是中日兩國結怨的開始。

甲午戰爭讓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日本從這場戰爭中不僅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為後來的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為數不菲的幫助，而且，甲午之戰讓日本的信心變成了野心，既然一個古老的強大的東方大帝國都能輕易征服，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斷日本通往世界的步伐？十年後，日本一舉戰勝歐洲大國俄羅斯。

短短十年，日本相繼戰勝歐亞兩個大帝國。這一方面顯示了變革的力量、憲政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日本步趨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此後的日本，在重大國際事務中從不缺席，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執意參戰固然展示了其重視盟友承諾，協助英國的決心，但其刻意遏制中國，進而征服中國，多少暴露了其稱霸亞洲的企圖。

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是二十世紀中日關係轉換的一個分水嶺。此前二十年，中國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革，從專制到新政，從新政到憲政，從憲政到共和，總體而言，那二十年中國受日本的影響最大，日本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西方在中國的意義。中日兩國政治家、思想家，在二十世紀初年提出的「大亞洲主義」，大約是世界上最早的區域整合倡議，但是因為日本後來亞洲政策的變化，全世界的區域整合基本實現，而亞洲根本看不到曙光。究其根源，日本沒有真正理解世界大勢，出現一系列嚴重的戰略誤判，是亞洲區域整合一直無法重啟的一個重要原因。

滿洲問題由來

「二十一條」是中日關係的轉折點，先前二十年好不容易積累的那點戰略互信被這個提案徹底摧毀，中國朝野從此很難再相信日本的外交說辭，但凡對日外交表示友善溝通的，無不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大帽子。此後百年的中日關係，除了一個短暫的特殊時段，基本上籠罩在戰略互不相信的陰影里。

「二十一條」共分五個文件。第一號文件關於山東，大要要求中國轉讓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給日本；第二號文件關於南滿及內蒙古東部，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這裡的優越、獨佔地位；第三號文件關於漢冶萍公司，要求中日合辦；第四號文件要求中國不得將沿海島嶼港灣租與讓與他國，實際上要求日本對中國的獨佔權；第五號文件要求中國聘請日人充當政治、經濟、軍事顧問；要求日本享有在中國內地開辦醫院、寺院、學校等土地所有權；要求中日合辦中國警察；要求中國軍需採購應有不少於一半的來自日本，或中日合辦軍械所；要求福建省內日本享有鐵路、礦山開採優先貸款權；要求日本享有中國內地布教權。從中國人的觀點看，「二十一條」就是要將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經袁世凱及屬下外交官艱難談判，「二十一條」在最後定案時有很大修正，但日本在亞洲的擴張戰略並沒有放棄。而亞洲擴張的關鍵處，不僅在於對中國的獨佔、利權獨享，而且對於日本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佔有滿洲。這是日本來源很久的一個戰略思想，幕府晚期思想家佐藤信淵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為日本所易於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滿洲外無他，故日本之徵服滿洲，遲早雖不可知，但其為日本所有，「則屬無疑。滿洲一得，支那全國之衰微必由此而始。」（轉引自汪向榮《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171頁）

基於這樣一種戰略考量，中日經過談判達成的「民四條約」，儘管廢除了一些中國實在無法接受的條款，但依然強調並維持了日本在「二十一條」中所要求的滿洲權益。

滿洲在日本戰略中具有非同尋常的地位，是日本北進歐洲，南下亞洲不可或缺的一個跳板，尤其是在日本經甲午戰爭已充分控制了朝鮮半島的形勢下，誰掌控了滿洲，誰就擁有戰略上的主動權。

日本人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此後的日本政府不遺餘力推行「分離滿洲」的運動，尋找一切理由將滿洲視為中國的一個特殊區域，利用一切機會試圖將滿洲從中國本土分離出來。據重光葵說，關於滿洲，日本政府很長時期以來的基本方針是：「將滿洲看做中國的特殊地域，從中國本土分離出來」（重光葵：《日本侵華內幕》，21頁），然後再與滿洲地方政府進行交涉。中國後來的民族危機之所以從東北開始，絕非偶然。

中國人當然不清楚日本政府的戰略細節，但由於清末最後十幾年政治改革滯後、遲緩，極不情願，使中國內部發生極為嚴重的分裂，反滿革命發展迅猛，「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成為那個時代最強勁的聲音。歷史發展為這個口號落到實處提供了絕妙契機，「1911年中國大革命」，儘管在最後時刻將「驅逐韃虜」轉化為「五族共和」，但中國社會內部的裂痕並沒有真正消解，特別是革命黨人執意廢黜滿洲皇帝，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其實，當大革命發生時，嚴復就對廢黜清帝的思路給予嚴重警告。他認為，如果南方革命黨人輕舉妄動並且做得過分的話，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糟糕時期，並成為整個世界動亂的起因。「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則，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嚴復不贊成終結帝制，更不贊成「驅逐韃虜」，「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敵對情緒走向極端的話，現在滿洲人確實毫無防衛能力了，可是蒙古、准格爾等等又將以何處為歸宿呢？他們會同純粹的漢人一道組成一個廣袤的、難以駕馭的共和國嗎？還是他們會從今宣布獨立？兩者似乎都不像！前者不可能，因為有種族仇視問題以及感情、習俗、法律、宗教的完全的差異；後者不可能，因為他們的政治力量不足。於是這些廣袤的地域連同它的人民勢必要歸附附近的某個強國。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了。」（嚴復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786頁）後來的歷史被嚴復老先生不幸而言中。

九一八：國家危機開始

清帝退位，轉向共和，開啟了中國歷史新篇章。清皇室退隱紫禁城，也為中國歷代權力轉移所從未有過的和平、溫馨，前朝遺老遺少不棄廢帝，守住倫理底線，留給社會的並非都是負面觀感。

然而，這種情形並沒有持續下去。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政變，奪得政權，遂下決心將廢帝溥儀驅逐出宮，這為後來的國家危機埋下了一顆重要的種子。

馮玉祥的蠻橫遭到許多人的反對，胡適雖然不認為民國初年保留皇室具有多少正當性，但認為民國政府優待皇室條例是對世界的一個公開承諾，是一種「國際信義，條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不是一件名譽的事。（胡適致王正廷，1924年11月5日）

胡適的指責自有道理，馮玉祥也不是沒有理由。他將溥儀驅逐出宮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溥儀沒有信守當年達成的「信義」、「條約」，而是不適當地參與了張勳復辟等一系列政治行動。馮玉祥認為，「剷除帝制餘孽」是他的歷史責任，「民國至今十三年，尚無一人敢逐宣統出京。我以為若不驅宣統出去，則愧對為革命獻身諸公。」（《馮玉祥日記》1924年11月22日）

溥儀出宮是中國政治的大轉折，為日本直接干預中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絕妙的口實。溥儀先是躲進日本公使館。轉過年，被護送至天津日租界。日本用各種方法拉攏溥儀，想盡一切手段刺激溥儀重建大清的「復國夢」，使溥儀很荒唐地以為，「恢復祖先的事業是我的第一個任務。認為連年的中國內戰，因為沒有帝制，天下不能定於一。要恢復帝制，更當效法列強，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才能強盛，這樣才對得起祖先的祖國。」（溥儀1954年6月1日的筆供，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365頁）

溥儀的認識與理由是荒唐的，但日本人要利用溥儀分離滿洲卻是真實，不可動搖的。溥儀成了日本人的棋子。日本人之所以選擇溥儀，當然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傑出人物，而是利用他統治滿洲，因為滿洲一些舊的階層對於清朝，對於溥儀，還懷有深深的眷戀。（城野宏1954年筆供，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387頁）

經日本軍部多年策劃，預定事件終於爆發。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利用張學良東北軍主力尚在關內的特殊時刻，在柳條湖附近尋釁，繼而炮轟北大營，製造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第二天（19日），日軍攻佔南滿、安奉兩鐵路沿線重要城鎮營口、海城、遼陽、鞍山、鐵嶺、四平街、安東、鳳凰城、本溪、撫順等，並向長春發動總攻。中國守軍奮起抵抗，22日，終告不守，長春陷落。至25日，日軍攻佔遼寧、吉林兩省三十多座城市。1932年2月5日，日軍攻佔哈爾濱。至此，歷時四個月十八天，東北全境淪陷。

一個月後（2月16日），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所謂「建國會議」在瀋陽舉行。25日，宣布成立「滿洲國」，年號大同，首都長春，改稱新京，溥儀為執政，鄭孝胥為國務總理。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特別是所謂滿洲國的成立，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達到近代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中國的獨立主權完整受到極大損害，東北居民蒙受了巨大損失。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勢力逐步由東北向華北擴展，「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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