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熟悉的李清照其實是人工製造出來的

李清照是誰？

在當下中國，誰敢問這個，必然引來哄堂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詩人，似乎人人誰都能背出幾首她的「代表作」。

然而，我們是如何「知道」的呢？如果沒有學校教育，我們還能「知道」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教育通過近似的課本、雷同的講授方式、標準化試題等，虛擬出一種「劇場效應」——我們儼然生活在同一氛圍中，正經歷著同一歷史——其中的重要性、前後順序、發展規則等均已預設，只有堅信這些是「真實的」，我們才能通過一次次考試，拿到畢業證書。

這是一個巨大的虛擬遊戲，答對一次，便能獲取一次獎勵，而答錯一次，就要接受一次懲罰。如此反覆規訓，則李清照內化為常識的一個組成部分，誰敢質疑，立刻會有旁人站出來加以痛斥。

然而，在李清照的形象中，始終存在著兩個巨大的疑問：

首先，李清照的文壇地位太獨特。據梅維恆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統計，「公元一世紀開始，兩千年中華大地上一共出現二十九位著名女作家」，這些「著名女作家」多是業餘作家（很多人本業為妓女），她們的少數作品之所以能留下來，僅為「聊備一格」，只有李清照的作品實現了經典化，為後人所師法。

其次，李清照的大多數作品真偽難斷。據饒宗頤先生說，可確認為真的不過20多首，但李的詩集在清代便已達80多首，加上1949年後的「新發現」，如今已突破百首。換言之，我們腦海中的「名句」很可能是贗品。其實，就算是真品，今人理解與李清照的創作本意之間，也會有巨大差別，可這卻不妨礙人們宣稱：我與李清照心意相通。

顯然，這兩個BUG是經典化過程中的殘留物。因為經典化不是一個完全客觀的、自然的過程，作品好，未必就能成為經典，經典與否，關鍵看人怎樣去塑造它。

為了不朽，李清照夠拼

眾所周知，李清照的詞獨樹一幟，這是因為詞多在宴飲時由歌妓唱出，作者往往要模擬歌妓的口吻，而當時男性作家對女性心態了解不多，容易走向膚淺。李清照則不同，她本身就是女性，衝口而出即可，故有自然之美。可以說，正是詞這種獨特的藝術形式，賦予李清照藝術生命。

李清照對此有異常清醒的認識，為實現經典化，她採取了主動出擊的策略，即：強調詞的獨特性，刻意與詩相區別。

在《詞論》中，李清照對當時名家多有貶斥。她批評晏殊、歐陽修和蘇東坡：「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批評曾鞏、王安石的詞「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以此提出「詞別是一家」的主張。

嚴格來說，《詞論》是用兩把板斧砍人。對蘇東坡、王安石等人的創作，李清照認為韻律太差，可對柳永等人的創作，李清照又認為「詞語塵下」。一會兒重形式，一會兒重內容，讓人難以適從，是用否定來完成建構。

建構「詞別是一家」，還有一層意義，即：避免了與歷代偉大詩人直接對比，凸顯了自己創作的價值。

其實，李清照也曾試圖融入到詩的傳統中，如「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堪稱「不平則鳴」，可在傳統時代，女性作家生活空間相對狹窄，「文以載道」絕非她的擅場。但李清照因地制宜，將個體命運與家國天下聯繫起來。這體現在《金石錄後序》中，它將美好追憶、現實傷感與人生渴望三種情感，編織到金滅北宋的歷史大背景中。

李清照寫《金石錄後序》，很可能是在經歷了失敗的再婚後，為重新獲取皇家遺眷（她的前夫趙明誠為皇族後裔）身份而進行的一次努力，以她多年積累的文字修為，她不僅實現了功利目的（得到宋高宗趙構認可），還順手創造了中國散文史上一個獨特的、感人至深的寫作風格。

明朝人為何重新發現李清照

白

然而，只靠個人努力是不足以完成經典化的。

李清照父親李格非是「蘇門後四學士」之一，文壇地位崇高，當時文人均願給她一點褒揚，但李清照生前出了兩本詩集，均很快失傳。

南宋評論者承認李創作有特色，但認為她的作品中過分透露了閨門中事（相關作品似乎都已失傳，如今留下的李清照的一些艷詞可能是後人偽作）。直到元代，文壇領袖楊維楨仍認為李清照「出於小聽挾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適乎情性」。

明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發達，江南出現了閨塾師這一職業，富商家的女孩得以接受良好教育，能文善詩者漸多，她們組成詩社，甚至將相關作品結集出版。面對充滿性別歧視的主流文化（直到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中，林黛玉仍認為出版閨閣詩是浮浪之舉），女作家們要為自身行為尋找合法性，就必須尋找歷史證據，以表明「從來如此」，她們的努力得到許多文人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李清照被「重新發現」。為不使李孤單，明代文人們還塑造出了朱淑真。與李清照不同，朱淑真很可能是虛構出來的。在傳說中，朱的出生時間有多個版本，前後相差竟達兩百年。有了朱淑真，李清照就有了可應和酬唱的夥伴，則明代女性也可坦然組織詩社了。

後人不批准李清照再婚

在李清照的「再發現」中，暗藏著一個風險，即她曾再婚。

在宋代，女性再婚雖受市井議論指摘，但在具體實踐中並不罕見，因宋代法律承認女性私有財產，嫁妝歸女性所有。元代時，草原民族法律進入中原，游牧生活不易貯財，故嫁妝歸夫家所有，有了經濟理性的制約，女性再婚漸成畏途。明代初期興起「去元化」運動，朝廷廣立貞節牌坊，故明清兩代，女性再婚為流俗所不容。當李清照成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反面典型時，顯然不宜將她樹為榜樣。

然而，系統是活的，有怎樣的漏洞，就會有怎樣的補丁。

晚明文人徐公式在《徐氏筆精》中首次提出：「作序（指李清照名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1132年），李（李清照）五十有二，老矣……必無更嫁之理。」「更嫁之說，不知起於何人，太誣賢媛也。」

徐公式之說並無多少歷史依據，在宋代筆記中，關於李清照再婚的記錄比比皆是，李清照在個人書信中也坦承此事，可經清代盧見曾、俞正燮、李慈銘等著名學者「論證」後，「李清照未再婚說」反而成了主流。

清末民初，隨著日本人編纂的《中國文學史》傳入，中國學者倍感壓力，救亡圖存成了文學史寫作的義不容辭的責任，為與西方文學史中女性寫作傳統相抗衡，李清照再被委以重任，成為民族國家建構中的基石。

從閨閣詩人成為經典詩人，進而成為「女中丈夫」，這使關於李清照婚姻生活的討論一度變成禁區。

真正的李清照更加豐富

隨著經典化，李清照的詩集正變得越來越厚，反而因此陷入邏輯悖論中：混入偽作太多，以至於我們很難了解李清照的真實寫作風格，信息增加了，她反而被淹沒、被抹去了。

從根本上說，經典化是反個性的，它不承認偶然、隨意和自由。

歐陽修、晏殊等儒家學者寫過大量艷情詩，很少有人據此認為他們行為不檢點（也有評論者說那些是偽作），可李清照卻沒有這種自由。只要流露了離別的悲傷，那就必然是晚期作品，只要寫了愛情的甜美，那一定是早期創作。

詩歌創作與事實之間真是一一對照的關係嗎？作家難道只是現實的被動反應者？可現實是，李清照的人生履歷已成後人鑒定真偽的「依據」，真偽之辨，全看能否契合到她的履歷中。

總之，李清照不能偶爾淘氣一下，不能清醒時寫「濃睡不消殘酒」，不能在陸地上想到「爭渡」，如果她沒看見「鷗鷺」，她就永遠也不會碰那兩個字……她的一切作品必須是為蒼生請命，是歌頌祖國大好河山，她從沒想過爭文壇地位，從沒不著痕迹地抄襲過別人，可世上真有這樣的完人嗎？

顧頡剛先生曾說：歷史是層積的，時間越久，層積的就越厚，就越難理清真相。而李清照的形象變遷史，恰好印證了顧先生的睿見。這也提醒我們，許多被確信的東西未必就是事實，在未經一番知識考古前，我們應保持起碼的審慎。

對許多中國讀者而言，接受史研究是一個陌生的領域，但只有站在這片高地上，我們才能明白：我們所熟悉的李清照其實是人工製造出來的，真正的李清照遠比它豐富。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作者：（美）艾朗諾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70704《北京青年報》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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