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 | 短史記

文史 07-16

文 | 諶旭彬

1918年11月7日早晨，梁濟出門，去好友彭翼仲家。臨行前，偶然在報紙上讀到一段國際新聞，遂與已做了北大哲學教師的兒子梁漱溟閑談了幾句。末了，梁濟問兒子：

「這個世界會好嗎？」

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說完，梁濟就離開了家。

三天後，他留下一篇《敬告世人書》，在積水潭投湖自盡。

此時，距離他的六十大壽，只有四天。

許多年後，梁漱溟回憶與父親的最後一次談話，感慨道：

「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

以一人之殉喚起國人

梁濟，字巨川，1858年生人，27歲中舉，40歲時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後做過教諭、內閣中書，民政部主事等官職。梁氏參加各種社會運動，也辦過報紙，但其生前名聲，始終局限在京城之內，社會影響力有限。

自沉遺書中，有「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之語。但梁濟本人並不敵視共和，也不是帝制的擁躉。台灣學者林毓生勾勒過梁氏的生平與主張，得出結論：

「梁濟並不是一個頑固的反動派，也不是腐儒。事實上，在中日甲午之戰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關心中國命運的改革主義者。」

1892年，梁濟在日記中寫道：「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

1898年，梁濟告誡家中子弟，要積極出洋求學：「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資亦不為過」。同年，兒子梁漱溟開蒙讀書，梁濟囑咐老師，不要讓他背誦四書，而代之以《地球韻言》。

戊戌年的變法，梁濟頗為贊成的，惟具體的變法意見與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輕，草擬的奏章沒有來得及上呈，政變已至。

1902年，為開啟民智，梁濟和好友翼仲創創辦了北京第一份白話報紙《京話日報》。

……

如此種種。故林毓生評價梁濟：

「他是一個堅決的改革家，在許多方面，梁濟是站在清季改革運動的前線。這些事實並沒有使我們得到任何輕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將以身相殉——的暗示。」

支持、呼籲改革的梁濟，對革命是排斥的。

1911年，梁濟得知兒子梁漱溟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的活動，他告誡兒子，要求他不要從事顛覆清廷的活動。理由是：

「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疇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

梁濟不贊成革命，也不願意兒子參與革命；當然，他也無意挺身而出去抵擋革命的洪流——正所謂

「謹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

。

遺言中，梁濟對自己的死，有極清晰的解釋：

「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絕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

「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共和不是梁濟的敵人，民國也不是。惟以「共和」為標榜的民國「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國性不存，國將不國」，故梁濟願以自身之一死，在死水中激起一點微瀾，喚醒國人。

圖：梁巨川先生

預謀已久的死亡

梁濟的死，是近代中國最意味深長的轉型事件。

對於這場自殺，梁濟謀劃已久。

民國元年，梁濟曾有過殉情之意，但沒有付諸實施。箇中原因，梁濟如此解釋：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舊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國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當共體此心。」

清帝退位而有民國。若民國「行共和愛民之政」，則殉清之舉形同辜負了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國」的美意。

作為清廷舊臣，梁濟對共和的誕生，有著與革命黨不同的理解：

「當時清廷兵力非不能戰，只以不忍民生塗炭，故不惜犧牲大位，以統治權移轉於民國，原謂此為最良政體，俾國人民共得乂安也。觀辛亥冬與南方磋商數十次，皆不忍九夏沸騰、人民痛苦之語，歷次詔書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詔書亦諄諄屬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為重，齊心努力佐成民國之太平。」

1918年，在觀察了民國7年之久後，梁濟終於得出結論：民國沒有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清帝退位以「以成立最良之民國」的美意已被辜負。

梁濟決定執行自己的死亡。

殉清，亦殉中國

梁濟之殉，是為了清朝，也是為了共和。

對於復辟清帝的政權，梁濟毫無興趣。1917年張勳入京，梁濟寫了好幾封長信給張，竭力勸他放棄復辟計劃。

梁濟在遺書中一再念及清帝退位詔書中「以成立最良之民國」的美意，不過是想要提供一種批判現實的輿論武器。懷念往昔、美化往昔，本俱是出於對現實的失望。

《伏卵集》中，記錄下了梁濟對民國政治的許多親身見聞。這些見聞讓梁濟對「共和」感到幻滅。比如，議員本是民國的新事物，是寄託「共和」的關鍵所在。梁氏所見卻是：前門火車站，每當召開國會，各省議員下火車時，各政黨工作人員就會在火車站前，樹起本黨招待處招牌，竭力將議員拉扯至本黨安排的招待所中。梁濟說，各黨拉扯議員的樣子，如何「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議員們前呼後擁先住到甲黨招待所，拿了好處與紅包，承諾投該黨之票，再前呼後擁住到乙黨招待所，又拿一份好處與紅包，答應投該黨的票。拿了所有的好處後，最後將票投給自己。

梁濟承認，政治風俗的敗壞，並非始於民國，清末即已如此。但梁濟對民國，本抱有極高的期望：

「若民國有人提倡正義，注重民生，漸漸向好處做去，則世道有人補救維持，不至於黑暗滅絕。」

現實粉碎了他的期望：

「奈民國以來，專尚詭謀，不由正義，自上下下，全國風行，將使天理民彝喪失凈盡，至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

故此，梁濟如此定義自己的死：

「雖可以謂之殉清，亦可以謂之殉中國」。

積水潭的漣漪，終究只是漣漪，而非巨浪。1918年的這場自沉，迅速湮沒於嘈雜的時代，如同沒有發生過。

「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濟人生最後的問題，沒有答案，也沒有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