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三分之一城市深陷「垃圾圍城」，何解「垃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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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治理一向是令世界各國政府頭疼的治理難題。伴隨著大城市的快速發展和產業創新發展升級，新產業不斷出現，城市垃圾的種類和數量也急劇增加。目前，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圍城困局，三分之二的城市處於垃圾包圍之中。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佔土地75萬畝。與此同時，我國有近140個城市沒有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堆放和填埋的解決方式給土壤安全和水質帶來了隱患。

報紙原文：《城市發展如何消解「垃圾之痛」》

本報記者 小白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國內現有約10億部廢舊手機的存量，回收率卻只有2%左右。如何解決城市垃圾尤其是急劇增多的電子垃圾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城市規劃、環境科學和環境經濟等學科領域的幾位學者，請他們從專業角度進行了分析。

垃圾問題已影響可持續發展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上海復旦規劃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敬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垃圾是人類生活和生產方式的反映。農業文明時期，人類產生的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基本上可以在自然界環境中降解並回歸自然，填埋成為主要的處理方式。工業文明後，我們產生的垃圾出現了三個方面的變化：

其一，快速增長的人口，特別是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在生產和生活中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產業垃圾和生活垃圾。

其二，由於人們生產和消費的物質產品種類越來越多，垃圾的種類也在不斷增加，如電子廢棄物（俗稱電子垃圾，是指被廢棄不再使用的電器或電子設備）等。2012年全世界產生的電子設備垃圾約為4890萬噸，到2017年將達到6540萬噸，差不多是紐約帝國大廈重量的200倍。

第三，垃圾對城鎮產生了負面影響，在農村甚至出現了垃圾圍村的現象。因垃圾而產生的政治事件、環境事件、社會事件等不斷出現，已經影響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居民生活的安全和健康。我們對垃圾的處理方式大都沿用之前的填埋模式，部分城市採用焚燒模式。無論是填埋和焚燒，如果處理不當，都會造成二次污染。

廢舊手機的技術處理難題

電子垃圾回收處理問題起於家電、PC時代。起初，政府部門以「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推動廢舊家電的回收處置。2008年，國務院出台《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提出新的管理辦法，並於2009年制定《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2012年，財政部出台《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徵收使用管理辦法》。2014年，《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修訂，電話、手機均被納入新名單之中。

目前，我國已經沉積了約10億部廢舊手機，回收率卻不足2%，且被回收的舊手機中，僅有少部分進入正規拆解企業。對此，上海交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何義亮教授在採訪中指出，廢舊手機作為與個人使用關係密切的電子產品廢棄物，與以往廢棄家電相比，數量相對更大。手機的線路板里，有高價值可回收利用的貴重金屬，如金、銀、銅；也有一些會造成嚴重污染的重金屬離子，如水銀、鉛、鎘等。要把手機里有害的金屬離子分離出去很難。現在有一些個體商戶會做一些低層次的手機拆解和分離，但在回收有價值的零件的同時也給環境帶來污染。

對廢舊手機的利用是個難題。上海交大課題組正在研究電子垃圾處理，通過技術手段將手機金屬部件進行拆解、粉碎和分離。具體做法是通過粉碎到很小的尺度，利用金屬的比重不同，再進行分離，然後分別進行資源化處置。他指出，儘管有技術作為支撐，但還要基於政府的投入，建立規範化的資源回收基地，進行廢舊手機的集中處理並形成一個鏈條，走規模化發展。而這在目前看來尚存在一定難度。

還有一個途徑可能更為有效，那就是由手機和電子生產商建立一個生產、銷售到回收的渠道。在生產過程中，生產商有自己的一套生產線，因此更適合建立回收資源的機制。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思路就是產品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續。手機等電子產品產量越大，電子垃圾就越多，企業要對此進行考量。他建議倒逼企業建立回收機制，改變產品結構，盡量不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質成分，延長產品使用周期。「畢竟，對高尖端生產的產品，再用很低層次的方法拆解，是不協調、不對稱的。所以說，必須要讓生產商把這個鏈條負責起來。」

電子垃圾處理凸顯的經濟問題

6月，在廈門舉辦的2017兩岸循環經濟發展論壇上，與會的學者關注了「城市重塑與垃圾資源化」這一主題。大家表示，發展循環經濟需要依靠公眾的力量。垃圾分類和回收只是開始，後續如何使用與再利用，通過商業模式提高這些資源的價值，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應利用技術創新、「互聯網+」等做好垃圾的回收再利用。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李志青對記者表示，手機等電子垃圾的回收所涉及的最大問題是經濟問題。作為垃圾的回收利用，廢舊手機的垃圾回收面臨雙重市場。第一個是回收市場。回收需要成本，如果沒有正面激勵和約束，很難讓回收者產生積極性。第二個市場就是回收資源利用，即回收後的廢棄物在回收市場上有沒有優勢和較高的利用率。在第二個市場上，廢舊手機的性價比不高，原因在於回收手機資源還要經過很多程序，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資源。所以，從市場主體角度看，廢舊手機的可利用性不高，經濟價值不高，這也造成回收行業或者說循環經濟無法在很多產業里落地。

要提高循環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就需要全社會和政府部門積極扶持循環經濟。這種扶持首先應體現在規模上，要使之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其次政府要進行經濟補貼，讓其經濟價值與新開發資源的價值相持平，這樣循環經濟產業才有競爭力。實際上，垃圾可回收產業都面臨著這樣的成本困境，只能在低水平上循環，無法做到有效提高回收資源的利用率，這是癥結所在。第三，還有一個可能降低回收資源成本的有效渠道，就是推動垃圾的分類。從源頭上進行垃圾分類，有助於降低回收過程中再處理的成本，這對整個循環經濟產業來說很重要。為此，需要政府對之進行補貼和鼓勵，同時還要提高全社會的節能環保意識，提高民眾在垃圾分類方面的參與度。唯有做到這三點，才能突破以上瓶頸。

垃圾治理需要新觀念

2015年以來，國家和地方繼續從政策層面推動和支持垃圾分類工作。「十三五」規劃綱要發布，明確要加強「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再生資源回收」的有效銜接；2016年6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聯合發布《垃圾強制分類制度方案(徵求意見稿)》，提出了垃圾分類的總體要求和目標。

敬東認為，我們需要認識到，垃圾是沒有得到很好利用的資源。關於垃圾治理需要把握四個關鍵：一是理念的普及。全社會在生產和生活環節需要儘可能減少垃圾的產生，全社會需要知曉垃圾的減量化就是最大程度地節約資源。二是制度的保障。需要建立嚴格的垃圾分類收集制度並強制性推廣實施，按照最新發布《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要求，2020年年底，我國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達到35％以上。三是技術的突破。需要建立一個垃圾再利用的循環經濟模式，變廢為寶。將循環經濟模式作為城市垃圾治理的核心，關鍵的突破是垃圾再利用的無污染化技術突破。四是規劃選址和技術突破的耦合性。合理布局垃圾收集、再利用、填埋和焚燒場地。如果有嚴格的垃圾分類收集制度和垃圾再利用無污染化技術的突破，垃圾的處理設施應該可以成為城市的亮點和市民活動的中心。例如，丹麥的哥本哈根市把新建的垃圾焚燒廠和城市生活設施融為一體，並且將之建為市民冬天滑雪的勝地，這一方案入選了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的「2011年度50大最佳發明」。

何義亮教授認為，在超大城市建設中，對以手機等電子垃圾為代表的廢棄物的處理，也要有一個超前的模式來管理。創新不能僅僅強調在末端的處置上如何去創新，用什麼創新的技術、工藝裝備，這樣始終是被動的。創新不僅僅包含末端分類處置和回收，還包括源頭管理上的創新，即儘可能減少垃圾的產生。管理體制的創新同樣也是創新的一部分。倒逼企業建立回收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機制體制的創新和管理的創新。「換一個思路，往往會有新的辦法。超大城市人口太多了，如果完全靠消化的方式去解決它，那是行不通的。就如同依靠修更多的路來解決交通堵塞問題，終究趕不上車輛增長的速度，應該通過車輛管理來解決問題。所以說，發展的同時要考慮各方面如何平衡，這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6期第4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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