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百年以來教育的重大遺失

作者簡介

劉夢溪，原籍山東，生於遼寧。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1961級中國文學專業畢業。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兼主編、藝術美學暨文學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專聘教授、文藝學學科博士生導師，中國華夏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中日韓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常設)執行理事。

「大學之道」和「止於至善」

劉夢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禮記卷四十二?大學》

2013年8月下旬，因赴香港出席中華國學論壇，得以再次與金耀基先生晤面。金先生是海內外聲名卓著的文化社會學家，我和他相識於九十年代初，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每次過港，我們都會晤面，體驗難得的談講之樂。這次的會他未遑出席，但看到了我和杜維明、傅佩榮幾個人的主題演講。

我主要講「六經」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恆性，完全可以成為當代社會價值重構的直接資源。他對此一話題頗感興趣，但亦強調，經學為科學所取代是百年以來現代教育的事實經歷。

今年春節後的一次電話中，他再次提起這個話題，並說有一篇文章可以寄我一看。他說的是《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這篇文章。我看後感到甚獲我心，當即寫一信告知心得。他得信後又打電話與我談此話題。金先生的文章雖然已先期披載於香港的學術刊物，考慮到其對百年以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檢討與反思，以及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建構的點睛和切中，經徵得金先生同意，今年5月出版的《中國文化》雜誌特重新予以刊布，以饗對此方面的話題投以關注的內地讀者。

自1905年清廷廢科舉、興學校以來，不同於傳統教育方式的新型教育體制，在我國迄今已有一百一十年的歷史。新舊交替，歷史轉型，波詭雲譎，異說異是。然大歷史格局裡面的文化與社會的遞嬗，實有事與勢的不得不然者。金耀基先生把此一轉變在教育方面的呈現，概括為由經學到科學。

揆諸二十世紀的教育實況，我們無法不信服金先生的觀察。二十世紀的主流哲學思潮，則主要是分析哲學和實證哲學，所追尋的是理性的客觀知識，金先生將其目的與或任務概括為「求真」。此正如老輩中已故的哲學翹楚金岳霖先生所說：

「現代研究工作的基本信條之一，就是要研究者超脫他的研究對象。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培養他對於客觀真理的感情，使這種感情蓋過他可能發生的其他有關研究的感情。人顯然不能擺脫自己的感情，連科學家也難辦到，但是他如果經過訓練，學會讓自己對於客觀真理的感情蓋過研究中的其他感情，那就已經獲得科學研究所需要的那種超脫法了。這樣做，哲學家或多或少超脫了自己的哲學。他推理、論證，但並不傳道。」（《金岳霖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3，頁387）

在此點上「二金」同歸，他們絲毫不否認這種哲學的論理意義，但絕不滿意這種哲學的不近人情的冰冷的精神氣質。金岳霖不禁懷戀起中國哲學，說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式人物，在他們那裡，倫理、政治、反思和認識集於哲學家一身，知識和美德呈現為不可分的一體。

金耀基則順理成章地聯想到他所熟悉的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領軍人物，特別是他們所期待的關於科學之外的一種滿懷惻怛之仁與悲憫之心的學問，這就是最高的善論，也可以稱作「立人極」之學。

那麼行進已逾百年的現代教育呢？如果說中國傳統教育的旨趣是《禮記?大學》所作的概括：「大學之道，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金耀基先生說，今天的大學之道，則可以表述為：「大學之道，在明明『理』（科學之理），在新『知』（創立新知識），在止於至『真』（科學之真理）。」由科學統領的知識教育毫無疑問是現代教育的核心，其成功和成就，沒有誰能夠予以否認。

但單純的知識教育的局限，以及因成功形成的傲慢與獨斷，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變得有目共睹。事實上，海耶克、哈貝瑪斯等學者，對將科學等同於知識的「科學主義」已經有所批評了。而在2006 年，曾擔任過哈佛大學本科人文與科學院院長的魯易士，也尖銳地提出，哈佛大學失去了甚至是自願放棄了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的責任。

金先生文章中這方面的豐富引證與論述，由不得讓人服膺，同時又讓人警醒。他的結論是：「今日否定科學之貢獻者可謂非愚即妄。但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求真之外，必不能不求善。古代的求『善』的大學之道必須與今日求『真』的大學之道結合為一，不可偏廢，否則大學很難培育出德智兼修的學生。」

這讓我想起老金先生岳霖前輩的類似的話：「知識本身是否具有直接的影響，這是值得懷疑的。如果它曾經有，那麼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現在已經不再有了。在大多數人那裡，知識是像牙刷一類的用具，只要不用，就被掛起來了。知識是否是某種意義的美德？

古希臘人認為是，我們無須斷言它在今天已經不是了。知識是中性的，影響不了我們愛好的口味。它的分寸感太強，使我們不能靠它來解決它的恰當範圍以外的問題；它太外在，不能支持我們以信仰來行動；它太軟弱，不能為我們提供幫助。它不是情感和慾望的主宰者或夥伴，相反，它成了它們的奴隸。」（《全集》第六卷，頁398）而當話題涉及到教育目的時，老金先生更為直截了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個性，消除野性，使人變得堅定；是在衝突的人生需求之間建立平衡，養成某種節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

是修養本性從而使受到滋養的本性變得有教養和有文化的內涵。價值觀念必須自覺的接受。這裡的意思不是說教育應該灌輸價值或觀念，但是教育肯定應當對價值和信仰加以分辨，應當鼓勵青年人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選擇，使他們能夠明確地說出自己的價值觀念是什麼，並確信自己無愧於天地。」

金老先生岳霖前輩還格外鍾情於「優雅」這個概念 ，他認為只有把「平等」和「優雅」結合起來，才可能成為真正的人。他寫道，無論你選擇的是什麼職業，「溫和而莊重的儀錶、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和發自內心的愉悅，都是他作為人所應當具有的，這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論者有的或謂，如今的第一流的高等學府已經成為造就「精緻個人主義」的溫床，則老金先生之論，不知可否使那些「精緻」的人精，在哪怕是期待中的優雅秩序面前生出些許愧疚，以恢復文明的本然，以避免讓高貴蒙羞。

金耀基先生的文章，道出了他的古典想往。他認為亞里士多德視倫理學為關乎人如何活及人的快樂的知識，是無比正確的。他說：「如果我們想對我們自己或者對科學有一種清醒與人性的觀點，那麼，一種承認知識之領域是大於『科學』之領域的知識觀，就成為一種文化上的必須了。」他主張回復到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更擴大的知識范典」。而老金先生則說，中國哲學屬於蘇格拉底、柏拉圖那一類。

「一位傑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後，是無冕之王，或者是一位無任所大臣，因為是他陶鑄了時代精神，使社會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維繫」。

因此他為蘇格拉底式人物的一去不復返而深深感到惋惜。而陶鑄和養育這樣人物的精神范典，在中國古老傳統背景下惟「六經」足以當之。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理念和價值結構悉在「六經」，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學理依據悉在「六經」。所謂國學，離開經學，實無所取義矣。

本文所引老金先生的文字，一為《中國哲學》，寫於1943年，一為《哲學與生活》，寫於1944年，原稿都是英文寫就，翻譯成中文發表是後來的事。兩金同舉並談，可以加深對金耀基先生文章構意的理解，亦可知文化的歷史軌跡原來如此奇妙，不僅東聖西聖，其揆一也，前賢后賢，其揆亦似非異。但昔日的話題重現於今日，已經是在觀念的糾結和實踐的翻覆過去差不多七十年之後了，那義蘊玄規和對經驗材料的把握，自有前所不能比之於後的不同品貌和學理深度。

2015年5月3日寫訖於東塾，載《中國文化》2015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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