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致病菌小的無法用肉眼看到，但其仍然會引發嚴重的人類疾病，正因為如此，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很多感染性疾病都足以影響我們居住的環境和方式、我們的經濟、文化和日常習慣等，而且當感染性疾病被消除後這些影響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感染性疾病往往會改變社區居民的結構和數量。1348年至1350年在歐洲爆發的黑色病疫情，患者表現為淋巴結腫大疼痛，皮膚暗斑，這場由鼠疫桿菌引發的感染性疾病殺死了80%的感染者，至少引發2000萬人死亡，這個數字佔到了當時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二；同時這場疫情也減緩了歐洲的城市化進程、工業發展以及經濟增長，很多人都離開了城市回到農村，過著農村生活，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就成為了城市主要的勞動力，受到了極大的追捧。

1875年，由於旅遊業的發展，麻疹從歐洲首次傳入斐濟，在數個月內20%至25%的斐濟人口死亡，同時也引發了斐濟69名首領死亡；領導層的真空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缺失往往使得殖民地政府將大批量勞動力引入到國內開始從事農業生產。

讓我們把視線轉移到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奧拉島，據估計在哥倫布、他的船員及所攜帶的病原體（諸如麻疹、流感和天花等）抵達海島後的50年內，所有的土著泰諾人幾乎滅絕了；美洲土著群體死亡人數的大幅增長在很多地方不斷重複著，其造成了人們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的缺失，並且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進程。

很不幸的是，感染性疾病引入到易感人群中往往並不總是意外的，「細菌戰爭」就是很多殖民地爭奪和戰爭發生時所使用的策略，這其中就包括北美的土著人口，18世紀晚些時候那些被天花感染死亡的人類屍體所用的毛毯被分發給了當地的土著人；12世紀義大利戰爭期間，死亡的動物和人類屍體被扔進了城市的供水系統中；15世紀西班牙人還利用狂犬病後的唾液和麻風病人的血液來攻擊抵禦當時的法國軍隊。

改變全球的經濟

幾個世紀以來，感染性疾病以及治療策略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很多影響，1623年，十名紅衣主教和數百名侍從的死亡使得羅馬教皇七世宣布必須找到一種治療瘧疾的有效方法；瘧疾是羅馬人群所面臨的一種常見的疾病風險，從古典時代晚期(late Antiquity)瘧疾就已經存在了，當時的耶穌會牧師從歐洲遠赴南美去學習當地的瘧疾治療方法，1631年，他們從秘魯當地的金雞納樹中發現了能夠治療瘧疾的藥物—奎寧。

奎寧被發現後，頓時一場控制奎寧的競賽開始上演，目的就是保持羅馬軍隊保持對歐洲的戰爭，當時的拿破崙還企圖佔領別國領土，從那時開始，奎寧就成為了一種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商品」。19世紀80年代晚期，突尼西亞人經歷了多種疾病的流行，包括霍亂、傷寒和饑荒等，疾病的流行嚴重削弱了突尼西亞的經濟，以至於其無力償還債務，隨後突尼西亞就被法國佔領，然後成為殖民化領土。

近些年來，HIV在南非不斷流行，從1997年至2010年，HIV的流行讓南非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17%，而SARS的流行讓東亞耗費了150億美元（大約0.5%的GDP）。

改變飲食模式

我們對很多食物忌口或許都和感染性疾病的發生相關，這其中就包括禁止喝動物的血、禁止分享烹飪和飲食用具等、以及將肉與其他食物的盤子分開，或者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人並不吃豬肉（或許跟豬肉絛蟲有關）。除了這些食物以外如今還有一些其它的準則，包括：1）很多國家喝生奶是犯法的，當然制定這樣的法律是為了抑制牛結核的傳播；2）女性懷孕時不要吃軟乳酪，以免患上李斯特菌病，這種疾病會誘發孕婦流產和死產；3）阻止人們舔蛋糕碗，因為這存在一定的雞蛋傳播沙門氏菌的風險。

在人類語言中添加新辭彙

很多經常在英語中使用的辭彙和表達方式或許都和感染性疾病有關。比如一種常見的短語用來描述患上感染性疾病沒有癥狀但會傳播疾病的患者，我們稱之為傷寒瑪麗（傷寒帶菌者），1960年，廚師Mary Mallon成為了首個在美國被鑒別出的攜帶傷寒沙門菌的健康個體，而傷寒沙門菌能夠引發傷寒，這是19世紀西方國家流行的一種嚴重的傳染性疾病，這種疾病在全球範圍內都存在，尤其是在一些貧窮落後的國家中。一位公共衛生研究人員追蹤了Mary層經工作過的牡蠣灣的疫情，隨後Mary在紐約被隔離，她在那裡待了將近三十年後才去世（並非因為傷寒而去世）。

14世紀，法國人給我們帶來了兩個描述感染性疾病的新術語：傳染病（contagion），意味著接觸；疾病（diseases）來自des（缺少）ease（舒適感）。16世紀疾病流行—epidemic則來自於法語中的epi（其中）和demos（人群）。

因此病原體會同人類一同不斷進化，並且改變重塑我們的生活，當然其也是人類不斷適應新環境，通過人類歷史進程不斷進展的驅動力。

來源：生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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