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黨爭的產物——《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又名《元祐奸黨碑》《元祐黨人碑》《黨人碑》。北宋崇寧元年（1102）初刻，後立了毀，毀了立，多次反覆。現存兩通均為南宋時期翻刻的。《元祐黨籍碑》之所以迭遭厄運，是和當時政局的變化分不開的。寧可說，其本身就是北宋末年「黨爭」妖風的附屬品。

北宋中葉，國力衰退，冗費激增，土地兼并嚴重。熙寧二年（1069），出任宰相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堅定決心，強力推行「青苗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募役法」等新法，史稱「熙寧變法」。

宋 神 宗 畫 像

王安石的變法，數年間便使朝廷富裕起來，財政收入從宋初的1600多萬貫增加到6000多萬貫。「府庫無不充衍」，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裡堆滿了絹緞。然而，由於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比如，目的在於平抑物價的「均輸法」「市易法」，實行的結果卻是官商代替了民商；本意為「富民」的「青苗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則成了官員魚肉百姓的口實，從而使百姓對新法充滿怨氣的同時，朝廷內部對變法的態度，也出現了分化。原本是好友的王安石與司馬光，此時則轉化為政敵，一方堅持變法，一方維護舊制，終日「爭論於私下，辯駁於朝堂」。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形同於水火。

北宋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僅8歲的哲宗繼位，次年改年號為「元祐」，神宗母親高太后聽政。王安石被免職後，司馬光奉召入京主政，「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不分利弊「盡廢新法」的做法，不僅引發「新黨」的反對，連「舊黨」中也有不同意見。比如原本反對變法的蘇軾，此時卻就「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與司馬光爭得面紅耳赤。倒是時任開封知府的蔡京，原本站在王安石一邊，此時則見風轉舵，堅決執行「盡廢新法」的指示，深得司馬光讚賞。

北宋崇寧元年（1102），徽宗即位，拜蔡京為宰相。此時，王安石、司馬光均已去世。蔡京搖身一變又成為「新黨」領袖，對反對變法的「舊黨」則大加撻伐。由是一場執政理念的紛爭，演變為狂暴的政治迫害。「舊黨」厄運臨頭，輕則被貶放，重則被關押。

據史料可知，宋徽宗朝對所謂「元祐黨人」的打擊，是從崇寧元年（1102）開始的。除去將「元祐黨人」罷官、貶謫外，宋徽宗還親撰《元祐黨籍碑》，刻立於端禮門外。詔曰：司馬光等人子弟不得在京城做官；黨人子弟毋得擅自進京；燒毀當年懸掛在景靈西宮的司馬光等人畫像；皇族不得與「元祐黨人」子女通婚。可以說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

北宋崇寧四年（1105），蔡京以徽宗詔命再次書寫《元祐黨籍碑》並頒行天下，敕命各州據此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並使「其子孫亦受余辱」。蔡京在碑中列出「奸黨」共計309人。比如，司馬光、文彥博、蘇轍、蘇軾、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程頤、李格非等，均在其中。

立碑不過一年，一個奇異的天象突然在京城出現——北宋崇寧五年（1106）正月，彗星掃過天空，「其長竟天」，景色怪異，朝野為之震撼。「舊黨」趁機大做文章，說這是蔡京等人的倒行逆施引發了天庭動怒。原本就對變法心存疑慮，有意削減蔡京權勢的徽宗，立即詔令全國「盡毀黨碑」。剛剛在各州縣刻立的一塊塊《元祐黨籍碑》，又紛紛被砸毀。

據史料記載，刻立《元祐黨人碑》的行為，至少應該有三次：一是崇寧元年（1102），由徽宗趙佶真書刻於內府端禮門，未幾被毀；二是崇寧四年（1105），由蔡京書寫，勒令諸州據以刊刻，次年也奉詔毀去；三是置於文德殿外的那通，崇寧五年（1106）詔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不過，此碑也未逃厄運，終被毀棄。其結果是，北宋年間立於各州縣的《元祐人碑》無一倖存。

那麼，現存廣西境內的兩通《元祐黨籍碑》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南宋初年，有人把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歸罪於王安石變法，主張要「修復祖宗故事」「講孔孟之正道」。當其時，南宋政權剛剛建立，朝廷為籠絡人心，尊孔崇程（程頤的儒學）的同時，大開黨禁，對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揚。被列入「元祐黨籍」的保守派官員，陸續得到平凡，改稱為「元祐忠賢」。被迫害幾十年而耿耿於懷的「元祐黨人」後裔，在揚眉吐氣之日，竟有重刻舊碑以泄怨憤者。於是就有了現存的兩通《元祐黨籍碑》：一通在桂林，為南宋慶元四年（1198），「黨人」梁燾的曾孫梁津僱人刻於龍隱岩石室內。

桂刻《元祐黨籍碑》拓片

另一通現存融水民族博物館，是「黨人」沈千的曾孫沈暐，於南宋嘉定四年（1211）僱人所刻。

融刻《元祐黨籍碑》拓片

就《元祐黨籍碑》的內容來說，並沒有多少值得稱道處，它只不過是北宋時期朝中朋黨之爭的片段記憶。類似的「黨爭」在我國歷史上也屢見不鮮。只是一通碑上，竟留下宋徽宗趙佶和宰相蔡京兩個書法大家的墨寶，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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