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會有亡國？因為有這些自己作死挖牆腳的

封建王朝

特權階層兩個明顯的趨勢：

第一，特權的膨脹，無論是權力的廣度和強度，都是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類似於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

第二，特權的去中心化，慢慢的，特權階級的觸手開始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們之間的利益訴求開始變得多元化，統治精英們已經很難再維繫一個主體意志，伴隨著主體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權階級在群體無意識下的盲動，最終的結局就是特權階級的自我毀滅。

從歷史上來看，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是從特權階級自己挖自己牆角開始的。

北宋時期，冗官、冗兵、冗費和土地兼并、農民起義，是朝廷內部最大的困擾，這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大背景。失敗的原因一方面確實由於理念過於超前，另一方面是因為變法的利益與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相抵觸，於是「扛著紅旗反紅旗」破壞變法的現象普遍發生。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就是來自於官僚集團或有意或無意識的抵制。有意識的抵制就是以破壞新法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著紅旗反紅旗」，這是政治鬥爭；無意識的抵制就是特權階級無論怎樣都能從政策中找漏洞，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慾。

我們再來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數民族政權元朝是如何「自我毀滅」的。

當少數民族貴族取代了文官集團成為了食物鏈頂層的「特權階級」時，許多大領主都成為了地方軍閥，不受朝廷節制，自然也不會出多大力氣打農民軍。

本來元朝的低賦稅在歷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寬鬆，但無奈地方領主太殘暴、文官集團太腐敗，低賦稅的好處也落不到老百姓頭上。

元朝法律及其寬鬆——不是對老百姓寬鬆，而是對統治階級寬鬆，是對蒙古領主和文官集團寬鬆，寬鬆的法制加劇了吏治的腐敗。

朱元璋的鐵腕整頓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絕無僅有的——對官員的法律嚴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過了。也正因此明初雖然經歷了如靖難之役這樣全國性的戰爭，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對於文官集團的壓制功不可沒。

明代是文官政治的巔峰，這是封建時代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發達的封建經濟自然造就了強壯的士大夫階層。朱元璋一方面借鑒前朝經驗，一方面能夠從底層勞動人民的視角出發，完善了一套限制文官權力的措施，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然而這一措施是建立在君主本人高強度的工作和超高的政治手腕之上的，於是朱元璋死後，文官集團逐漸掌握了政治主動。建立在不信任武將勛貴集團和外戚集團的大前提下，能夠制約文官集團的只有宦官集團了。

大明王朝文官集團最後的表演更可謂是「異彩紛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還在相互攻訐。

晚明時期的特權階層，真是生動形象地給我們演示了什麼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毀滅」這個詞。他們就是在幾百年的特權浸淫中，變得貪婪、短視、愚昧、腐朽。對於這些特權階級來說，劉宗敏的皮鞭是他們最好的歸宿。——連十萬兩都不肯出的周國丈，最後李自成從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萬兩白銀；兩個內閣大學士，每一家都乖乖的給李自成送去了幾萬兩。最後李自成從北京各級官員和勛貴處，拷掠出來了七千萬兩白銀，這點錢打個對摺，都夠打三遍「萬曆三大征」了。

多爾袞入關時，既定目標就是恢復金朝的領土，也就是達到淮河以北就知足了，畢竟滿清入關不過帶了十萬出頭的人馬，多爾袞自己恐怕都沒意識到這些人能夠征服全中國。

多鐸下江南更多是一種「打草谷」的性質，總共就帶了兩萬人，結果滿清兵鋒一至，江北四鎮降了三鎮，揚州剩下一個史可法。大量的漢族正規軍的投降，是滿清政權統一中國、剿滅農民軍的最核心力量。明軍投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軍餉問題。

在歷史上，儒家道德的約束是文官特權集團最後的防線，諸如像「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話真的是有點用的。然而像錢謙益等人的出現表明了士大夫階層已經徹底撕破了最後的麵皮，他們的墮落是永無下線的。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前進，文官士大夫階層早已爛在了骨里，只等辛亥革命的一聲炮響教他們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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