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羅：那些選擇回到小地方的年輕人

文 | 尼德羅

近來的輿論氣候，似乎對大爺大媽們十分不利。這中間主要是針對5060後這一代父母的爭議，譬如廣場舞地盤之爭，暴走團被撞事件，以及聚集在北京各大公園的相親角現象，使得大爺大媽們獲得的評價普遍趨於負面。不過，這些現象的背後，真正的核心問題可能並不在於他們素質低下，而在於他們整一代人所面臨的集體性的精神空虛。為了應對這種空虛，他們需要在整齊劃一的集體行動中刷存在感，也需要在各式各樣的攀比中收穫慰藉。不久前，我們帶著剛滿8個月的孩子回了老家——浙西的一個五線城市。半個月中。在與同輩、長輩交流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感受是，五線小城裡的5060後父母雖然也面臨精神空虛，但他們卻更加忙碌，因為他們對子女的干涉能力更強，能夠更深度的地捲入子女的生活。權力結構的迥異，使得小城市裡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安排，也使得空虛的大爺大媽們可以更深入的干涉子女的一切。然而，父母的深度介入和參與，卻未必能給小家庭帶來真正的幸福，相反，父母、小夫妻乃至孩子，都可能因此要承擔這一行為的負面後果。作為一個家鄉親情關係的觀察者，令我覺得十分巧合的是，身邊較為親密的三個案例，正好展示了父母深度介入他們婚前、婚後備孕、婚後育兒三個階段之後，所引發的家庭矛盾和問題。第一個案例是一位大齡未婚女青年，我們不妨稱之為A。A今年31歲，是家中獨女，父親是公務員，母親為家庭主婦。在從重點大學畢業之後，A接受了父母的安排，通過省考進入了家鄉的一個強勢政府部門，社會地位和收入都令人羨慕。A很快在父母的幫助下買了自己的房子。長相不錯的她，一時間為她介紹對象的人不少。也許是A的心高氣傲，更大的原因則可能是小城市奉行「甲男配乙女」的婚配原則，因為A太優秀了，一旦不願「屈就」，甲女的選擇空間也就小了很多。斗轉星移，大學畢業了七八年，年過30歲的A還沒有對象，A的母親開始放話：自己已經無臉出門了。而父親則十分焦慮，幾十年前的精神疾病開始複發，發病時還會毆打母親。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父親的舊病複發和A的單身狀態存在必然聯繫，但A的內心已經認定這是自己造成的。好在A並不與父母住在一起，新居裝修也一直拖著沒有真正完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只要裝修不完成，她就可以住在單位宿舍，這樣一來，A就可以避免父母隨時的探訪，以此減輕自己的壓力。第二個案例是一對結婚一年半的夫妻，我們可以稱之為B夫婦。B夫婦曾是高中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當年並不認識，但大學畢業後，各自回到了家鄉小鎮，一個在銀行任職，一個在高中任教。在選擇空間並不大的前提下，兩人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並互生好感，幾個月後，他們便領了結婚證。雙方家長在婚前都頗為滿意，女方父親是公務員，男方父親辦了一個小廠，經濟殷實的兩家很快為年輕人準備了四居婚房。但在婚後，矛盾開始顯現，按照女方家長的控訴，男方父親十分小氣，新人的婚房被他用於出租，收到的租金卻落入了自己口袋。不過，更令雙方揪心的是小兩口一直沒有懷上孩子，一年的時間並不長，但矛盾卻日益激化，男方父母要求女方去檢查，女方父母回應要檢查就一起去。檢查的結果是雙方沒有問題，但這卻成了更大的問題。婆婆在這時開始出馬，各種民間催孕的土方、中藥出現在家裡，要求女方服下，這令女方非常憤怒。在旁人的建議下，女方要求丈夫跟自己搬出去單獨居住，理由是這樣環境簡單，可以更好備孕。但這一建議卻遭到了公公的反對，當女方希望丈夫據理力爭的時候，丈夫卻低下了頭。幾經折騰，女方終於明白，丈夫從小生活在公公的「淫威」之下，即使是結婚後，他也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女方父母愛女心切，加之女方上班地點離娘家更近，所以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了娘家。在我們與女方全家多次聚會中，從未見到男方的身影，言談之中，女方全家對男方的失望溢於言表，離婚這樣的字眼也開始出現在聊天內容中。第三個案例是一對婚後育有10個月大孩子的夫妻，我們可以稱之為C夫婦。C夫婦婚前戀愛的時間也只有幾個月，用閃婚來形容他們並不過分。雙方一個是鄉鎮公務員，一個事業單位。儘管男女雙方的長輩都是農民，家境都較為一般，但依靠男方姐姐夫家的資助，男方購買了一大一小兩套房子和一部車子。確定關係幾個月後，兩人都覺得年紀自己過了30歲，加上雙方條件門當戶對，迫於社會壓力，他們很快走向了婚姻。不夠，這個過程可謂充滿了精密的算計，從買房到彩禮，男方覺得女方自抬身價，女方覺得男方不夠大方。婚後，兒子的誕生給家庭帶來了歡樂，但育兒的任務分攤也成了更大矛盾的肇始。婆婆責怪媳婦只顧自己不管兒子，媳婦指責丈夫不夠關心自己，甚至存在家暴行為。女方很大可能存在產後抑鬱，而男方則表態二選一的情況下，要母親不要妻子。目前，二人的關係幾乎徹底決裂，在對外傾訴中，他們都喜歡算從婚前到婚後的經濟賬，以此表明自己的付出巨大。不過在正式離婚前，可預料的是，二人一定會在財產歸屬和兒子撫養權的爭奪上耗時巨大。所以，一切才剛剛開始，除了夫妻雙方和各自的父母要為此投入不少心力，他們10個月大的孩子一定是最大的受害者。據女方含淚陳述，在他們頻繁的家庭戰爭中，孩子每次都會顯得很害怕。的確，幼小的孩子對於家庭氣氛的感知非常敏銳，他並不通曉語言，但他察言觀色的能力比成人更強。復盤完三個案例的概況，可以發現，不管是沒有結婚的A女生，還是結了婚正在備孕的B夫婦，還是結婚生子的C夫婦，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與父母生活在同一空間，或相隔很近，或與父母同住。他們現有的生活運轉嚴重依賴父母，從工作到買房，再到相親、結婚、育兒，父母也都希望或已經深度參與其中。此外，還有一個或隱或現的共同點，是他們的生活背景都以家鄉小城為舞台。可以說，他們在這個舞台上工作、生活、結婚、生子，也在這個舞台上相愛相殺、激化矛盾。很多時候，那個矛盾與這個舞台是緊密相連的，只有離開這個舞台，才能消除這些矛盾。遺憾的是，他們中所有的人，包括年輕人要麼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要麼即使意識到，也已經喪失了跳出這個舞台的勇氣。這些現象的背後，真正的核心問題可能並不在於他們素質低下，而在於他們整一代人所面臨的集體性的精神空虛。

權力結構的迥異，使得小城市裡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安排，也使得空虛的大爺大媽們可以更深入的干涉子女的一切。

因為A太優秀了，一旦不願「屈就」，甲女的選擇空間也就小了很多。

即使是結婚後，他也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人。

在對外傾訴中，他們都喜歡算從婚前到婚後的經濟賬，以此表明自己的付出巨大。

他們現有的生活運轉嚴重依賴父母，從工作到買房，再到相親、結婚、育兒，父母也都希望或已經深度參與其中。

還有一個或隱或現的共同點，是他們的生活背景都以家鄉小城為舞台。

A原本在杭州讀大學，以她的能力，畢業後留在杭州並不成問題，只不過畢業後的生活不像在父母身邊那麼優裕。但在婚配問題上，如果是留在杭州這樣的大城市，A因為足夠普通，反倒更容易走入婚姻的堡壘。

B夫婦也在外地讀書，他們的情況與A類似，畢業後就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回到家鄉。只不過他們並沒有A那麼優秀，所以婚配選擇的空間更大。但反過來，無論男女哪一方，假如他們留在了外地城市，離開父母的他們一定會更加獨立。B妻子不會長期待在娘家，B丈夫則能逐步獲得人格獨立。也許他們不會在一起，也許他們沒有如今物質上的安逸，但他們一定會更加獨立，也更加自由。

C夫婦也是本科畢業，情況基本雷同。他們的共同經歷都是畢業後覺得在大城市太辛苦，最終經不住父母的威逼利誘回到家鄉小城。在進入體制內後，他們的收入豐厚、地位較高。如今再讓他們跳出來，去大城市找一份工作，生活舒適度一定會有一個斷崖式下跌。為此，他們決沒有勇氣那樣做。

回到縣城的這些年輕人，一方面是讓自己顯得更為出類拔萃。在大城市，普通本科生堪比大白菜，但在小城市，他們進入體制的概率卻不算低，一次不行就考兩次，兩次不行就考三次，總有一次可以晉級。等到進入體制了，再找機會從鄉下調到城裡，這個路徑可謂屢試不爽；另一方面，他們回到家鄉之後，父母可以更好地幫助他們，無論是金錢、時間還是人情面子，深耕多年的父母總有一定優勢。在家鄉，父母能力有大小，經濟有強弱，但只要子女在外邊讀了本科，父母都希望子女回來，也一定會傾其所有幫助子女買房、娶妻、帶娃。

冷酷一點來說，大學畢業的子女選擇回鄉，是一場與父母的交易。在這場交易中，子女獲得了更優裕的物質供給，房子、車子、工作、婚姻、育兒統統可以獲得父母的援助；父母方面則獲得了一種安全感，通過深度介入子女的生活，善於控制以及樂意被控制的這一輩人，獲得了內心的一種確定感。相對於子女飄搖在外，自己照顧不到，也覺得心裡不踏實。

但是，這場交易的負面代價卻被家鄉的主流輿論遮蔽了。在本文所列的三個案例中，我們看到了這場交易與小城市這個舞台緊密相連的內生性問題。即選擇回歸小城市，選擇回到父母身邊的子女，他們獲得了物質上的安逸，但卻讓渡出了自主選擇的空間和能力。

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是否結婚，是否生子，如何育兒乃至是否離婚，這些事情的決定權本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裡。可一旦回到家鄉和父母的懷抱，當事人就必須遵循他們的遊戲規則。可以預料，如果他們當初選擇留在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那麼他們的觀念很可能會有變化，他們所要遵守的遊戲規則也決不是家鄉小城和父母認同的那一套。

當然，所舉案例中的當事人，除了A，其他人都認為結婚是天經地義的，生育也是必然要做的，父母介入也是非常正常的。他們認為，問題並不在於父母不該介入，或者自己不該回鄉，而是對方父母為何不通情理，某某事情做得實在太過分了等等。他們很難意識到，只要父母持續介入，只要繼續待在家鄉小城，即使換一個對象，該有的問題也還是會有。問題不在個體，問題就在舞台本身。

但反過來，即使他們如A一樣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但辭去人人羨慕的公職，換到壓力更大的大城市，也基本不可能。巨大的房價落差，工作能力的不適，生活狀態的徹底改變，足以讓他們望而卻步。所以，一個可總結的規律便是：一旦畢業後沒有挺住，靠向父母，之後便會形成路徑依賴。於是，通過工作、婚姻、生子、育兒呈現的家庭矛盾就會越來越多。從此，他們獲得了表面安逸的生活，卻失去內心自由的舞台。

回到開頭，北京、上海的大爺大媽，絕大部分人都不能左右自己的階層上下，貧富差距很多是城市化背景下的拆遷政策差異導致。所以，面對更龐大的城市、更龐雜的觀念，父母很難真正左右子女的生活。那些聚集在公園相親角進行社交，並且衍生出相親鄙視鏈的父母，更大程度上是在自娛自樂。因為，他們掌控能力實在有限，所以才不得蜷縮在公園，打著給子女相親的幌子，實質上卻干著攀比式社交的行為。

反觀我的家鄉小城，父母的干涉能力極強，小城的文化也單一，價值觀單向度，身邊的案例一抓一大把，全是父母操辦乃至包辦的。所以，回到小城市的年輕人，要麼就是本身認同這一套遊戲規則，要麼就是尚未明確立場，但最終被父母說服的。

就生活方式本身來說，小城市的年輕人沒有太多選擇，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做父母的寶貝，接受父母的安排。而一旦在婚姻中發生矛盾、受到衝擊，基於相親（婚前精密計算）而走到一起的夫婦，立馬各自退縮回父母懷抱，並進行婚後的精密計算。為了對付子女層出不窮的問題，父母自始至終都捲入其中，哪有空形成相親角。

（本文原標題：《在小城市，不會有公園相親角》）

【作者簡介】

尼德羅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廣州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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