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輯思維第89期——被誤會的租界

羅輯思維第89期——被誤會的租界 89

今天我們說一個中國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租界。

之所以說它熟悉了，是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個詞，知道歷史上有過這麼個小怪物，說它陌生了，是因為絕大多數人在情感上又比較排斥，不願意去了解相關的事實和細節，因為它引發的聯想都讓人不痛快嘛，什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就是租界。

這是中國人民族記憶當中的一處瘡疤，誰願意去碰它了，就像我當年高考的時候，最不願意去複習的一門科目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一會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一會是被外國人變著花樣的欺負，自己人還不爭氣，你說我又不是個受虐狂，為什麼要跟這些讓人沮喪的事實天天打交道了，總不如去看一集喜洋洋嘛。那好歹最後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對吧。但是沒辦法，歷史就是這樣，它像一根鐵釘子一樣，插在你的民族歷史記憶當中，你可能不舒服，但你拔不掉，所以與其我們在情感上抗拒它，還不如在事實上了解它。好在，現在我們有了這麼個機會，因為現在我們也走在民族崛起的大路上，那種過去的屈辱感多少也平復了一點點，所以今天，我們有可能客觀理性地，重新打量這個歷史名詞，租界。

那租界到底是咋回事了？一般人的印象當中，這就是列強用刺刀和槍炮逼著清政府被迫割讓給外國人的那些，咱娘身上的心頭肉，那真是好地兒，什麼上海、青島、天津、大連。你看，現在都是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剛才這段表述，你覺得有問題嗎？沒問題，但是其中有一個詞要商量商量，那就是，它是不是被迫割讓的。從租界真實的歷史來看，還真不能鐵板釘釘地這麼說，那好，那現在讓我們把歷史的鏡頭，切換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

這場戰爭之後，中國人打輸了嘛，簽了南京條約，南京條約裡面有割地、有賠款。這都不去說它，最重要的是一條，叫《五口通商》。

也就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這五個地方，可以允許外國做生意的人，自由地做生意和居住。你看，按照西方人的常識，這就沒問題了，兩個國家掐架，掐完了之後條約一簽，該怎麼干就怎麼干，按照條約規定的那些細則，我們繼續交往和交易，英國人當時就這麼想的，傻傻的。它剛開始1845年的時候，到廣州的船只有44艘，但是十年之後，1855年的時候，來的船就有437艘，所以你看，整個中外的貿易，實際上是在一個激增的過程當中。但是，貿易這個東西它可不只是數字，它是人和人之間非常具體的交道，這種交道要還原到當時中英，或者說中西文明衝突的角度來看，它就會帶來大量人與人之間的摩擦。

剛開始的時候，英國人覺得，你看，我有條約了，哈哈，我可以到廣州城租房子了。你來呀，來了之後，老百姓不答應，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孔夫子教育下來的嘛，大家都覺得，這不是我們中國人，那就是蠻夷啊，當時有個詞，叫南蠻、北狄、東夷、西戎。你看，這就是周朝時候周邊的那些少數民族，我們給人家起的名，你看都不是什麼好詞，對吧。那時中國人一看這英國人，長得丑，渾身是毛，奇裝異服，然後還那麼凶，還打仗把我們打敗了，當然，當時的中國人可不是覺得什麼文明不如人家，什麼船堅炮利，想的倒不是這個，朝里出奸臣哪，你看，直到我們現在學中學歷史教科書都在告訴我們，當時要都讓林則徐幹，可能鴉片戰爭就不會敗，就是因為什麼奕山、琦善這些賣國賊,朝里有奸臣嘛，所以敗了，當時對老百姓更是這樣的思維模式，所以他看到英國人，尤其他們要跑到廣州城裡居住，那大家同仇敵愾嘛，既然官府不出面，官府慫，我們老百姓可不慫啊。

所以當時就出了很多事，你比如說有些英國人跑到廣州城裡來租房子，那結果就有一些小孩拿磚頭扔你們家窗戶，或者是欺負人家房東，說我跟英國人我對不了話。那好，誰租房子給英國人，誰就是敗類，咱們就欺負他，折磨他，甚至跟官府勾結起來，把這個房東，找一個別的理由給你判幾年刑等等。這個在當時都出現過，甚至在1845年，還出現了一個惡性事件，就是當時的老百姓圍攻人家西方人的住宅，結果那幫英國人，要知道，當時到中國來做生意的英國人，那也不慫啊，他在母國混不好，所以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那不是來當白求恩的，人家都是來做生意的，甚至就是地痞流氓，他們拿槍打死三個中國人，所以這案子你甚至就沒法判，你要說他是自衛嗎？確實中國人攻擊他們在先，你要說中國法律來懲治他們，人家又有治外法權，這又是簽訂在條約里的。所以當時的地方官為這種事頭疼得要死，所以當時的兩廣總督琦英，一方面要給英國人賠小心，一方面天朝上國的架子又要端著，一方面又覺得老百姓給他惹事，一方面有覺得民氣可用，對於這樣的愛過民間人士又不能過度打壓，你想想看，你要是當時的兩廣總督，你會怎麼想。但是英國人，英國人是一個沒有什麼死心眼的民族，一看，這個廣州這個地方不大好進，算了，不跟你打交道了，所以大批的英國人就換了另外一個通商口岸，就是上海。

在鴉片戰爭十年之後，你會發現廣州帶來的中英貿易的數額，居然下降了一半之多，而哪個地方繁盛起來了？上海，上海的情況跟廣州就不太一樣，首先當時上海是極小極小的，一小塊上海縣城，本身居住環境就差，老百姓人又少，西方人又一看，哎呀，說當地的中國人這個生活習慣又不是很好，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上海，尤其是江南水鄉，你不要看現在的周庄去看，哎呀，東方威尼斯，門口都是小河，那個小河既用於倒馬桶，又用於洗菜，所以當時西方人一看，我的天哪，這什麼生活習慣，他們的衛生習慣接受不了，說算了，我們接受廣州的教訓，而且我們跟中國人也搞不到一塊兒去，我們在城外自己租一片地兒，我們自己聚集去居住，行不行了？這個要求就提出來了，最高興的你猜是誰？上海的道台大人嘛，太好了，求之不得，你們要進城來，我還不知道怎麼處理你們了，你們那些槍炮又厲害，然後你們講的那一套國際法，什麼治外法權，那些東西我也搞不懂，萬一跟老百姓發生衝突，我還沒法處理。怎麼辦，你們在城外聚集，給你們劃一片地，你們自個兒住去吧，這實際上就是租界的來源。

所以當時在上海，在整個上海縣城，靠很北的地方就划了一片地方，那個地方就變成了英租界，後來法國人了，就在英租界和上海縣城之間那片地方，搞了一片法租界，後來美國人又來了，在英租界的北方又搞了一個美租界，當然後來美租界和英租界就合二為一，成為公共租界，這就是上海租界的來源。說到這兒你就可以看出，西方殖民者在選擇租界地點的兩大特徵，第一個特徵了，是人家才不要你們農耕民族喜歡的，什麼土壤肥沃，人口眾多的那些所謂的膏腴之地。人家才看不上了，人家來又不是種莊稼的，人家是來做生意的嘛，所以特地要去選擇那些水陸交通比較發達的地方。比如說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是沿著黃浦江一字排開的，就是現在的外灘，再比如說北方的天津，當時的天津縣城實際上是在現在天津市區的西北角，現在沿著海河沿岸的那一片繁華地帶，當年那叫地勢低洼的地方，沒人願意去住的。但是西方殖民者喜歡，因為夠得著海河，所以疏浚海河，把地勢墊高，據說最高的地方墊了四米的土，反而比天津縣城還要高，所以後來才成了繁華地點，在這兒還要說一個小插曲，英國人當時在北方選擇租界的時候，其實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天津，一個是秦皇島，為啥選在天津了，這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因為英國的兵艦，貨物進京比較方便，沿途需要一個保護的地點，最後才選擇了天津，但是後來英國人其實一扒拉算盤一算，後悔，真應該選擇秦皇島，因為秦皇島是中國北方最好的深水港，不妨我們來想像一下，如果當年英國人選擇了秦皇島為租界，現在會是什麼一個情況了？沒準秦皇島就成為中國北方，除了北京最繁華的商業都市，而天津將會成為中國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城市，也未可知。那英國人選擇租界還有第二個特點，就是選便宜的地方嘛因為他要花真金白銀去買、去租，你比如說現在的什麼南京路、外灘那一帶，當時都是農田，當時在南京路上有一戶人家，戶主姓吳，叫吳襄，跟吳三桂他老爹同一個名，這吳襄當時把南京路上的一片地賣給英國人，多少錢，四十二兩銀子，這是1845年簽的合同。但是二十多年之後，1869年的時候，同樣一片地，賣了六千銀子。所以你看，這個地價漲了有多高，這個地價上漲說明什麼，說明原來那不是什麼好地，是在英國人手上把它建成了好地。

可能有人會說，我又說賣國言論，但沒辦法，這就是事實，當時的天津也是這樣，當時建法租界的時候，就是現在的勸業場，多繁華的地點啊，當時只有92戶人家，法國人一戶人家打發了十兩銀子，大家還挺高興，搬走了，但是這一片地方很快就開始往上漲，到了1920年的時候，法租界一畝地一千兩銀子，到了1928年的時候，這就是戰亂時間，越打仗，租界的地價就越高，因為租界安全，有外國的槍炮保護，1928年的時候，法租界一畝地已經漲到了一萬多兩銀子，這不是通貨膨脹，這就是它建成城市的價值的體現，所以你說，西方人從中國搶走的租界都是好地方，這句話錯沒錯，沒錯，但是另一種表達方式也許更準確，就是西方人從中國搶走了地，然後把它變成了好地，這更接近了歷史事實。但是說到這兒，你可能會還覺得奇怪，你不就是租地嗎？對吧，我們中國人到美國租一片地，然後我們就在這兒設立警察，不認你們美國的法律，可能嗎？租界它最讓中國人覺得痛苦地方，是主權喪失了，你們西方人在這兒又是搞公共管理，又是建立警察，又是建立法庭，你們有治外法權，這簡直就成了國中之國，這才是你真正的強盜行徑的標誌。

那請問，這是怎麼回事了？我們研究了之後發現，很少能找到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說西方人怎麼就在中國慢慢的把主權給拿走了。它是一個歷史上，就是切香腸的過程，就是一片一片給切走的，你真的考察它的歷史細節，真的是哭笑不得，它往往是中國人拱手奉贈的一個結果。我們來看看當時具體的歷史過程，剛開始的時候，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政府手裡拿到的僅僅是一樁買賣，就是一紙普通的房地產租賃協議，或者說買賣協議，裡面可不牽扯什麼主權、治權、法權這些政治上的安排。比如說1845年，上海的道台和英國的領事，簽訂了一份叫《上海土地章程》。

這份文件通常就被歷史界認為是上海租界的起源，這份文件你可不能說它是不平等條約，因為至少在當事人看來，那個情緒正好是倒過來的，英國人反而覺得這個好委屈的。

因為按照《南京條約》的規定，我們可以自由居住，但是你們老百姓搗亂，怎麼辦了，我們退而求其次，在你上海縣城的外面，還隔著一段距離，我們找了一片荒地，建立我們英國人的聚集地，這總可以了吧，總可以息事寧人了吧，對於上海的官府來講，好，這巴不得，這叫重大的外交勝利，你看，我們終於通過人民的鬥智斗勇，把英國人圈到了一處了，他們不再四處搗亂了，你看，那個時代皇權的朝廷經常就這麼想問題，最好我的老百姓和外面人不接觸才好，所以你看，中國的澳門是怎麼被割讓出去的，那剛開始可不是什麼不平等條約，什麼堅船利炮打的結果，那就是這個心態的一個產物，葡萄牙商人來做生意，跟皇上講，我們到處亂走好不好，皇上說別，你們就在那兒待著最好，給你們一片地，你們不許出來，要做生意，和十三行打交道，所以葡萄牙人就在澳門定居了下來了，時間一長，就變成了事實上的割據，人家就擁有治權和主權，上海的租界也是這麼回事，那你說，這個主權是怎麼切香腸，一步一步歸了人家，你看，剛開始割出去的叫專管權，就是每個國家擁有自己租界的管理的權力，這個是怎麼發生的了？

給大家講一個歷史事實，當時美國人在英租界設立了領事館，英國人就不舒服了，說你們自己有租界，幹嘛跑到我這兒搗亂了，美國人可不理那一套，說搞什麼搞，根據國際法，這片地方主權屬於清政府，對吧，你不就是出了銀子租了這塊地，我也是出了銀子的，憑什麼這個地方就是你的呀，我不管，把國旗給升起來了，這個英國領事心裡就不舒服嘛，跟吃了只蒼蠅似的，說好不容易英國人搞了一片聚集地，怎麼突然中間加了個美國人，就跑去跟上海的道台抱怨，這在中國這些道台大人們看來，這西方鬼子最好就不打交道，你們最好不來鬧，你們之間的事我也搞不清楚，什麼國際法，什麼治外法權，什麼相互之間的外交條約，我一概不懂，甚至他覺得，什麼英國人，美國人，這都是胡扯，長的都一樣，兩個國家就是蒙我們的，好跟我們多簽一個條約，說你們最好不鬧事，所以後來上海道台說，你美國人不是有自己的地方嗎？你們就回去嘛，這個地方是英租界，你就讓他自己住不就好了嗎？好，此言一出，後果是什麼，後果就是各個國家的租界由各個國家自己有排外的權力，你看，這就等於把專管權授予了各個租界的外國人吧。

你看，這就是第一步，那請問，那個法治的權力，就是設立法庭判案的權力，怎麼又轉移過去了，還是一樣的原因，糊塗嘛，不願意去管，比如說英租界的治外法權是怎麼轉讓出去的，就是因為一件事，當時因為有一個中國人和英國人做生意，欠了英國人的錢，就跑去找中國的官府打官司，說不該欠我錢，他們欺負我等等，上海的官府一看，說別介，你別跟我說這事，我一聽頭都大了，尤其是跟英國人打交道，處理好了，我也沒落啥好處，處理不好，朝廷還要算我的帳，這樣，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別找我，你去找英國領事求求情，看他有沒有辦法處理你這個事，英國領事一看，好事啊，要睡覺正好來了枕頭，來來來，這事我幫你搞定，什麼，你欠他錢，沒事，這錢我幫你還了，從此就成為先例，就是中國人和英國人打官司，是在英國領事的權力之內，所以你看，剛開始根據正式的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條約，英國人只是個體擁有治外法權，就是我在中國犯法，不歸你中國法庭審判，歸英國領事，叫領事裁判權嘛。

對吧，但是因為我們聚集在一塊兒，所以我們把這種個人的治外法權就捆綁在一起，這可真叫是巧取豪奪，搖身一變，變成在一片中國主權內的地方，擁有了裁判權，而這個裁判權是怎麼讓渡過去的，是因為中國官府不作為產生的一個結果，那你說，最後的主權又是怎麼讓渡過去的了，說白了很簡單，不爭氣嘛，比如說太平天國時期，上海縣城小刀會起義，把縣城給佔了，上海當時的什麼道台，縣令，全部跑到人家租界里去避難，請問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主權可以捍衛的，你的人身安全都要託庇於人家英國人的炮艦和刺刀，你還要什麼主權捍衛的能力了，所以剛開始的英租界也好，公共租界也好，地點都很小，但是隨著一次一次中國政府的無能，在戰亂期間，在各種各樣的劇烈衝突面前，因為租界可以提供相應的安全保護，所以租界就一點一點地擴大，最後所有人都承認，這片地方的主權就屬於你英國人吧，所以就成了一個既成事實。

所以你回頭去看這一段歷史事實，這不是人家西方人拿刺刀逼著我們就範的結果，這是我們自己不懂國際法，不懂什麼叫現代的主權概念，用一次一次的讓步，一次一次的拱手相贈，鑄成的一個事實而已。

接著跟大伙兒說說租界，租界成為中國的國中之國，這當然不是咱們中國人很露臉的事了，但是它也帶來一樣好處，就是繁榮，就拿當時天津的租界來講，那可是叫東方芝加哥，世界各大銀行都在這兒設立辦事處，現在到天津去，你還能看到那些大銀行的舊址，好雄偉的大樓啊，而且當時天津有一個好處，就是市政設施非常發達，甚至和當時國際上的大都市，什麼倫敦、巴黎、紐約，在技術上都是同步的，什麼有軌電車、什麼管道煤氣、上下水，還有帶抽水馬桶的小洋樓，這些在整個中國北方，幾乎只有天津你能得到，當時的北京雖然相隔不遠，而且號稱是首都，那可就差遠了，達官貴人們能住的最好的地方，不過就是四合院，一開院門，整個城市都是暴土狼煙，從生活設施上講，跟鋪著木地板的天津小洋樓，那可怎麼比了，所以當時的很多達官貴人們，到北京是謀個一官半職，掙點錢，真要想享受生活，對不起，請移步天津，所以當時天津租界的房價居然是北京的十倍之多，你能想像嗎？

那上海就跟不用說了，遠東第一大都市，各種燈紅酒綠，所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很多高官平時是在南京掙銀子，但在周末卻殺奔上海去了，上海有漂亮的舞女，有各種各樣的霓虹燈，享受生活，就得在上海，所以這是繁榮，但是問題在於，這樣的繁榮的基礎是什麼了？不好意思，它的底牌讓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感到很尷尬，天津、上海租界的繁榮，就是列強的刺刀和炮艦，是那些蠻橫無理的武力，在民國的時候，一個中國人想要辦一個輪船公司，你通常都得有一個動作，就是把其中10%的乾股白送給一個西方人，最好是一個英國人，因為英國的皇家海軍最強大，只要你拿出10%的股份，就可以享受英國皇家海軍的保護，你划算死了好不好，從此國內的地痞流氓，軍閥都不敢動你。所以搞到後來，英國的領事都很鬱悶，說你們這些英國人，在國內混不好，到中國來混，你們很不愛國啊，我們的納稅人出錢建造了皇家海軍，是用來讓你們掙這點蠅頭小利的嗎？來保護中國人的船的嗎？但是鬱悶歸鬱悶，沒辦法。

當時在民國時候，中國的局勢就是這樣，出了租界，往往就是一片亂世，所以租界的擴展往往都是國內其他地方的政治，或者軍事出了問題。所以租界就擴展一回，你比如說1854年太平天國，上海有小刀會起義，很多難民就跑到了租界裡面，當時英國人說，這是我們的聚集地，怎麼你們進來了，但是也攔不住，怎麼辦呢？但是好歹這些難民往往都是有錢人，帶著銀子進來的，英國人不死心眼嘛，一想得了，掙一票錢吧，把我們的房，把我們的地賣給你們，租給你們，你們就在這兒住吧，所以又掙了一大票錢，而且把租界的地盤又擴大了很多。再給大家舉個例子，1912年的時候，袁世凱手下的北洋第三鎮士兵在天津發動政變，當然有歷史學家講了，這就是袁世凱自己策動的，但不管怎麼樣，這次兵變確實失控了，導致天津老城區的那些商業地帶燒成了一片廢墟，那在添加什麼地方是玩好的呢，那還用說嘛，當然就是租界了，有外國士兵的刺刀把門，所以很多天津的有錢人帶著金銀細軟和家小，就開始往租界里跑，一邊跑，一邊就想明白一個道理，哦，原來只有在租界當中，才可能有生命的安全和財產的保證。

所以從此，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了一個讓現在的中國人感覺到非常尷尬的現實，就是反而在租界內，可以有安全和繁榮，出了這道線，外面就是兵變和動亂，所以你自己選，你待在哪裡，雖然那個地方不是中國的主權，是喪權辱國的地方。在北洋軍閥的歷史上，有一名高官叫徐樹錚。

他的命運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這個徐樹錚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皖系的大將段祺瑞手下的左膀右臂。

在北洋政府當中號稱小徐，大徐就是總統徐世昌，他叫小徐，他在歷史上也算是一個非常有功績的人。比如說1919年，雖然我們歷史書上不大寫，他曾經帶著四千人馬奇襲烏蘭巴托，生是收回了當時有獨立傾向的外蒙古，一個人吶，那也算是足智多謀的人。1920年，當然北洋軍閥內部打得也是一地雞毛，直皖大戰，皖系敗了，徐樹錚沒辦法，就一路往南跑，一頭就扎進了上海的租界裡面，要知道，當時上海是在直系軍閥的包圍之下，比如說什麼孫傳芳等等。

都是直系，呀，小子，徐樹錚是皖系大將，跑到我們的地盤眼皮底下，你想幹什麼，這徐樹錚沒閑著，在上海的租界裡面到處搞串聯，希望皖系軍閥東山再起，所以這個損傳芳就像貓一樣，圍著這個老鼠洞轉，但是沒辦法，這個老鼠進洞了呀，這個洞是由英國人來保護的，英國人說，你別亂來啊，這人到我這兒可就歸我管，雖然我們並不喜歡徐樹錚，我也沒有意圖要保護他，但他進來了，我就要保護他的安全，你看，當時英國人說了還是算的，後來實在壓力太大，怎麼辦呢，英國人說煩死了，你們軍閥在這兒鬥來鬥去，這麼著吧，你走吧，所以徐樹錚沒有被英國人交給當時就在門口亂轉的孫傳芳，而是一張船票，上了船，去歐洲考察。這到了第二年，到了1925年的時候，其實當時段祺瑞已經再次掌權，所以他就又回來，到了上海之後，第一站就給段祺瑞打電報，說我到北京看你去啊，段祺瑞就跟他說，你千萬別來，現在北京的政局我也掌握不了，周邊市民馮玉祥這些人也不聽我的，你可千萬別來，徐樹錚說不怕，你都當總理了，我就來吧，然後就非要去了北京，這一去可不得了啊，段祺瑞說，你到了北京，你就別再出去了，你就在我這兒待著，徐樹錚說不怕，我接著到天津，幫你劃拉點兒兵力什麼的，就從北京在前門車站上了車，直奔天津而去，結果呢，結果出了北京，剛到廊坊，就被馮玉祥給逮著了，馮玉祥當時知道，就等在旁邊逮他呢，所以派著士兵生把火車給攔下來了，上了車，直接把徐樹錚就抓住，抓住之後有什麼審，有什麼判，還給你走法律程序，少來那一套，直接拿到火車站旁邊一個空地，就地槍決，這就是當時一場血案，段祺瑞拿他也沒有辦法，因為手裡沒有兵嘛，過了不久，段祺瑞就黯然下野，從此再也沒有回返政壇，這件事還有下文，1945年的時候，當時抗戰勝利了，徐樹錚的兒子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庭，就向馮玉祥提出了控告，說你當時為什麼把我爹給無緣無故殺了，又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當時國民政府哪敢講這個理啊，就以什麼訴淞時效已過，就堅決不受理，因為馮玉祥當時也是國民政府的高官，哪個敢判他呢，這件事發生之後，讓那些有愛國情懷的人情何以堪呢？在中華民國主權的管治下，沒有王法可講，反而是在租界里是一片朗朗乾坤。

馮玉祥所以在民國歷史上，尤其北洋軍閥歷史上，在北京和天津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非常有趣的互動關係，北京的那些軍閥一旦斗敗了，二話不說直奔前門火車站，坐火車就直奔天津租界當中的老龍頭火車站，一旦下車，馬上就是一片解放區的天，從此就安全了，所以你看，北洋軍閥的那幾任大總統，從袁世凱開始，到什麼黎元洪，徐世昌，曹錕，這些人在天津都有自己的房產，為啥，以備不時之需，萬一斗敗了，那個地方好歹是一片安全的養老之所，所以天津有一個赤峰道，現在還在，當年就是都軍街，住滿了那些斗敗了的軍閥，原來在外面打的跟烏眼雞似的，一旦到這裡，大家都是好鄰居，可以愉快地玩耍，可以搞一些股票投資，搖生一變，變成實業家，所以你看，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場景，但是它也多少說明了租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作用，它就是那些劇烈衝撞的減壓閥。

當然了，後來租界就衰落了，為啥，因為帝國主義不行了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帝國主義，法帝國主義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他們再想在中國耀武揚威，那就沒門了，尤其是北伐的時候，我們北伐軍那可是勢如破竹，在1927年1月3號，北伐軍和漢口英租界的那些警察和士兵，就幹了一架，英國人慫了，不行了，所以漢口英租界從此回歸祖國懷抱，這是1月3號的事情，緊接著幾天後，1月7號，九江的英租界又開始被收回，本來這是一件好事吧，但是這過程中，你看又發生了什麼，3月份，1927年的3月份，北伐軍拿下了南京，然後就出現了一幕人間慘劇，當然我們的歷史書上不大講這一段，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拿下南京之後，把當時英國駐南京的領事直接押至街頭，用青龍刀給砍了頭，而且把領事夫人用27個士兵輪姦至重傷，100多個外國婦女被輪姦，在英國人看來，在西歐人看來，這不就是義和團來了嗎？但是他們沒辦法，有心無力，真的是有想法沒辦法呀，所以最後，只能是停泊在長江上的幾艘英國兵艦，向南京象徵性的打了幾炮，算是抗議，這段歷史，我們中國人不大去提，但是從此之後呢，租界對於人身保護的作用就大大地下降了。

中國社會的這個減壓閥的作用漸漸地就沒有了，給大家舉個例子，1928年，當時國共分裂，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捕殺我愛國義士和共產黨員，其中一個著名的共產黨員，是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的領導人，叫向警予。

就是蔡和森的夫人，這個向警予呢，當時一看不對，就往漢口的法國租界里跑，法國租界也把她抓了，但是按照當時租界的條例，說進入這兒我就要保護，我至少不能把你引渡給國民政府吧，所以當時的法國領事，在漢口的，叫陸公德，這個人至少做到了，當然也有人說，有人給他塞錢了，但不管怎麼講，他就是死活不肯把向警予交出去，但是當時武漢，就是國民政府的那個衛戍部隊的司令，就非逼著他交，雙方就僵持起來了，法國人當時也算是條漢子，居然能夠做到調法國的兵艦，直接到武漢待著，說你要敢進攻，我就敢開炮，當然後來法國人還是慫了，不行嘛，帝國主義遭受了沉重打擊，所以後來法國政府幹脆一看，說直接交人吧，有點丟面子，所以乾脆就換了一個領事，第二個領事就把向警予給交出去了，一交出去，那還用說嗎？當時就遇害了，所以你看，整個租界的衰落，其實就意味著中國社會最後一片安全的保護閥喪失了它的作用，讀這段歷史，真不知道是該喜還是該悲啊。

剛才寫了很多關於租界的好話，我估計場外有些情緒激動的朋友已經在那兒喊了，說我賣國，居然敢替殖民者招魂，多大的罪過，現在全世界都沒有殖民者好吧，我現在替殖民者說話，說給誰聽去，關鍵是我們當代中國人能從這一段租界的歷史當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我想至少有一點，那就是經濟想要繁榮和發展，和平的環境和自由的貿易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在租界的歷史上，這兩點是在外國人刺刀的保護下實現的，但是就像西方人講的那句話，最糟糕的秩序也遠遠好過沒有秩序，所以有些中國人妄圖通過打亂之後得到大治，痴心妄想，沒有和平的環境，什麼經濟都不要再想了，這是第一點啟示。第二點啟示呢，就是人在城市化發展當中的作用，你看，在租界發展的歷史上，其實遠遠不止我們剛才舉的這幾個，什麼上海、天津、漢口、青島，還有很多，比如說東北的營口，當年就是租界，再比如說長江沿岸的什麼九江、鎮江，還有我老家安慰蕪湖，當年都有英租界，甚至蘇州還有日本租界，都沒有發展起來，你說為啥，我們其實可以從人的角度再理解一遍租界的歷史，租界的繁榮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用制度這樣的空泛的因素可以解釋得了的，它其實就是那些西方的冒險家，他們在本國可能很失敗，但是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了中國，帶著自己的視野，觀念，知識，人際關係，在這個地方打拚，用他們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娛樂方式，一點一點構建出來的一個城市化的奇蹟。

比如說上海南京東路是怎麼來的，它不是什麼市政府規劃的結果，它就是一個人娛樂的一個結果，當時英國人要跑馬，他們喜歡賽馬，搞了一個跑馬場，但是嫌太小，就不得不在旁邊建了一條路來遛馬，很多中國人一看，這不就是馬路嗎？對，馬路這個詞就是這麼來的，你看這就叫大馬路，後來的南京路，順著大馬路，後來又修了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整個英租界的市政格局就是這樣奠定的，它的根子實際上是人的娛樂，再比如說1906年，南京東路大修，當時的出資人是上海猶太大亨哈同。

他花了60萬兩銀子，在印度買了幾百萬的鐵梨木，用桐油給它泡了，然後用於修路，當時上海人可自豪了，全世界哪個城市敢用木頭修路，這樣好的木頭，所以當時的報界有個順口溜，叫北京的蓬塵，倫敦的霧，上海人用紅木修馬路，當然不是紅木了，是鐵梨木，但是這個手筆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但是你知道哈同是誰啊，他當年來到中國的時候，就是個猶太癟三，上岸的時候兜里六兩銀子，只能到一些洋行去干一些什麼門衛，清潔工這些工作，但是後來，他利用他猶太人做生意的那個頭腦，炒房地產，後來發了財，成為了上海最有錢的人，後來就修了這條南京東路，所以你看，所有的繁華，說到底都是具體的人。

你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兩條發展思路，第一、叫進口替代，就是我關起國門，不讓你外國的東西進來，我自己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第二、叫出口導向，就是打開國門，我們勤勤懇懇地為外國人做手藝，做東西，這是一個開放策略，雖然剛開始的時候不太看得出優劣，但是一段時間下來，大家知道，進口替代策略是錯的，出口策略才是對的，那為啥呢，說到底，不還是一個人的因素嗎？因為一旦開放國門，進來的何止是資金，關鍵是人，就像中國三十年前改革開放的時候，很多人說外國人精著呢，才不會把自己的核心技術泄露給中國人呢，是，但是要知道，經濟學上有一個基本的結論，就是人類的知識總體當中，那些能夠寫的出來的，能夠號稱叫專利的那些知識，那才是多小的一部分，最大存量的知識，其實存在於人的各種各樣的生活細節當中。

你比如說，你外國人只要到中國做生意，你總要雇中國人吧，中國人蹲旁邊看看，好多東西就能看得會，它不見得一定是那些技術細節，比如說你怎麼管理公司，你怎麼管理員工，你怎麼管理財務，甚至你怎麼管理衛生間，你怎麼管理那些保潔人員，你怎麼做生意，怎麼簽合同，怎麼談判，怎麼做廣告，怎麼做營銷，所有這些東西，當我們在一起日夜廝混的時候，我們蹲在旁邊，又不傻，漸漸地就學會了，這些東西，大家回顧三十多的中國改革開放史，你會發現人才是最最重要的，它為中國培養了大量的人才，所有你看，上海在改革開放之後，為什麼它有先發優勢，就是因為很多老上海人，當年在租界歷史階段，就已經學會了很多西方人的知識，包括很多工作習慣，比如說守時，比如說信守承諾，比如說公私分明，這些東西都是上海人的優點，在很多其他城市，你找員工，往往就不如上海人靠譜，原因就在於這兒，人以及人傳達知識的方式，才是繁榮最堅定的基礎。

好了，說到這兒，其實我們不是為了說租界了，我們想說的是中國這一輪的城市化，如果再過多少年，我們怎麼形容，我們現在這一代中國人經歷的這個階段的中國，我想什麼那個明星吸毒了，什麼誰在微博上又說誰了，誰跟誰又干架了，這些新聞真的不重要，這個階段中國最重要的歷史是什麼，就是大量的中國人要湧進城市，把中國變成一個城市化的中國，每年可有1000萬到1200萬人進城，一個波瀾壯闊的城市化進程正在中國展開，這個過程當中，人的因素就是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不妨再吐槽幾句中國的戶籍制度，很多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他們在批判中國戶口制度的時候，往往是從阻礙農民進城這個角度著手的，但世界上，這個角度是錯的，大家想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戶籍制度，果真攔住了農民進城嗎？沒有嘛，我們就拿上海來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1000萬人口，現在呢，常住人口2300多萬，這還是不完全統計，你看攔住了嗎？

所以說大城市想攔住農民進城，哪有那麼容易，你除非在城市周邊建設鐵絲網，除非你在糧食供給上回到糧票制度，否則農民該進還是得進來，你只不過通過戶籍制度讓他這個過程變得非常痛苦，非常的受折磨，僅此而已，戶籍制度真正犯的錯，其實是另一個方向上的額錯，那就是阻礙了像北京，上海這些高度發達城市文明的人，離開北京，上海，到其他地方去建設新的大城市，因為我有戶口，我享受特權，我怎麼捨得離開北上廣深呢，其實從上一輪城市化的進程，也就是上面講的租界的進程，文明可以發現，租界是怎麼起來的，就是那些高度發達城市文明的人，來到低度發達城市文明，然後用他們的知識一點一點搭起主體框架建成的嘛。

就拿我們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來說，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唯一一個大型城市化的現成案例，就是深圳，可是深圳是怎麼建成的，大家想一想，都是全國各地的精英，包括北京上海的精英，因為那個地方是政策特區，大家可以掙得更多，生活更好，所以投奔而去，帶來了高度發達的城市文明，由他們的知識構建起了基礎的框架，然後再有農民進城，所以才有了深圳。

但是其他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往往我們寄望於什麼政府的政策，什麼高樓大廈，房地產，但是由於，沒有高度發達城市文明的人帶去相關的知識。所以現在在中國很多地方，不就出現了鬼城嗎？沒有人，所謂的城市化就是一場空。啥叫城市化，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它是一種非常精微而繁複，而複雜的人類的社會結構，它的建成，是需要很多知識的引領的，你不要以為把一堆農民往一起一擱，它就是個城市，那極可能會滑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大規模的貧民窟，那樣的城市化，我們要嗎？所說到底，現代化也好，城市化也好，經濟發展也好，所有的都基於人的知識和人的創造，所有，世界上最不明智的事情就是限制人的自由。

本期推薦書籍：

《中國租界史》 費成康 著

《上海租界志》 史梅定 著

《上海法租界史》 （法）梅朋、傅立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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