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國最重男輕女的地方，在這裡。

天下 07-18

本文轉自公眾號：浪潮工作室

ID：WelleStudio163

越窮的地方越重男輕女嗎？北方重男輕女嚴重還是南方嚴重？中國重男輕女的重災區又和計劃生育有什麼關係？

中國人重男輕女，一直以來都是公認的事實。從逢年過節女孩不能上桌吃飯，到父母只願意把家業留給兒子，再到過去殘忍地溺死剛出生的女嬰，相信不少人都能痛陳自己家鄉的劣跡。

如果非要對各地重男輕女的程度分出個高下來，出生性別比算是一個可以用來參考的指標。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顯示，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重災區是：海南（129.43）、廣東（129.49）、福建（125.71）、貴州（126.20）、江西（128.27）、湖南（125.78）、安徽（131.07）、河南（127.64），

基本上從南向北打成一片。

2015年3月29日，福建漳州岩溪鎮，幾名越南新娘在聊天 / 視覺中國

出生性別比還能從側面反應父母生男生女的意願。

要是你看福建的第一孩出生性別比，只有112，不算很高。它意味著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會出生112個對應的男孩。但是福建第二孩的性別比卻達到了148.77。第三孩性別比更恐怖，達到了240.06。再比如安徽的第三孩數據，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有246個男孩跟著出生。如果不是人為的性別干預，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數字。

為什麼是這些地方出現性別失衡？為什麼他們要重男輕女？人們通常的理解是越窮的地方越愛兒子，但這不能解釋廣東這樣的富庶地區對兒子的偏好。

肌肉決定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生產一般只是單純地需要干體力活，而男性在體力活——也就是需要「肌肉」的工作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男性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家庭農業勞動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這同時導致女性在家庭中只能靠邊站，相對地位低下。

在前現代社會，除了中國之外，肌肉決定男女地位的現象基本上是無處不在。2013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爾貝托·阿萊西那(Albert Alesina)等幾位學者研究發現，歷史上那些使用犁耕作的地區，當代女性勞動參與率、政治參與度就會越低。而使用鋤頭耕作的地區，女性受到的歧視就會少得多。這是因為，犁需要強壯的上半身力量，男人更適合。鋤頭只需要手持，女的綽綽有餘。不同的勞作工具導致不同的勞動分工，進而影響男女地位。

中國的鄰國印度如今也面臨著嚴重的性別失衡問題。2014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愛麗安娜·卡蘭薩(Eliana Carranza)研究發現，印度那些適合深耕的低密度粗質土地，被男性勞動力主宰，因為深耕不可避免需要更多的體力。而在深耕土地上，女性的工作機會越少，她們對家庭的經濟價值也越低，最後性別比就失衡了。

印度，扒糧的女人 / 視覺中國

那麼中國哪些地方更青睞肌肉呢？耶魯大學華裔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告訴我們，這要看當地愛種什麼農作物。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種植經濟作物開始變得有利可圖。錢楠筠研究了黃河以南14個省（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等）共1621個縣的數據，時間範圍設定在上世紀80年代。

錢楠筠發現中國那些種茶葉的縣，女性地位要更高，選擇性墮胎、殺女嬰更少。

而種果樹的縣，重男輕女依舊盛行。因為採摘茶葉需要小巧而靈活的手指，成年女性有比較優勢。而採摘果樹需要身高和體力，使得成年男性有比較優勢。如果保持男性收入不變，成年女性收入每提高7.7美元，就會使得女孩存活率提高1%。

2013年5月10日，福建安溪縣，工人們對春茶進行晾青工序 / 視覺中國

不過，茶葉依然不能解釋像福建安溪之類的茶葉生產大縣，為什麼重男輕女之風不絕。想弄清中國哪裡重男輕女最嚴重，為什麼嚴重，光看經濟因素可遠遠不夠。

宗族的籠罩

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往往也擁有最眼花繚亂的重男輕女習俗。

比如身處福建閩南地區的人，或許都認識那麼一兩個叫「招娣」（招弟）的女人，取名的父母希望女孩能帶來一個兒子。閩南語里另外一組同音字是「燈」和「丁」，要是女兒年內出嫁，娘家就要在元宵節前買繡球燈送到女婿家，祈祝早日「出丁」（生兒子）。

再比如江蘇蘇北地區，至今一些家庭在過年時仍然不讓女性上桌吃飯。而廣東潮汕地區的女孩過去如果嫁作人婦，要把丈夫的父親叫做「阿公」（祖父），把丈夫的母親叫做「阿嬤」（祖母），把丈夫的哥哥叫做「阿伯」，俗稱「潮汕女人小一輩」。

2015年2月25日，廣東省汕頭市，清一色男丁參加春節祭祀活動 / 視覺中國

無一例外，重男輕女習俗難移的地區，女性都曾經處在可有可無的地位，生活重心圍繞著男性展開——換句話說，父系家庭體系保留得最完整。父系家庭體系意味著只有男性需要負責養老送終，只有男性能繼承財產，只有男性可以延續家族姓氏，只有男性有資格處理祭祖和喪葬儀式，女性只有嫁入男方家裡生孩子的份（從夫居）。

所有這一切都限制了女性的能力，減少了家庭對生女兒的偏好，降低了對女兒的投資。

雖然在1949年-1976年之間父系家庭體系受到嚴重打壓，但父系家族體系還是頑強地存活了下來，並且在福建閩南、江西贛南、廣東潮汕等一些地區重新煥發生機。

到21世紀初，福建、江西有五成以上的村新修了族譜，六成以上的村新修了宗祠。重建後的宗族開展了各種活動，包括修祖墳、管理祠堂、操辦紅白事務、調解族內糾紛、對外保護族人甚至不惜發動族際械鬥。與之相反，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宗族活動基本上算是瓦解了。

2012年3月29日，江西婺源縣，2003年第三次重建的「蕭江宗祠」 / 視覺中國

修建祠堂、編纂族譜不再是走過場的事。祠堂里的牌位數是某一家庭地位的象徵，對修建祠堂出（男）人出錢越多，越有機會脫穎而出。族譜則是聯繫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紐帶，族譜不僅能用來宣布與某位名人有血緣關係，甚至還能界定祖上的土地接下來該分給誰，家庭自然要派出儘可能多的兒子去爭搶話語權。

而父系宗族越龐大，重男輕女的觀念也越會被放大。

2011年，牛津大學的雷切爾·墨菲(Rachel Murphy)與兩名中國學者，選取陝西、四川、河北、吉林、江蘇和福建的117個行政村，把它們分為30個「壟斷村」、37個「寡頭村」和50個「混合村」。壟斷村只有一個大姓氏統治全村，寡頭村有三個大姓氏支配全村，而混合村的各個姓氏則呈競爭關係。墨菲團隊發現壟斷村和寡頭村的重男輕女格外嚴重，說明宗族勢力大的地方，同時有著壓倒性的影響力。

在巨壓之下，女性不僅可有可無，就連女兒的嫁妝，反而變成了一種額外的經濟成本。於是一些家庭祈禱別生女兒，另外一些有兒子的家庭則打起了歪主意。單單是1987年，中國就有44萬女孩被收養，其中大部分是被江西和福建家庭領走。被這些家庭領走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因為這些家庭領養女兒主要出於兩個目的：女孩可以幫忙做家務活，以及女孩以後可以當童養媳，以應對可能到來的娶不到新娘的危機。

2012年1月16日，福建莆田市，養女尋親活動。她們年齡集中在30-40歲 / 視覺中國

從江西和福建收養家庭的成員構成也能看出，收養行為不是出於純粹的愛心——這些家庭往往都有一個以上的兒子。另外，雖然收養家庭收入在當地平均水準之上，但被收養的女孩上學的機會反而更渺茫，證明女孩更不受家庭待見。直到21世紀初，新華社還報道過福建莆田存在「童養媳村」。

誰在推波助瀾

有意思的是，儘管五、六十年前中國也盛行重男輕女之風，但那時的出生性別比數據卻沒有格外畸形。反而在執行計劃生育之後，出生性別比開始驟然升高。

毫無疑問，計劃生育在背後一定起著某種作用。

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許多重男輕女家庭的慣常做法是，

生出女兒就繼續生，直到生齣兒子為止。

由於整個社會生育率非常高，從統計學上看，中國人既如願以償地要到了兒子，也沒有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但計劃生育的到來，打斷了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生育進程。

2009年，浙江師範大學的朱維興（音譯）與另外幾位學者在《英國醫學雜誌》上發文，指出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帶來不同的性別比失衡。朱維興團隊將中國所有省份分為三類：第一類省份執行計劃生育最堅決，大約只有40%的夫妻在第一胎是女兒的情況下能生第二胎；第二類省份執行政策要寬鬆一些，所有人只要第一胎是女兒或者第一孩讓生活陷入某種「困難」，就可以生第二胎；第三類省份允許所有人生二胎，甚至是三胎、四胎。

計劃生育政策力度不一，顏色越深的省份越嚴厲 /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朱維興團隊發現，第二類省份——海南、廣東、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整體性別比失衡最嚴重，尤其是第二孩出生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第二類省份與那些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大省、重男輕女大省不謀而合。

事實上，第二類省份是在暗示「兒子比女兒重要」：生了一個女兒，可以補生一個兒子；第一類省份政策雖然嚴厲，不過它們本來就是重男輕女相對較輕的地區；第三類省份，即使重男輕女也能通過多生來達到目的，不必做出殘忍的性別選擇。

計劃生育政策讓重男輕女的地區不得不人為選擇有限的男孩，放棄女孩。

那人們通過什麼來人為選擇呢？答案就在於上世紀80年代普及開來的B超技術。2014年，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玉宇與幾位學者測算，整個80年代，中國各省出生性別比失衡裡頭有40%-50%都是B超的貢獻。

2016年11月29日，貴州，一位女藥師，據稱她能改變胎兒性別 / 視覺中國

此外實行計劃生育之後，男嬰出生比重越大的地區，女嬰死亡比例也會越大（正常情況下，這兩個數據不應該產生聯繫）。2013年，復旦大學曹萌等人研究了女嬰死亡性別比的地域差異，結果顯示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歷史上最喜歡溺女嬰、棄女嬰的地區，1980-2000年女嬰死亡率出現了陡然升高。

1980年，江西每死亡一個男嬰，大致也對應一個死亡女嬰。結果到了2000年，江西每死亡一個男嬰要死亡2.5個女嬰，為全國之最。海南、廣東、廣西、福建、安徽等省份數字也沒好到哪裡去，不再一一列舉。曹萌團隊的研究結果還與上文《英國醫學雜誌》提到的第二類省份相吻合，人們為了在有限的生育數量內得到生育男嬰的資格，女嬰生存機會進一步惡化。

2014年10月28日，北京，山東一女嬰被扎12針，經過手術全部取出 / 視覺中國

中國的重男輕女觀念由經濟、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並且在計劃生育下得到強化，展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如今中國的重男輕女現象整體當然在減少，但如果有人非要說什麼重男輕女無論哪個地方都有，非要一碗水端平，非要以「我認識的人已經都不重男輕女了」的個別經驗去挑戰統計數據，那就是假裝看不到特定地區女性不可言說的血淚史，假裝看不到特定地區的重男輕女觀念到底有多麼根深蒂固。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 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 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0.

[2]盛亦男,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響研究, 南方人口, 2012.

[3]肖唐鏢, 宗族在重建抑或瓦解——當前中國鄉村地區的宗族重建狀況分析,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2011.

[4]曹萌, 雷鵬, 吳擢春, 中國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地域差異, 中國衛生統計, 2013.

[5]Seema Jayachandran, The Root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5.

[6]Albert Alesina, Paola Giuliano, Nathan Nunn,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7]Eliana Carranza, Soil Endowment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eficit of Women in India, The World Bank, 2014.

[8]Nancy Qian,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9]Lisa Eklund, Son Preference Reconfigured?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Four Chinese Village,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10]Rachel Murphy, Ran Tao, Xi Lu, Son Preference in Rural China: Patrilineal Familie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11]Monica Das Gupta, Jiang Zhenghua, Li Bohua, Xie Zhenming, Woojin Chung & Bae Hwa-Ok, Why is Son Preference so Persistent in East and South Asia?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China,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12]Yuyu Chen, Avraham Ebenstein, Lena Edlund, Hongbin Li, Girl adoption in China—A less-known side of son preference, The Population Studies, 2015.

[13]Wei Xing Zhu, Li Lu, Therese Hesketh, China』s excess males, sex selective abortion, and one child policy: analysis of data from 2005 national intercensus surv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9.

[14]Yuyu Chen, Hongbin Li, Lingsheng Meng, Prenatal Sex Selection and Missing Girl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Diffusion of Diagnostic Ultrasound,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