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曹操禁立私碑，公開的理由是抑制奢侈浮華的厚葬風氣。自公元3世紀初至6世紀末的魏晉南朝是碑禁時期，但各朝執行的情況不盡一致，時而嚴厲時而寬緩。儘管立碑未絕，無復東漢之盛。兩晉時期，墓前的石碑之制既少，埋人獷穴的墓誌之作大興，此古代葬制的又一變局。

中國的碑制肇端於冢墓碑，奠定於東漢。當時刻碑銘石盛行於世，敷用廣、名目多，宮廟、道橋、閻里莫不有碑。石碑上追述功德的文字當時亦自成一種文體，也名曰「碑」。

漢之風尚 曹氏始禁

東漢的碑刻，墓碑為大宗。為墓主立碑頌德是當時營喪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東漢世家大族的厚葬之制，既有盛大的會葬儀式，也有高土厚封、立石碑、樹石闕、建祠堂的鋪張。這樣的遺迹，在山東嘉祥的武氏祠堂陳列館還能看到。厚葬的規格和會葬的規模，因墓主的官位、聲望、財力的大小而異，而厚葬的基本標誌是起墳壟、建祠堂、樹墓碑。

《宋書·禮志二》明確提到禁碑始於曹操：「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魏武帝曹操像

對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而言，禁碑還有政治方面的考慮。他出身閹宦，政治資本不及那些名族雄厚，當時還有許多世家大族在各地擁有一定的社會勢力，而「碑」是某種地位、威望的象徵物。特別是公之於眾的碑文，若被敵對勢力利用，也能蠱惑人心，擾亂視聽，危及當時脆弱的統一局面。所以，我們也可以把曹操禁止私家立碑理解為控制輿論和收攬民心的一種有力手段，也可謂瓦解世家大族勢力和重建中央集權的重要舉措。

曹操主張薄葬，原因是在歷年的征戰中，他設置了「摸金校尉」、「破丘中郎將」，率領部隊從事盜墓，獲取金銀珠寶充作軍費。他使自己的陵墓不留任何痕迹，也有預防身後被人發掘的考慮。為他營喪的曹丕明明白白地說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冢。」曹操不曾料到，禁碑令一出，竟成為魏晉南朝時期通行的政令。

禁令一出 魏晉通行

漢 梁鵠書《孔羨碑》

曹魏治下的北方地區禁碑令一直被認真地執行。但我們今天還能見到《孔羨碑》、《曹真殘碑》、《王基殘碑》、《範式碑》等。推測經朝廷特許，仍然可以刻立私碑。而且帝王可以根據需要隨時立碑。魏文帝稱帝時，為了表示本無篡漢之意，自己君臨天下是順從天意，將群臣「勸進」的《上尊號奏》刻於碑，又把《受禪表》刻成碑，這兩通大碑都露佈於世，其用意是廣而告之且傳之永遠，堪稱曹魏王朝的貞節牌坊。魏明帝在太和四年(230年)下詔，將其父文帝的《典論》刻碑立於宗廟門外。可見曹魏的禁碑並非禁絕碑刻之制，只是為了限制私家立碑頌德的自由。

西晉末年發生「八王之亂」，宗室王互相猜忌殘殺之際，擁兵自重的宗室王往往擅自立碑。立碑的風氣乘時而起，朝廷控制的立碑特許權名存實亡。而經歷了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時代，皇權不振，士族立碑尚須朝廷批准，此後碑禁鬆弛，人皆私立。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劉宋時代皇權復振，才又重新嚴厲起來。《宋書》里幾乎見不到私家立碑的記載。禁碑既嚴，墓誌則成為「王公以下，咸共遵用」的葬制，「禮殊恆列」則用「哀策」。哀策也作哀冊，表死者身份、溢號，用於帝王、太子及后妃。

四百春秋 碑禁漸馳

魏 張伯英 《曹真殘碑》

魏晉南朝的380餘年間，禁碑成為通行的制度。其間，大體曹魏、西晉、劉宋、蕭齊四朝嚴厲，東晉鬆弛。梁、陳兩朝依然不準擅自立碑，但是吏民申求,朝廷幾乎無不批准，於是，立碑的風氣在朝廷的管制之下又盛行起來，禁碑和立碑並行不悖，化解了政令與習俗之間的衝突。

可以肯定，在西魏、北周與南方接壤的邊州地區，對立碑已有所管制，和梁、陳立碑的申報審批制幾乎一樣，或者說，當地百姓襲用梁、陳的方式為地方官立碑頌德，得到了北周朝廷的認可。

魏 《上尊號碑》 原石藏於河南省許昌市繁城鎮漢獻帝廟

隋朝統一南北之後，對臣民立墓碑有了具體的規定，《隋書·禮儀三》記載：「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跌，跌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聽立碣。」在隋朝即使民間的孝義之士也有「立碣」的資格，相比於實行禁碑的南朝而言，是相當寬鬆了。

北魏 《趙超宗墓誌》

綜觀魏晉南朝時代，士族從未放棄漢朝文教傳統中的葬禮習俗，遇有時機就會自行恢復，這在門閥政治的東晉表現得最為明顯。文教之風大盛的梁、陳兩朝，臣民請求立碑幾乎是無不批准，已經與當初曹操禁碑的本意相去甚遠了，實際上是碑禁鬆弛的另一種狀態。隋朝頒行的立碑制度，作為中國重歸統一之後的新章程，化解了傳統葬禮習俗與禁碑政令之間的矛盾，同時宣告了碑禁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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