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內陸進發——大清帝國的內亞轉向

自從1669年康熙親政開始，清朝開始了它的盛世（High Qing）。在從前明手中奪取的中國本土(China Proper)，康雍乾三帝有著不同的態度，執行著不同的政策。與此同時，清朝的統治疆域卻在不斷地向西擴張，並奠定了現代中國版圖的基礎。

作為和沙俄、奧斯曼、甚至哈布斯堡帝國相類似的大陸性帝國，清朝並沒有缺席對內陸的進發，現代中國的西北、東北、西南邊界很大程度上都是滿族人幫我們奠定的，充滿諷刺的是，當時朝中的漢人大臣往往持反對的態度。

準噶爾(Zunghar)屬於衛拉特蒙古的一支，他們在歐亞草原上建立了龐大的內陸帝國，而這個帝國的西北和東南分別面臨著沙俄和滿清這兩個農業帝國的壓力。在1690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東部邊界後，康熙便親征噶爾丹(Galdan)，七年之後，噶爾丹在與清軍的消耗戰中莫名死去，屍體被呈送給康熙後被碎屍萬段，但即位後的準噶爾汗繼續抵抗，戰事在雍正年間通過停戰協議和貿易安撫了蒙古各部。

1750年代末的另一次叛亂使得乾隆再次對準噶爾開戰，被清掃一空後的草原，從塔里木盆地到準噶爾的西部和南部，成為了上百萬清朝臣民的新家。漢族高官們對這「徒勞無功」的征伐毫無興趣，並在1760年的會試中留下一致的答案。這片土地也確實成為了朝廷財政上的負擔。乾隆無視這些批評，並將前準噶爾部的領土定名為「新疆」，這新的疆域和其多族群的居民也便留給了現代中國。

在西藏，明朝中國並沒有嘗試直接介入這廣袤的高原。清朝在入關前後開始重視西藏宗教上的重要性。1639年皇太極邀請達賴到他的朝廷。雖然沒有成行，但皇太極也在回信中被恭敬地稱為「文殊菩薩皇帝」。1652年順治隆重接待了訪京的達賴喇嘛。直到18世紀末，雖然被認為就此接受了清朝的宗主權，西藏內部事務並沒有被清朝干涉。

桑結嘉措在西藏奪取權力後因和準噶爾友善而被康熙密謀暗殺。1717年準噶爾入侵西藏後，康熙皇帝快速反應，在1720年駐軍拉薩。1728年雍正不得不增兵。在1750和1791年，駐藏大臣權力節節擴大，掌握了地方行政。清帝也開始以佛教世界保護者自居，以《禮記》中文化論的理念，中央政府並沒有嘗試漢化或改變當地的本土社會。

在西南的雲南、貴州，清朝也需要處理頗多民族問題。將少數民族簡化為「苗」，清廷對苗政策包括了封禁和涵化(acculturation, 不同於漢化或同化)。在1700-1710，有上百萬漢人遷居西南，尋求土地、貿易或者採礦機會。延續明朝的政策，清朝期初嘗試以土司這種較為便宜的方式治理西南邊陲（關鍵詞：「土司制度」可閱讀過去本號發的文章）。後來因為漢人的父系繼承製的引入，針對土司身份的繼承成為了許多爭議的出發點。

1705年，清朝宣布只承認受漢語教育的土司，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卻成了部落戰爭的起因。1720年代清政府決定「改土歸流」，將行政權收歸官僚管理。雍正對西南地區是非常在意的，他和雲貴總督鄂爾泰積極進行土地改革，開荒、私人擁有制和戶口登記大大加強了對西南的控制，然而也引起了地方少數民族的不滿，他不得不在漢人官員的反對下強行派兵進駐。在1735年爆發的古州苗變中，18000人遇難，1224個村莊被付之一炬，也正好和乾隆的繼位事件重合，標誌著中央在西南一個階段的擴張的結束。

而在更遠的中緬邊界卻經歷著多極化的發展。漢人最初隨著吳三桂在1659年抵達後快速發展。吳三桂和清朝當局嘗試在土司之上建立直接管控，而當地的傣族貴族常常能夠和鄰近不同國家相互溝通，並不僅限於北京的清廷。在繁榮的邊境城鎮，常常可以看到儒家私塾和小乘佛教的寺廟緊鄰著。

此地商業活動頻繁，由以宗族、行會和同鄉關係串起來的中國商人主導，商品可以從幾條路徑到達中國和東南亞。清政府政策不穩定，有時鼓勵商貿，有時卻執行禁運，最關鍵的一次禁運在1760年代乾隆對緬甸用兵之時，而戰爭的落幕標誌著禁運的接觸和貿易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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